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丽, 章忠明

(1.西北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2.浙江大学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29)

一、引言

对农民经济的研究是从农户经济行为开始的,而对农户经济行为的研究始于农户的家庭决策与资源配置方式,农户的资源配置方式又取决于农户的动机。在学术界,围绕小农动机与行为的争论逐渐形成了三大理论学派。恰亚诺夫通过对俄罗斯农民在工作与闲暇之间时间分配行为的研究,提出了“劳动—消费均衡”论,认为农户在追求效用最大化上选择了满足自家消费需求和劳动辛劳程度之间的均衡,但受到影响劳动辛苦程度和影响家庭需求的各种因素的限定,其边际消费均衡点难以确定[1]。舒尔茨的 “利润最大化”理论则显示,农户是理性的,农户的经济行为都会理性地考虑到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从而把所能支配的生产要素做到最佳配置[2]。黄宗智通过对明清以来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农村的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出农业生产“过密化”的概念,即农户家庭在边际报酬极低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仍然继续投入劳动力,导致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困境,即农户的自我剥削[3]。在三大农户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家庭经济学代表人物盖里·贝克尔教授对农户理论进行了补充,他在讨论家庭成员的劳务分工时,将家庭成员的所有时间单元的价值都赋以机会成本式的估价,家庭再根据成本最小原则组织生产决策,根据效用最大原则制定消费计划,最终实现整个家庭的效用最大化[4]。之后,日本经济学家Nakajima扩展并应用了贝克尔的理论,提出了一个既包括生产者又包括消费者的完整的农户模型[5]。此外,Pitt和Rosenzweig从健康角度、Atana Sahaetal从技术和教育角度、Ajzen 和 Fishbein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等,结合农户模型,对农户行为理论作了相应拓展。

尽管随着学科的发展,有关农户理论与模型的研究在不断拓宽,但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特别是传统农户模型忽视风险及不确定性的研究模式已难以诠释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户行为。农户决策行为不仅受农户自身资源禀赋的限制,还会受制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其中有许多因素往往带有突发性、随机性、多变性的特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户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从长期来看,这种影响最终会在农户的行为决策上发生作用。

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期,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动已成为常态。在这一背景下,从风险与不确定性角度,研究农户决策行为,特别是风险与不确定性对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风险与不确定性背景下的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模型

(一)农户资源配置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方面因市场联系的网络化和广泛性,增加了农户与外部交流及参与交易的机会,拓宽了收入渠道；另一方面,因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以及其他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农户不仅要应对传统的自然风险、家庭内部风险,还要应对各种随时可能发生的市场风险。此外,农户还需面对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体制性风险。

首先,自然风险一直是影响农户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该研究样本所在的西部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差,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干旱、冰雹、霜冻、病虫害等自然灾害频发,严重影响着农业发展和农户农业经营收入,种地吃饭的“生存农业”特征明显。并且,农户在生产和消费决策上,具有明显的“先生产、后消费”的特点,使得自然风险直接影响着农户日常生活的持续运转。

其次,随着农村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深化,农户所面临的市场风险骤然增加。由于农产品生产周期长、市场集中度低、产品差异程度弱的特点,农产品价格的局部均衡性及蛛网效应的扩散作用明显,加剧了价格的波动。同时,在“小生产、大市场”格局下,农民经济组织发展不足,使得农民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再加之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等市场弊端的存在,农户还要应对农资市场、消费市场的垄断高价、假冒伪劣、欺诈等风险。

再次,由于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过程中,体制弊端和制度缺乏给农户带来了一些潜在风险。市场经济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风险规避或平滑制度与机制,而这些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都十分缺乏,给农户带来了很大的潜在风险与不确定性。如随着正规金融机构逐渐从农村的战略性转移,农户信贷与融资困难,以及我国医疗制度改革不到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乏等因素,弱化了农户抵抗风险的能力,加大了农户的风险。

