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一个对中国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影片《孔子》用一个多小时将其生平和思想轨迹概括出来，告诉我们：孔子不是完美得像神一样毫无瑕疵，他也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内心苦闷；其之所以伟大，既有文化上的成就，更来源于其人格的巨大魅力。影片做到这样，确实不容易，值得赞许。影片以过亿的票房证明了自身的成功，那么，对以后传记片创作来说，《孔子》有什么启示？

一、类型观念的更新

除了十七年时期郑君里导演的几部古代人物传记片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娱乐文艺潮中制作的一些宫廷古装片，《孔子》可以说是久违了的一部古代人物传记片。中国传记片，一直对大众缺乏吸引力，这可以从大量电影从不标榜为“传记片”片种这一现象就一目了然。中国的传记片创作，主要是《周恩来》式的伟人传记、《董存瑞》式的革命英雄传记、《蒋筑英》式的当代英模传记。尤其是在“主旋律”概念提出后，传记片创作紧扣现行政策，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楷模一个个得到银幕再现，虽然反应迅速及时，宣教味也毫不含糊，但败坏了观众口味，赶走了“上帝”。在今天，也许定义为这样的电影类型，会影响对观众的吸引力，但是，《孔子》以其成功的制作观念和运作策略，彻底改变这一咒语。其实，电影类型并不天然地存在高下优劣之分，不同的类型，都召唤着、同时内在地建构着自己的观众，同时，彼此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种类型如果不拘泥于特有的叙事风格，相反能吸收其他类型的技巧和方法，融入更多其他形态，提供更多的观赏快感，打破观众的期待视野使之获得更多的震惊体验，那么就能使得观众最大化。美国西部片作为类型之一，就包括了我们知道的其他许多电影类型，既有观众所熟悉的动作性极强的影片，也包括爱情片、科幻片、伦理片、歌舞片、喜剧片、历史片，甚至还有先锋派的实验电影[1]。也就是说，电影类型只是观众和电影制作者凭直觉进行的粗略分类，之间可以是交叉的。

新世纪自《英雄》起，国产大片一路势如破竹，但是一直是“叫座不叫好”的尴尬局面。中国电影在“人类精神理念迫切需要有力支撑的现实呼吁下，在全球传统文化兴起的大背景中，从无限展示人性迷茫到回归传统文化精神成为必然走向”[2]。《邓小平1928》、《吴清源》、《铁人》、《梅兰芳》等传记片是新世纪创作转型的重要表征：面向市场，考虑观众，体现人文内涵，注重传主人格精神的塑造。传记片不再是亦步亦趋的人物宣传片了，传主不再是只有崇高行动、没有自我心灵流露的“单面人”了。《孔子》的出现是这一新的追求的必然结果。全片着重展示孔子的儒家仁义思想，并将思想家孔子作为一个凡人的个性品质形象化。影片以其强烈的历史品格，为传记片赢得了本该有的声誉。主体故事以历史纪年方式展开，营造了深深的历史感，子孔鲤，弟子颜回、子路，见南子、堕三都、周游列国，主要内容都是有史可依；3500多种道具，小到考究的服饰、家臣兵器上的字纹，大到都城、宫廷，还有“活人殉葬”的场面，行礼的姿势，辩论的场所，都力求接近那个时代，可以说，影片营造历史的努力和达到的艺术效果都是明显的。同时在叙事结构上，把握当代欣赏意识，既要还原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又要引发现代人的兴趣，找到平衡点。编导意识到，如果太散文式地去讲述孔子的一生和他的思想，必然会造成公众理解上的困难，所以在创作上，有意吸取好莱坞的叙事模式，选定了孔子经历中几个有代表性的故事，然后进行加工。这是一部认真、有诚意、体现创新观念的传记片。

