吴 宁

从中国回来,我读了已故茶叶专家吕增耕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写的《茶叶加工与加工机械》。出乎自己的意外,这样一个枯燥的题目,我却读得津津有味。

增耕先生是我的爷爷吴觉农先生的侄婿,我叫他增耕伯。增耕伯一生制茶,不仅对各种茶的生产和制造过程熟悉,而且他教学生制茶几十年,所以书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有针对性。读这本书,我仿佛是在茶厂里跟着他制茶,每一种茶,每一步的操作,他都如数家珍式的讲来,而且在每一制茶程序的结尾,他还一一列出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读这本书,我不仅能感受到他渊博的、全面的茶叶知识,而且能感受到他对茶叶制作的深厚感情。

我第一次见到增耕伯是在 1973年的一个深秋,我和父亲从江西回北京顺路去绍兴老家。我们到绍兴的那天晚上,大雨滂沱,他的妻子,仲先娘娘好客,作得一手地道的绍兴菜,一桌丰盛的家乡之味,浓浓的绍兴酒,驱走了一路的寒冷。因为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绍兴的亲戚都来了,大家互相敬酒,聊天说笑热闹非凡,可是我注意到,坐在我对面的增耕伯,却很少讲话,也不喝酒,只是吃着他的饭,微笑地听别人讲。

吃完饭,仲仙娘娘收去了碗筷,增耕伯和我坐在桌边喝茶。他好像仍在想着什么,只问一句茶好不好,就没话了。我坐在那里挺尴尬,而他却不觉得“冷场”,多亏仲仙娘娘来添水,她向我寻问一路去黄山的经过。过了一会,增耕伯站起来,笑着说:“时间不早了,你们也早一点休息吧。”望着他的背影,我吐了吐舌头,仲仙娘娘懂了我的意思,笑着说“增耕就是这样的,从小就是个哑子。”

仲仙娘讲的一件事我到今天都记得:1934年,增耕伯从嵊州到金华农校读书,为了多学一点知识,省一点路费,他两年没回家。1936年,从农校毕业了。他回到家里,闷声不响地走进家门,把手提的一只小箱子放在门边。他的母亲因为他长高了许多,没有认出他来,以为他是来招揽生意的剃头师父呢,对他说“剃头师傅,你这样早就来了,我们早饭还没烧呢”。那时剃头师傅是在家里吃早饭的。“阿妈,是我呵。“增耕伯这才开口。”啊呀,根佬(增耕伯伯的小名)是你呀,你长高了“他妈妈惊喜地叫道。

两天后,我们离开了绍兴,增耕伯和仲仙娘娘来送我们。他笑眯眯的,只说了句再会,与口若悬河的仲仙娘娘是个鲜明的对比。在回北京的路上,我问父亲,增耕伯就是不爱说话吗?父亲说:你一定要和他讲茶,一讲茶他话就多了,别人插不上嘴。

父亲是在 1948年时认识增耕伯的,那时,父亲住在杭州金刚巷内之江茶厂的后院,而增耕伯在之江机械茶厂做技师。有一天晚上制茶车间的灯还亮着,增耕在灯下聚精会神地读什么,“什么好书,读得这么有趣?”父亲好奇,走进去一看,原来他在看一份茶机图纸。

回到北京的家里,每天放学回来,我为爷爷送信拿信。不少信是从南方来的,我注意到,那些信件里,常有增耕伯写的。而他的信总是厚厚的。“他都写些什么呢?“我问。

“都是讲茶呵,机械制茶。”听爷爷说,在浙江的嵊县,每年增耕伯家里都会制上几百斤的珠茶。所以从小他就在家里学炒茶。在家里的灶间里,有一口为炒珠茶用的斜锅。每年春,鲜叶收回来,经过摊放后,要在斜锅里抛炒十五、六个小时,从增耕伯的爷爷,大伯,父亲到他的哥哥,家里几个有经验的茶工轮流炒茶。在汗流夹背,腰酸腿痛,一锅茶炒出来,不过二十几斤。“他晓得手工制茶的辛苦,所以对茶叶机械特别用心。”