第四,农户家庭风险问题也日益突出。我国正处于特殊的人口结构转换与社会经济结构转换时期,这一转换引发了农村家庭结构、家庭意识、家庭决策行为等一系列转换。农村老龄化速度加快,农民生产生活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传统的家庭保障模式受到很大冲击。对于大部分农户来说,家庭成员生病、婚丧嫁娶、子女上学、赡养老人、抚养小孩等一系列事宜所需要的费用,很可能超出家庭的承担能力,从而给家庭带来潜在的风险,并直接影响到整个家庭的生产决策行为。

总之,就目前西部地区农户而言,农业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都有进一步扩大之势,体制性风险影响作用明显,家庭内部风险问题突出,并且各类风险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从而加剧了直接或间接风险。但在抵御风险的社会机制没有形成的背景下,农户与各种风险的博弈措施集中体现在家庭资源的配置上,那便是以土地资源与劳动力资源配置为核心,选择多样化的生产经营活动。从目前西部地区的农村实践来看,大部分地区“农忙种地、农闲打工”、“打工挣钱、种地吃饭”成为一种主流的资源配置方式[6],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在维持整个家庭经济系统稳定运行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风险与不确定性背景下的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模型

为说明农户在风险与不确定性背景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决策的变化,假定农户可以在农业和非农两个领域配置劳动力,农户劳动力配置的效用为U(Wi,Ti,Ri),其中Wi表示各劳动领域的工资率,Ti表示农户在各个劳动领域配置的时间,Ri为风险影响因子[7]。在劳动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农户面临以下时间约束:

T=Tf+Tn

(1)

其中,Tf是农业时间,Tn是非农时间,T为农户所拥有的总劳动时间。

在给定目标函数和经济约束后,农户面临的经济决策行为即可概括为通过选择最优的务农时间Tf和非农时间Tn,使总配置效用U(Wi,Ti,Ri)最大,见图1。

图1 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决策

(1)在无风险的情况下,FF1表示单纯从事农业产业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其斜率为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其从右到左渐趋平缓,表示在给定其他生产要素的条件下,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递减。NN1表示非农的生产可能性曲线,该曲线越陡,表示从事非农产业的工资水平越高。QQ1是一条与NN1平行、与FF1相切的直线,切点为W。在W点,从事非农产业与务农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相等。W点的右方,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较高；W点的左方,从事非农产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较高。农户在具有从事非农产业或务农的选择权利的条件下,将根据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来选择最优的时间分配组合:在与W点相对应的A点以右,农户愿意从事农业劳动,因为在这个劳动投入水平上,边际报酬高于从事非农产业劳动；在W点以左,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边际报酬高于农业,农户则将其劳动转入非农业。因此,Q1WF曲线是农户在可选择条件下的最优生产曲线。此时,农户农业时间与非农时间的最佳配置为:Tf=FA,Tn=AO,最优劳动配置效用为OQ1。

(2)在引入风险的情况下,假设风险对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发生作用(一般情况下,可能会降低农户的生产效率或边际生产效率),使得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由原来的FF1变为FF2。那么,QQ1与FF1的切点W点相应地转变为图中的PP1(PP1与NN1平行,与FF2相切)与FF2的切点X点。此时,农户的劳动时间分配最优解为Tf=FM,Tn=MO。容易发现,农户在面临风险时,会将劳动力资源配置投入到减小这种损失的过程当中,此时的最优生产价值为OP1,与不存在风险状况下的产值相比,损失了P1Q1。

可见风险通过影响农户的生产可能性曲线,进而影响农户在非农领域的资源配置,并进一步影响农户的专业化水平与农村的非农化进程。从农村实践来看,农户的资源配置不仅仅局限于这两个领域,但风险的作用机制与以上分析是相同的。