二、亲和叙事

以往传记片基本上采用全知客观叙事，创作者的主观动机和好恶选择被掩盖在故事之中，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内容隐藏在制作后面，呈现一种客观立场，仿佛事件如生活般自然发生，一切未经操弄，具有毋庸置疑的真理性，《赵一曼》、《董存瑞》、《宋景诗》等一批经典传记片莫不如此。有时是以旁白的方式直接道出对历史的判断，显示权威身份，让观众产生“真相（历史）就是如此”的接受效果，从而认同叙事的传主的人格和品质，完成影片的叙事目的[3]。然而这种选择也使那一时期电影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公式化、类型化的倾向，使得观众处于一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迷醉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影片显得过于冷静，让观众处于疏离的冷漠状态，与传主的情感距离甚为遥远。随着现代叙事学的发展，不同形态的人称叙事开始在电影创作中出现了，如自知视点叙事、次知视点叙事、旁知视点叙事等。在传记片中开始吸收一种更为主观、显得更加亲近的叙事风格，这样主观的叙事策略，具有强烈的主体介入色彩，无论是讲述他人，还是自己，都有强烈的感情取向，拉近了观众与传主的距离，观众更好地去走进传主内心世界，达到“同情之理解”。

《孔子》作为一部最近的传记片，显然意识到叙事角度对裸露传主心灵的重要性。故事从衰老的传主开始，他在沉思默想，镜头逐渐推近，转为传主的独自回忆。影片最后回到开头，情节犹如圆形循环，前后呼应，达到了一种哲理意蕴。这样影片营造了自传式叙事情调：传主的个人追忆。观众与传主一起遨游于其几十年间的人生历程，体察其内心情感的涌动以及阵阵伤痛。观众在影片中看不到急切的功利性，即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追求。意识形态在电影中的表现程度不一，一般可以分为：1、中立（neutral）；2、暗示（implict）；3、明示（explicit）[4]。十七年时期的《林则徐》、《聂耳》、《雷锋》等传记片流露出的意识形态性是非常明显的，新时期以来的《吉鸿昌》、《周恩来》、《焦裕禄》、《孔繁森》等也是毫不隐瞒自己的意识倾向，当下的主旋律传记片《记者甘远志》、《王忠诚》等也都是昔日创作意图的延续，这些传记片的立场基本上都是赤裸裸的“明示（explicit）”。而《孔子》相比较立场中立，并无爱国主义、民族大义、党教思想、无私奉献等在以往传记片创作中常有的宏大主题，一切靠影像叙事和内在情感冲击力，经由亲和叙事而贴近大众的观赏习惯。

三、引入贺岁观念

自1997年《甲方乙方》，中国内地贺岁片已经走过了十多年的历史，逐渐成为电影事业发展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考察这些片种，无非是搞笑片（冯氏作品为代表）、功夫片（成龙为代表）、虚幻大片（《英雄》、《无极》之类）等，典型的商业娱乐片，在人们眼里，操作这些影片的人，大都是精明的商人，与艺术丝毫无关。无论业内还是业外，一般认为在“‘贺岁片’中讨论‘艺术’，肯定有点过于奢侈”[5]。难见谨严的传记影片，似乎缺少足够的文化素养、人文内涵。而传记片基本上是借建党、建国、建军或传主的诞辰（忌辰）的特殊日子走上前台，似乎与“贺岁”不沾边。作为典型的主流电影，传记类型片，只注重政治宣传分量，拍得概念、枯燥，缺少吸引观众的感染力，以致上映得依靠单位集体购票、靠红头文件等行政手段来运作。日积月累，观众对中国传记片产生了排斥心里，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以典型的艺术片种、并且还是传记片类型杀入贺岁档期，《孔子》提升了贺岁片的文化内涵，同时启示我们：传记片，只是电影的一种类型，同样可以走上市场，走上“贺岁”。与贺岁相连的是注重明星、宣传方面的策略。

