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注定是一个刽子手，人们往往受当时的社会或者政治的蛊惑而不自觉地参与到一个罪恶当中，终使自己也付出惨痛代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施虐者同样也是受虐者，只是过去没人关注过他们，而《朗读者》正是通过女主角“汉娜”这一典型形象，对这个群体自我困惑和所受的伤害进行探讨。

汉娜是一个身份和性格都很特殊的人。她平庸，因为她是一个文盲，但她又是特殊的，因为社会给她贴上了“纳粹”、“凶手”、“集中营女看守”这样的标签。她热衷于倾听别人朗读文学作品，她对文学世界里美好事物的向往越强烈，对自己文盲身份也就越厌恶越羞愧。在审判纳粹的法庭上，她甚至不惜用谎言来掩盖这个秘密，以认罪来维护她卑微的尊严。但在狱中，汉娜却转而正视自己文盲的身份，自学识字。为什么汉娜会从最初对自己文盲身份病态的敏感转变为正视自我，并以识字作为超越自我的契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从片中“文盲”这一象征意义说起。

“文盲”在电影中与其说指文化程度，不如说是象征人的自我认识迷失。它既是汉娜这个个体所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群体性的，是整个社会自我认识困惑的一种表现。威廉•詹姆斯在他的《心理学原理》中把人看待自我分为两个角度：自己觉知的主体自我和外界所知的客体自我。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必然要与社会发生关系，否则不可能生存下去，因此社会环境对人自我认识的影响相当大。二战时处于纳粹专制统治下的德国形成了一个极特殊的社会环境，在这样一种极端的政治氛围下，会产生一种“集体心理”，而当人们屈从于这种心理时，疏远自我的情形就会发生。荣格在论及与宗教类似的独裁国家时说，这样的统治环境“不但剥夺了个人的权力，而且也通过对个人赖以生存的形而上基础的剥夺，从精神上瓦解了他，摧毁了他。于是每个人的道德决定便不再值得重视，在社会中起作用、受青睐的只是盲目的群众运动。”[1]处于如此生存环境下的汉娜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尤其是作为一个受教育程度低下的普通民众，对政治的无知使得存在于社会中的她疏远了自觉的自我，而恰恰在这时社会赋予了她一个群体性自我的角色。

生物学家认为，人类社会和昆虫社会的共同点在于，都会分配社会成员一定的角色，并且这些角色之间能够互相协作配合。人具有一种惊人的适应能力，能很快进入一种新的角色。角色这种东西自他产生起，就具有两种功能，既能“表现自我”，又能“掩盖自我”。而当强烈的角色感与前面所说的“集体心理”结合时，往往会把人的自我意识湮灭，个人会屈从于外界赋予的自我，而造成内在自我的缺失。影片中，汉娜为了谋生在西门子公司找到一份做看守的工作，但之前她并不清楚这份工作的内容是看管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扮演角色的基本要求只有一条，即按照别人的期望来行动。因此汉娜很快就适应了这份工作，并表现出“看门人”这一职业所应有的尽职尽忠。尽管这样的敬业从人道主义角度看来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但当我们将纳粹这一层意义暂时剥离，单从社会赋予“看守”这一角色的定义来看，那么汉娜所做的工作与我们其他人所做的工作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摆在他们面前的也不过是要么完成任务受褒奖，要么受惩罚。

另一方面，“一个人之所以扮演一个角色而不是扮演另一个始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角色由自己选择的，另一种角色是由他人或者社会指定安排的，而这两种角色给人心理所造成的压力是不均等的。”[2]对于别人或社会指定的角色，我们的心理压力相对另一种要轻一些。因为他人和社会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此时，我们仿佛不是在为自己做事，而是替他人做事。作为一个人来说，汉娜是有良知、善良的，她显然不能接受自己工作所导致的结果是“屠杀”和“灭绝人性”这样的事实。法庭上，当面对历史的证据，汉娜表现出迷茫、无助可以说明这一点。但同样作为一个人，一个社会人，她却可以接受看守应该维持秩序这样一个原则，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无知、政治环境、生活压力的多重作用下，社会赋予的角色感，在当时已经将汉娜作为一个“人”的自我认识彻底掩盖了起来。当汉娜从犹太人中挑选老弱病残并把他们送去毒气室时；当关押犹太人的教堂起火，但为了不至于引起混乱而决定不打开教堂大门时，汉娜的脑中只有一个想法，即这是她作为一个看守应尽的责任。

英国的历史学家鲍曼在他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对这样一些参与纳粹罪行的普通人做了一项研究，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制度性杀人”。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官僚系统基础上的大型体系，每一个人都是整个体系运转过程其中的一个步骤，因为远离最终结果，人们不会将自己的所作所为与最终的结果直接联系起来，就好比修铁路的工人不会因为运送犹太人去集中营的火车会从自己修的铁路上驶过而遭受良心的谴责，组装燃烧弹的工人也不会想到炸弹爆炸时的场景，而那些处于过程终点的人又会认为，这样的结果并不是自己导致的。所以即使那些最后清理毒气室尸体的人也不会有太多人性上的煎熬。阿伦特在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把这样的罪恶定义为“平庸的恶”，阿伦特认为，使得纳粹的罪行得以实现的绝大部分人都具有这种“平庸”特征，他们轻易地放弃了个人判断的权利。