三、实证分析

(一)统计描述

为全面把握风险对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本研究利用农村社会调查资料[注]本课题组于2007年底到2008年初,组织西北师范大学“三农”问题研究社的成员和部分研究生在甘肃、宁夏、四川、陕西等地进行了社会调查。调查随机选取了劳动力流动比较普遍的8个样本村,并以面对面访谈形式完成问卷350份,有效问卷306份,其中四川66份,甘肃88份,宁夏72份,陕西80份;涉及306个样本农户的1426人910个劳动力,其中有外出劳动力的农户241户,没有外出劳动力的农户65户。该研究主要利用这次调查所获取的资料对研究主题进行分析。,并对其进行整理分析,得出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如下特征。

1.就样本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个体特征来看,专业化倾向明显

调查资料显示,目前农村劳动者主要包括专职农业生产者、专职流动者、专职个体私营经济经营者及兼业者等。专职农业生产者占样本总量的38.37%,专职外出打工者占样本总量的37.36%,个体私营经济者仅占样本总量的6.09%。此外,还有占18.17%的样本属于兼业者,主要是农业兼打工或者农业兼非农者。

表1 样本劳动力的从业特征

2.就样本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家庭特征来看,兼业化特征突出

在所有样本中有外出劳动力的家庭241户,没有外出劳动力的家庭65户,纯农业、纯打工、纯个体样本分别为17户、7户和5户,而占将近90.53%的样本为兼业户。并且在兼业农户中,主要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占样本总量的25.49%,主要以打工为主的农户占19.61%,主要以个体为主的农户占9.48%,而占样本总量45.42%的农户则表示农业和打工或者农业和非农同等重要,无法取舍(见表2)。可见,大部分农户家庭在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以兼业为主,农户之间没有出现明显的分化[注]这里以家庭收入水平为标准,将农户划分为四种类型:农业为主、打工为主、个体为主、同等重要。参见张永丽：《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我国西部地区8个样本村的调查与分析》,载自《农业技术经济》,2009年第2期。。

表2 样本家庭类型划分及其主要特征

3.不同类型的农户在家庭劳动时间的配置上也存在很大差异,劳动时间配置倾向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并不明显

总体来看,四种类型的家庭劳动日共有45.26%配置在农业生产,有10.17%配置在个体私营经济,有44.56%配置在打工领域。从各种类型的家庭来看,农业为主的样本家庭劳动时间在农业、打工、个体私营经济之间的配置比例分别为65.40%、26.16%、8.44%；打工为主的家庭分别为33.39%、60.46%、6.15%；个体为主的家庭分别为41.08%、22.12%、36.80%；同等重要的家庭分别为41.68%、50.73%、7.59%。

表3 不同类型样本家庭劳动力资源及其配置结构

从以上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特征可见,存在典型的兼业化与多样化配置特征,这一特征不完全符合任何一个经典理论思想,而是存在着很大的交叉性,它与我国西部地区农户的资源禀赋特征、发展阶段及其面临的风险不无关系。

(二)计量分析

1.变量的选取与说明

为进一步分析各类风险因素对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下面进行简单的计量估计。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这里将以打工为主、个体经营为主和一样重要三种类型的农户合并为非农为主的家庭,与以农业为主的家庭进行比较。同时选取相应指标作为自变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各类风险因素,具体见表4。

2.模型回归与分析

根据样本数据的特征以及研究目的的需要,采用目前应用比较广泛和成熟的分类变量选择分析模型logistic模型。记“以农业为主型”为“1”,记“以非农为主型”为“0”。模型设定形式如(2),相关的估计结果见表4。

ln(P1/P0)=β0+β1qltland(1)+β2qttland+β3cenpro+β4avgincome+β5agrinput+β6Rcommer+β7non-agrinput(1)+β8flucprice+β9Rsatisfy+β10maintenance+β11labors+β12medexp+β13eduexp+β14wagegap(1) +β15ruralview(1)+β16futurewill(1)

(2)

表4 Binary logit回归估计结果

整体来看,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各变量估计结果显示如下具体特征:

