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健

改革场域中传媒知识精英的角色“应然”与悖论考察

□ 张 健

笔者曾在《被忽略的传媒知识精英》一文中提出“从目前所搜集到的文献而言，执政党或政府、传媒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相关利益集团甚至社会公众都得到较充分的重视与研究，唯独在传媒知识精英与新闻改革之间的关系方面几乎阙如，最起码有以下几个问题还没有被提起：传媒知识精英的内涵、概念；传媒知识精英在新闻改革中的作用、功能；在当前知识生产制度中，关于新闻改革的理念、目标远景等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这种知识生产的模式有何特点，又内生出怎样的局限，等等。”①在我国日益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进程中，这些问题迫切需要仔细地梳理与研究，才能真正洞悉知识精英与传媒变革之间的深刻关联。

制度设计与批评：传媒改革中知识精英的角色存在

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分析了知识精英与社会政治经济权力之间的几种不同关系。知识分子可以像雅各宾派和早期布尔什维克那样掌握权力；可以如同费边主义者和罗斯福的智囊团成员那样，为掌权者提供指导和建议；可以协助掌权者得到合法地位，并为其提供意识形态辩护；可以成为权力的批评者；可以通过维护道德公正的绝对标准，使人们以妥协之风为耻；还可以对国内发挥影响感到绝望，转向似乎更具理想色彩的国外制度。②科塞的分析似乎仅仅局限于知识精英与政治权力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明传媒制度变革中的知识精英与一般传媒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

一般而言，所谓传媒知识分子“是指借助传统媒体或新媒体传递信息、发表意见、传播思想、交流观点的一批人”，“‘媒介化’生存是他们的常态，媒介是他们社会身份得以建立的基础和前提。”③这里的传媒知识分子强调了传媒是此类知识分子生存的前提和基础，而知识分子则借助传媒来张扬自己的社会文化资本利益。本文之传媒知识精英在意指上有其独特性，是在制度演进意义上使用的，或者说传媒知识精英与政府、民众和利益集团等社会主体一样，同属于传媒变革的推动者和发动者，但是在新闻改革或传媒制度演进中，知识精英又有着不同于其他制度主体的角色使命与存在方式。

首先，传媒知识精英与政治、经济权力中心保持一定的距离。知识精英并不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独立存在，而是广泛存在于社会公众、政府内部组织以及利益集团之中。从整个社会阶层分布系统来看，传媒知识精英大部分并不直接掌握社会决策、社会领导能力，大多依附于大学、研究所或传媒机构这样一些非政治化的公共机构。这种超脱性使得知识精英能够较为自由地审视传媒变革的各种社会关联与影响，为传媒变革提供多种多样的制度框架和制度设计，同时也对既定传媒制度中存在的种种不适应进行批评与吁请。

其次，传媒知识精英在新闻改革中的作用取决于其专业技能与思想认知。知识精英在传媒制度变迁中通过自己的专业技能与思想认识，能够设计出更好的制度框架和制度安排，能够有意识地引导传媒变革向着更加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信息传播、保持社会变革以较低的成本方向推进。

第三，传媒知识精英应该与特殊的经济利益划清界线。与传媒知识分子过度市场化引发传媒市场之全面转向娱乐和虚假新闻、放弃舆论监督，并进而认同“传媒——市场”逻辑不同的是，传媒制度变革中的知识精英仅仅是作为传媒改革的制度设计者、推动者和批评者而存在。知识精英从某种意义上应该超然于特殊利益，或者说在推进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是没有自己的利益考虑的，而是将自己的努力作为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机遇。

政治还是学术：传媒改革中知识精英的角色尴尬

传媒制度演进中，知识精英的“应然”角色是制度设计与批评。然而，“媒介的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与政治、经济以及精神文化、信息权力之间，像是一种复杂的联姻，相互纠缠，难解难分。”④在现实的制度变革中，各种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信息的复杂博弈使得这种“应然”角色安排不得不面临着诸多的逻辑悖论，从而使得我国传媒制度演进中的知识精英面临着角色尴尬。