爷爷提起过,增耕伯从 1936年的三界茶场,到方翰周先生办的婺源茶场、浮梁、河口茶场,到福建崇安的茶研所,他教过茶树栽培、茶叶品种,写了多篇茶树栽培的文章。在崇安时,他每天一清早,天还不亮,就一个人上山去观察茶树的。1946年以后他去了台湾的鱼池红茶试验场工作,带回的都是茶叶标本和茶书。

爷爷提起过,增耕伯在茶方面是个全材。但他最着迷的就是茶机械。从设计到制图都是自学的。他喜欢动手,一见机器就非常开心。在崇安茶叶研究所,茶厂有两台克虏伯揉捻机和两台大成式烘干机,因为收到的茶少,没有被派上用场,增耕伯还是找时间去了解这些机械的性能。1947年,他带回了台湾的制茶机,在杭州的之江茶厂制眉茶,厂里别的人在休息日会去逛西湖,打麻将,跳舞,他却在厂里钻研茶机。一张机械构造图反复地看,了解每一个机械组成部分的作用,弄清每一颗螺丝钉的作用。之江厂的茶机有了故障,都是他自己修好的。

以后的很多年,我去了美国,也就没有再见过增耕伯,他是在 2004年去世的。2007年夏天,为了收集我爷爷的资料,我走访了在杭州农业厅工作多年的王家斌先生,他提起增耕伯伯曾写过一本机械制茶的书。

“那真是一本好的书,全而精,深入浅出,没有一辈子制茶的经验和对机械制茶的热爱,就写不出来的。他写得真有感情呵!”

“太好了,你有这本书吗,给我看看。”我充满希望地问道。

“书刚出来不久,就被有关单位收去了,因为里面提到了珠茶着糊。茶界许多真正了解机械制茶的人都觉得可惜,太可惜了。”家斌先生非常激动地说。

“一本都找不到了吗?”我问。

“很难,很难吧”他摇着头,长叹了口气。

从那以后,在北京,在杭州,在安徽,在福建,我每见到一个茶人,就会寻问这本书。得到的回答总是“没有,被收去了。”一年半的时间里,我虽然没有找到增耕伯的《茶叶加工与加工机械》,却从他的家人和朋友的回忆中,了解到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制茶和茶机设计的经历:1949年参加制造红茶烘干机,1951年参加设计双桶揉捻机,1952年设计均堆装箱改革机,1953年改进铁木结构的揉捻机,1954年改进滚桶联筛机与切茶机的联装,1956年设计铁制手拉百页烘干机……

他的女儿锦叶姐姐告诉我,在增耕伯工作的绍兴茶厂,他的改革的建议永远是反对的人多,赞成的人少,领导是信任和支持他的,但讲好的试验条件也是苛刻的:“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对于增耕伯来说,能够让他搞机械改进,他就心满意足了。他特别珍惜每次被获准的机会,为了能保证制茶试验的成功,他对茶机上每一零件的功用都是了如指掌,对每一个螺丝钉都熟悉。为了保证茶机改造和设计的进展,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常常利用休息日、节假日厂里停工时来作他的机械试验。

他的小女儿吕幸告诉我,别人有收集邮票、图书、印章的嗜好,而增耕伯的嗜好是收集制茶机械图和制茶机的各种性能、技术参数。在家里,他用旧杂志做底本,把自己画的机械图分门别类地剪贴好,又写了很多的注释和批眉。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的书架上排列整齐的旧杂志是他机械制茶的百科全书。

与他在一起工作过的人告诉我,他在设计和改进茶机的时候,总是要先成为手工制茶的专家,要把手工的程序在心里“化了”,真正做到融会贯通。然后,再对现有的机械深入了解。他见过增耕伯拆装机械,就如同庖丁解牛,到了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地步。

1976年,增耕伯从绍兴茶厂退休以后,他做了绍兴产销服务公司的顾问,走遍了上虞、新昌、诸暨、嵊州,帮助一些贫困的村社建茶厂。他的小儿子,吕远有时陪着他去。他们每次去乡下都是乘长途车,带着水和干粮,一清早就去,有时还要在外面住一夜,到了村上,他有时连茶都顾不上喝一口,就开始工作,从选场地到设计厂房平面图,到买茶机设备,到安装,到试车,到制茶,到开茶叶训练班,常常是他一个人作指导。