(1)农业自然风险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有着很强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土地资源禀赋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户在农业领域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一般来说,耕地资源条件的好坏是能否有效抵御自然风险的重要手段,比如良好的灌溉条件等有利于抵御干旱等灾害,引导农户加大劳动、资金等投入。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拥有水浇地的数量与农业劳动投资间的正向关系并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拥有水浇地的农户一般居住在川区,人均耕地数量相对较少,土地吸纳劳动力的能力相对有限。耕地数量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耕地数量越多自然风险越大,但另一方面较多的耕地数量通过规模效应和多样化种植可以降低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增加农业收入。计量结果也显示家庭耕地面积的多少对农业劳动力资源配置具有明显的吸纳作用。此外,就以农业为主的家庭来看,其中有近70%的家庭耕地数量相对较多,并且普遍具有通过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多样化种植来抵御自然风险的倾向。

(2)市场风险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影响是双向的,非农产业导向的推动力和农业产业导向的拉动力并存,是大量农户兼业化的主要原因。这主要体现在农产品市场风险严重影响着农业劳动力资源配置,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风险与不确定又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进程。

首先,家庭自给自足式的生产消费模式对劳动力非农化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农业的保障功能在大部分农村特别是西部地区显得十分突出,主要体现在保障家庭基本生活特别是食品消费方面,而农户的自给自足对农业劳动力资源配置具有一定的吸纳能力,计量结果也显示了这一点。大多数农户具有先满足家庭消费再为市场生产的特性,这主要是由于自给自足既是大部分农户规避农产品市场风险的重要手段,也是规避劳动力市场与农村非农产业市场风险的理性选择,更是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的一种方式,因此,农业的保障功能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进程。调查资料还显示,家庭收入水平越高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越强,农业劳动力资源配置相对减少,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农业的保障地位。

其次,农产品价格波动是农户面临的最大市场风险,也是影响农业劳动力资源配置、农业生产专业化水平得以提高的主要因素。计量结果显示,农户农产品价格偏离当地三年均价的程度对农户劳动力资源向非农领域和打工领域配置具有典型的推动作用,如何稳定农产品价格也是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同时,一般认为农产品商品化率是衡量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农产品商品化率应该与农民收入水平、农业劳动力资源配置呈正相关,但计量结果则显示出相反的特征。这主要是由于农业资产的专用性较强,一些地区受资源条件与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与商品化程度逐渐提高,但较高的农业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有限的耕地资源、农业边际收益水平的下降等因素限制了农户对农业领域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农户主要通过劳动力外出、在农村从事非农产业等手段来规避和分散风险,增加家庭收入。

(3)家庭内部风险也是大量农户兼业化的主要原因。首先,家庭赡养系数、家庭劳动力人数对农户农业劳动力资源配置具有十分明显的正面影响,因为家庭赡养人口越多,负担越重,劳动人口照顾老人而留守农村的几率也相应增加；同时学生人数的增加特别是高中及以上就读学生人数的增加,减少了家庭可支配劳动力,也减少了向非农业领域配置劳动力的几率。其次,不论统计分析还是计量分析都显示充裕的劳动力人数对农户从事农业和非农业都有十分明显的正面影响,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多样化是大多数农户的主要资源配置方式。再次,医疗开支和教育开支对农户的从农意愿具有较强的负面影响,对农户兼业行为产生了较显著的推动作用,关键在于这两项开支对家庭货币收入需求的压力。