“公共精神”与“体制内知识分子”之间的尴尬。传媒知识精英在提供和生产传媒知识时首先会面临一个合法性问题，即生产传媒知识是为了发挥知识分子的生产和传播知识的职业“本能”还是为政治意识形态提供合法性辩护？也许精英们的潜意识里存在一定程度的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取向，但从已经发表的文章、专著来看，这种远离与怀疑被层层精心打扮的美妙词语所遮盖，完全走向为“体制”需要而出谋划策和辩护。比如《自上而下：当前推进广播电视集团化改革的现实路径》一文提出的主要论点是，在目前政策体制空间内，应当大力加强自上而下的领导，这是当前组建广播电视集团的必要路径。但在论证和分析之中，一个主要的立足点就是“实现壮大民族广播电视机构，保障国家传播利益的目标”。文章的潜台词实际上即使是不改变目前“四级混合覆盖”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也仍然可以大力推行广播电视集团化。这是一种知识精英与国家政治之间极为矛盾的心态，这一两难困境是传媒知识精英无法回避的。

“规划知识”与“学科知识”之间的尴尬。这个问题实际上跟第一个问题相关。几乎每个新闻传播研究者在申报职称填写表格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重要栏目，即承担的国家、省部级或市厅级的纵向项目和由传媒或其他社会机构提供资金的所谓横向项目。这种根据“项目”生产出的知识，都是直接或间接以“行政性”需要为中心而生产与提供的，被邓正来命名为“规划知识”。邓正来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被指称为“知识规划时代”，“这种‘知识规划时代’所具有的最为根本的特征是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集体性’和‘宰制性’，换言之，在于它是以政治性的权力和由它确定的‘学术’制度安排为基础的，而这意味着这种政治性的权力和‘学术’制度安排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我们的知识生产方式，而且决定了我们知识产品的具体内容。”⑤

与“规划知识”相比，学科知识是根据学科发展需要或对某种研究对象的认知进行生产和传播的，尽管在宏观上与社会需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却极为微妙，没有“一双看得见的手”在直接操控，指挥着知识生产的方向、目的和用途。我国传媒改革知识生产来源于改革的社会现实的迫切需求，来源于为执政党和政府以及传媒机构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主义怪圈，增强决策合理性、科学性的需要。那么，这种知识究竟是“规划知识”还是“学科知识”？这种知识究竟是对传媒规律的诠释还是应时而需的应急文章？这是一个时时牵动着传媒知识精英们敏感神经的关键问题，也是传媒知识精英们在面对哲学、文学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进行合法性质疑时“难以承受的心灵之痛”。更重要的是，当传媒知识生产与国际通行的传媒知识体系进行对话时，对话的基础和平台何在？

制度设计所需的海量信息与知识精英所拥有的有限信息之间的悖论。众所周知，信息的充分、真实与准确是制度设计的基础，也是传媒产业政策形成的前提。然而，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型阶段的我国信息权力主要分布格局仍然是，信息拥有量的多少是与信息主体自身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成正比的。也就是说，信息主体所在部门越重要，级别越高，可支配财富和文化资源越多，所控制的信息量就越多、越权威、越全面。“由于制度安排和决策者利益有直接关系，因此这种多种资源集中在社会经济等级高端群体手中的格局，往往排斥其他阶层特别是中间阶层参与决策，极大地妨碍构建和发展稳定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⑥传媒知识精英特别是作为“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尽管在社会分层、社会结构上属于中国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然而传媒制度设计过程中信息资源相对的孱弱与匮乏，无形中削弱了传媒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准确性。也正是这种信息资源掌握上的极不对称使得学者们关于传媒改革的分析、评论，特别是传媒制度的构想和设计与传媒业界实践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距离，进而在某种意义上黯淡了传媒知识精英阶层在业界的威望与尊严。

（本文系苏州大学青年教师后期项目“转型·建构·困境：建构主义视角下电视节目类型变革30年”阶段性成果）

栏目责编：陈道生

注释：

①张 健：《被忽略的传媒知识精英》，《声屏世界》，2009（10）。

②刘易斯·科塞：《理念人》，北京，中央编译社，2001年版，第 2、3页。

③姜 华：《媒介知识分子：关系、角色及身份重建》，《新闻大学》，2009年秋季号。

④郑世明：《权力的影像》，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⑤邓正来：《在体制中拒绝主流》，http://blog.sina.com.cn。

⑥邓炘炘：《动力与困窘：中国广播体制改革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