听吕远说,增耕伯教学生非常耐心,有时一个制茶或设计的环节,他会不厌其繁地讲十几次。“他平时不说话,碰到他的茶叶朋友、他的学生,他的话可多了。”增耕伯体会茶农的辛苦、贫困,他能够利用他的关系和威信为茶农、茶厂找到贷款,改善工作环境。他常去与乡、县、市领导、银行取得联系。他从来都是义务地为茶农指导,不要报酬。只要茶厂顺利投产了,他就十分高兴了。他的报酬,常常是一把竹椅子,或一件蓑衣,或几包鲜笋。所以到今天,他家里到处都摆着高高矮矮的竹椅子。

就这样,又是十年过去了,那些年中,增耕伯帮助建成了十几个茶厂。1985年新年后的一天,他把几十年的笔记,几十年积累的图纸放在书桌上,对仲仙娘娘说,他老了,跑不动了,他要把他一生的制茶的经验写出来,留给后人。那时没有电脑打字,这三百五十多页的书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里面的每一章,他都反复地修改过。几十年试制茶机,他十个手指有六个受过伤,他的伤残的手指弯曲不自如,使他写得慢。画图就更不容易了,拿着鸭嘴笔和圆规、曲线板,手会抖,加上他眼睛不太好,看图的细部常要用放大镜,所以每一张图,他都画过多遍,先在普通纸上画,直到满意了,再誊到硫酸纸上。

他的妻子仲仙娘娘告诉我,他写书很用心,常常在桌前,一坐就是一整天。晚上睡觉,他有时从梦中惊醒,从床上起来,打开电灯,把想到的写在纸上。有一次,仲仙娘娘要去上虞看妹妹了。她对增耕伯说,晚上,她会带回来做好的菜,她已淘好了米,增耕伯伯只要在四点左右,把饭锅的开关摁下去就好。中饭也弄好了,只要在微波炉里热一下。她下午六点钟回来,天都快黑了,还在写,饭也没烧。他报歉地笑笑,自言自语地说 “啊呀,我怎么会忘记了呢,我真是只有这样一点时间呵。”

书写好之后,北京的科学普及出版社同意出版这本书,增耕伯自觉很幸运。出版的编辑告诉他,因为是技术书,不可能有利润,把稿费折成书给他,稿费折成七百本书。他本来也不是要报酬的,能够把他制茶的体会用书的形势传给别人,他就非常满意了。

1990年初,书出版之后,他把这本书一本本地寄送给他的专业朋友和茶厂里的学生。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再一次次去茶区教学生了,他希望这本书能在那里帮助他常常挂念的茶厂和茶农。茶界的老朋友申屠杰、王泽农、张志澄,庄晚芳先生等收到书后都写信给他称赞这本书写得精、简、全,有极高的实用价值。

谁能想到,三月的一天,绍兴有关部门的人来到他家里,说他的书泄了珠茶着糊的密,要全部追回。增耕伯大吃一惊。六十年代以来他所看到的中专和大学的制茶学教科书,都提到过着糊这道工序,为什么偏偏他的这本被指为”泄密“呢。他们说,只是照公文办事而已。他们让增耕伯交出了他手里所有的书,而且列出所有送书单位和茶叶朋友的地址。

根据增耕伯提供的地址,有关部门派人去全国各地收书,在北京,去了科普出版社,收走了所有的书,也收去了增耕伯伯的手稿……

2009年 6月,在离开中国的前一天,我去看我的姑姑谷茗。无意问起增耕伯的这本书,姑姑不是茶人,所以我也本不抱希望。

“啊呀,他还真送了我一本。”姑姑说。

“真的吗?”我惊喜地跳起来。

“真的。你要,就给你吧。在我书架上那么多年了,还没人翻过。“姑姑若无其事地从书架上抽出了这本《茶叶加工与加工机械》。她竟然不知道她书架上的这本书,我已找了一年多,可能是世上唯一的一本!原来,正是因为姑姑不在茶叶界,增耕伯忘记了他曾给过姑姑一本。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呵。

我珍重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因为它可能是世上留下的唯一的吕增耕先生的《茶叶加工与加工机械》,更是因为它凝聚了一个制茶人一生的经历和心血,书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吕增耕先生的肺腑之言。从这本书的出版到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制茶的科学技术一定有了极大的发展,像所有的技术书一样,也许他所写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过时了,但是他的那种一生奉献茶人精神和他对茶事业的热爱是永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