(4)体制性因素一定程度上放大甚至直接导致了市场风险、自然风险和家庭风险,严重影响着农户分化与农村的非农化进程,并且农户对体制性因素得到有效改善的预期明显不足,进一步影响了农户对将来的发展预期。首先,农业和非农业工资率水平的差异对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十分明显,非农工资率越高,农户越倾向于从事非农产业,但同时由于个体经营具有较高的进入门槛和较大的风险,限制了劳动力资源的进入,因此样本农户中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户所占比重不是很高,在农业收入有限的背景下,大多数劳动力只能选择外出打工。其次,劳动力进城打工并没有对农户的将来发展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农户虽然对农村发展缺乏良好预期,但城乡体制性因素,比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住房、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等方面的差异,加大了劳动力进入城市的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大多数劳动力依然选择留在农村,进程打工只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显示,有57%的户主表现出悲观的态度,认为农村太穷、太落后或农村太闭塞、不开放,只有30%的农户认为农村现在很好或农村未来会和城市一样好,剩下的农户对农村的认识未置可否,但只有11%的农户有将来脱离农村的愿望。

总之,各种风险对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并非是单向的,而是推力拉力并存,比如农业自然风险、农业市场风险、部分家庭风险有加大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户非农化的倾向,但同时体制性风险又严重限制着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户非农化进程,使农村绝大多数农户陷入一种典型的兼业化的“低水平均衡陷阱”或者温饱陷阱。

四、结论及其启示

由上可看出,大多数农户对风险的态度属于风险规避型,并且在长期与各种风险与不确定因素博弈的过程中,农户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应对风险的策略,正如舒尔茨所言:农户的风险处理策略是理性的,尤其是小规模的农户防范和处理风险策略十分有效[8]。虽然农户防范风险的策略比较有效,但这种策略是在自身的理性范围与自身的资源范围内,通过家庭内部资源配置的调整来实施的,尚存在很大的帕累托改进空间。如何形成有效的政府、社会、农户一体化的风险防范机制,促进农户从兼业化走向专业化,从同构同质逐渐走向分化,促进农村资源的优化配置,应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突破口。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首先,加强农村基本建设,降低农户自然风险。农业作为农户的根本,虽然近年来其收入功能有所下降,但在农民生产生活中的保障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农户对农业依赖性也比较强,但农村自然条件严酷,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自然风险的突发性和随机性很强,从而加大了农户的脆弱性,也影响了农户决策的优化。因此,兴修水利,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是农村降低自然风险、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根本。此外,研究发现农业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农户防范自然风险的主要手段,而农业技术的教育—研究—推广有着很强的公共产品性质,因此必须强化政府职能。近年来西部地区双垄沟播技术的推广取得了十分有效的成果,值得全面借鉴。

其次,完善市场制度,降低市场风险。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已经被推在了市场的风口浪尖上,其生产生活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率也在不断提高,但农村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制度的建设相对滞后,这是农户面临较高市场风险的主要原因。因此,一是必须进一步完善农村市场制度,建立合理有序的农村市场秩序,形成有效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特别是尽快建立农产品市场供求和价格异常波动的应急机制,防止或消除农产品的价格大起大落,稳定农产品价格；二是针对农产品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必须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帮助农民增强对市场变化信息的预测预报能力,减少生产的盲目性；三是在政府必要的支持下,发展和完善农业保险,形成有效的风险分散与防范机制。

再次,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增强农户防范风险的能力。目前,农户面临的医疗、教育、养老及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的问题日益突显,这类家庭风险的大范围普遍存在,成为农户优化资源配置的主要限制因素。但目前为止,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在制度建设还是资金投入方面,都存在诸多不足和缺陷,还必须进一步完善,以解除农户的后顾之忧,促进农村的和谐稳定发展。此外,土地在西部地区农村还承担着很强的生存保障和失业保障功能,从而限制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农民的自给自足倾向也限制了现代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必须在强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同时,弱化土地的保障,促进土地的流转集中,提高耕地资源的配置效率。

第四,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分割,降低农民进城的障碍与风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农民工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大部分农户家庭增加收入、优化资源配置、规避风险的有效措施,农民工市民化也是推动我国城市化的主要力量,但城乡二元体制分割严重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成为现阶段“打工挣钱、种地吃饭”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的主要因素。因此继续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统一城乡就业政策,尽快消除农民工进入城市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加快新一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依然是农民工走出“循环流动陷阱”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农户走出资源配置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的主要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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