影片中的法庭审判是一个关键的转折，它既是汉娜第一次对过去社会赋予的自我产生深深怀疑的地方，又是促成汉娜自我超越的一个契机。法庭上的汉娜是迷惑不解的，无知的她一向是被动地接受社会赋予她一个角色。因此，当时代出现交替，新的社会赋予汉娜的“自我”与过去相抵触时，汉娜矛盾了。汉娜对过去的工作是没有任何疑惑的，按她自己的话说是“从来没有想过”，因为一切在她看来都是那么的“合情合理”：集中营为了腾出空间给新来的犹太人，必须“处理掉”没有“价值”的犹太人；即使会牺牲许多生命也要维持秩序和防止逃脱，在汉娜看来这一切难道不正是作为一名看守“理所当然”的吗？但当自己勤勤恳恳的看守者身份，自己所坚持的工作原则与法庭所出示的历史证据放在一起时，新的社会却借助法庭赋予汉娜“灭绝人性”“刽子手”“纳粹分子”这样新的角色身份，汉娜也许只想问“这是我吗？我不认得自己了。”此时的汉娜连社会赋予的自我也一并丢失了，因为她根本无法判断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我，这对自卑羞涩的她来说无疑是一种灭顶之灾。因此，最后汉娜放弃用自己“文盲”的事实来为自己辩护就具有了双重含义，一方面，从表面上看，是汉娜对自己文盲身份的厌恶而羞于言表；另外也可以看作是汉娜对社会赋予她新的“自我”的一种认同，表现为默认罪行（即使她对此并不完全理解）。新旧两种角色的冲突虽然使汉娜陷入了自我认识的矛盾中，但同时也让她站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上，这是一个超越性的层面。

超越是人类的本性，当以超越的态度看待自己，“自我”就会呈现出一种超越的姿态。从外部看自我，自我就是既定的，给予的；而当我们从超越的角度来理解自我，那么我们的着眼点就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来考察自己。[3]要想重建自我，首先就必须超越过去那个既定的自我，要把自己从传统的观念和封闭的意识束缚中解放出来。既然超越的理解角度是从内部来考察自己，那么对于汉娜来说，内部最真挚的东西无疑是爱情。影片中，爱情是促成汉娜自我超越的动因。狱中的汉娜意外地收到了旧时情人麦克寄来的录音带，麦克知道汉娜喜欢听人为她朗读，特意为她录制了许多文学作品的朗读磁带。当麦克浑厚的男中音在录音机里第一次响起时，汉娜被震撼得不知所措，麦克的朗读彷佛又让她找回了20年前听青年麦克朗读时感觉。如果说20年前汉娜与麦克之间的爱（汉娜与麦克年龄差距很大）只是为了打发无聊生活的消遣，那么这段沉寂了20多年爱情此时则包含了太多的东西。

“超越”是建立在否定的基础上的，否定让人用怀疑、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也审视世界。要否定就要先敢于面对，汉娜首先面对的就是自己文盲的事实，而识字则成为了汉娜超越自我的手段。对照书本，汉娜仔细地倾听着麦克每一个单词的发音，开始了识字的历程。就像前面所谈到的，既然“文盲”作为一种象征代表了自觉自我的缺失，那么此时影片借助汉娜自学识字，否定自我无知，就可以看作是汉娜寻找真实自我的开始。监狱在这里反而更像是一个暂时把汉娜与社会隔绝开的屏障，使汉娜可以沉浸于文学的世界中寻找自我。

汉娜在监狱中学会了阅读，对自我、对历史、对爱情都有了新的理解。但影片最后将汉娜崭新的自我毁灭掉的，却又恰恰是她最爱的人——麦克。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监狱好比是隔离汉娜与社会的一个屏障，而麦克，这个来自监狱外社会的人，带着社会赋予他和汉娜的角色又来到了汉娜的身边。在相隔20年的沉默中，麦克对汉娜说的第一句话是问她有没有对纳粹的行为忏悔过。麦克虽然对汉娜抱有感情，但是他依然是以一个社会赋予他的“审判者”的姿态出现在汉娜面前，既然最爱她的人都如此，何况社会？麦克的到来消解了汉娜在狱中超越自我的态势。一个人失去了超越的态势，他就会失去灵活、伸张的能力，观点会拘泥于特定的角度，要么成为生活得旁观者，与世格格不入；要么永远的滞留在某一固定角色中不可自拔，失去超越态势的人就丧失了真正的生存能力。

[4]因此，汉娜在出狱前的一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汉娜没能拯救犹太人，麦克也没能拯救汉娜。在罪面前，在社会赋予的各种羁绊中，麦克没有勇气再去面对自己曾经的爱，更没有勇气把他的爱变成真正的宽恕。

汉娜的悲剧不仅仅来自她自身，其悲剧更来自于这个社会，这个社会不仅剥夺了她的“自我”，还不断地在汉娜无知的基础上强加给她一些无法承受的角色，为汉娜戴上了禁锢其一生的精神枷锁。

注释：

[1]荣格《未发现的自我》 [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3年 3月 第19页

[2][3][4]盛晓明 《自我与超越》[M]人民出版社 1989年9月 第85页 第18页 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