明星是象征性的商业符码，在文化市场上可以凝聚巨大的关注度。在好莱坞，明星是电影业中最可预料的经济因素，许多制片厂视明星为票房的保证。事实证明，通过明星的号召力可以促成一部影片票房的成功，许多观众正是冲着喜爱的明星进电影院的，尤其是现实生活的平淡，大众需要明星来调剂生活，用作社会交往的谈资和话题。当然，明星对于电影和观众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票房，在现代社会常常成为时尚、成功的代名词。自从张国荣饰演“主旋律”电影《红色恋人》以来，大陆影片聘用港台明星饰演角色甚至主角，并不少见，这种策略的号召力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一向比较谨严的传记片创作中，港台明星担当传主一角，《孔子》却是第一次。早在2004年《邓小平•1928》作为一部青年伟人传记片，走惊险主旋律路子而启用港星余文乐，不讳言商业运作，但是传主（邓小平）还是大陆的安荣生饰演。《梅兰芳》中，黎明饰演“半个”（少年传主由余少群饰演）传主。从一般故事片到传记片，从配角到主角，从半个传主到贯穿全片的完整传主，明星策略在传记片的过程清晰可见。《孔子》不仅限于此，息声多年的歌后王菲演唱主题曲《幽兰操》（尽管影片结束时未必有几个观众能完整地欣赏）。明星和艺术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孔子》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观念已被打破。《孔子》一方面借助于“国学热”的东风，吸引眼球，另一方面使用巧妙的宣传策略。从一开始严守拍摄进度，直至一再斟酌上映日期，努力打造低调而神秘氛围，吊足大众口味；“子见南子”通过媒体的炒作演变成“挑逗门”，增加了市场卖点；参与央视权威栏目《艺术人生》，“下跪”成为娱乐头条；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的优势，公映前推出官方网站[6]。制作商业化，放映也要紧贴市场，《孔子》选择在2009年年底上映，加入贺岁片档期，在迎战考验的同时也是抓住了机会。“贺岁”的成功，证明了《孔子》制作班底的机灵与自信，也预示了曾经背上骂名的主旋律传记片同样可以“叫好又叫座”。

当电影的主要功能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宣教转向了市场经济时代的娱乐的时候，电影作品必须得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要了。在现代都市文明强势发展、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当代中国，电影作为一支文化产业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常识。电影必须运用当代制作技术，吻合当代人的审美观念，能为广大观众接受、认可。传记片创作也应该审时度势，也需要打造视听奇观，拉动观众群，这样才能保证电影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扩大电影市场的覆盖面。《孔子》在这方面可以说做出了表率。几个较大的场面，就是借鉴了近期大片的风格，“夹谷之盟”等多处激烈宏伟的战争场面，使用电脑特技，再加上充满悲壮色彩的周游列国，可称“史诗巨制”。同时，家庭的温馨，亲人的眷恋，师生的心心相通，子见南子等，使得本片又具有文艺片的绵绵情意。尤其“子见南子”，并不像媒体所渲染的那样用女明星的裸露来达到如劳拉•穆尔维所极力批判的“男性凝视”。《孔子》没有，相反，南子色诱孔子不成后说“很多人知道你所遭受的苦难，却不知道你在苦难中所体悟到的境界”。南子说出了他的心声，这真的感动了孔子，让跌入人生低谷的他泪流满面，引为红颜知己，于是满腔愤懑化为浓浓情思。真可谓：史诗气魄演绎先贤传记，刚柔兼具再现赤子心灵，这使得曾经被符号化的孔子形象不再呆板，不再抽象了，而是具有艺术质感。一部具有商业性的传记片，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孔子》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三性”统一上还是比较成功的，值得借鉴。

《孔子》首映三天票房3800万，最终以过亿完美谢幕，胡玫成为至今亿元俱乐部成员中的唯一女导演。新中国涌现了一批女性导演，但拍摄传记片不多，拍男性传记商业大片的，胡玫更是第一人。也许正因为此，“子见南子”的情节和铺陈，显示了女性导演才有的细腻与领悟，让人感觉是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是女人看孔子，而不是孔子看女人。随着国家电影体制的完善、电影创作观念的更新，这一现象（女性导演男性传记片）很有可能得到延续——这也许是《孔子》给我们的另一启示。

[1]聂欣如.电影类型[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54.

[2]吕红光.颠覆与反叛思潮中的价值回归——谈近年来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在影视中的兴起[J].当代电影，2010，（2）：159.

[3]李显杰.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234.

[4][美]路易斯•贾内梯，焦雄屏译.认识电影（插图11版）[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358.

[5]陈晓云.中国当代电影[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236.

[6]王利丽.《孔子》与中国电影的“贺岁化”现象[J].电影新作，20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