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 渔

哥诵的不是诗，是寂寞

/朵 渔

去年秋天，一个疯狂的哥们儿在古城西安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没有名目，没有场地，也没有经费，更没有“主办、协办、合作媒体”。他就在网上发了一个帖，某某、某某，你们来，我们去广场上诵诗。太远了，我没去。我后来看到活动的照片，几个人立在广场上，打一条幅：“某某某诗歌朗诵会”。行人大多匆匆而过，稍有驻足者，大概也视若疯子。

没有固定的场所，没有特定的听众，对着空气朗诵，对着啤酒瓶发疯，对着大街撒尿，曲终人散后，有三俩酒鬼醉卧草丛……此类“非法聚集”我经历过不少。我很喜欢这样的方式，有点返古的味道。中国自古就有“诵”的传统，《诗·大雅·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郑玄笺：“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诵，其调和人之性，如清风之养万物然。”看起来很自在，很美好。李太白当年对着杜甫，大声念几句“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大概也是没有听众的吧，至多三五好友之间，雅集唱和而已。至少不像现在的话剧演员濮存昕那样佯醉佯狂拿腔拿调的。什么时候诗歌朗诵变成了濮老师那个样子的了？据说这是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朗诵艺术”，既然是独立的，那就与诗歌两回事了。诵诗，首先是诗，而不是诵。当诵诗变成了诵，那么由“诵”到“颂”的转变也就轻而易举了。

新诗的朗诵传统渊源不长，白话入诗后，原有的诗体、诗韵全然不在了，传统的“诵”差不多隔绝。新诗人们也曾做过些尝试，比如增加韵律感，押新韵，“戴着脚镣跳舞”，但终归不是新诗所长。朗诵变成面向公众的事情，必须有个广场，有个舞台。后来，新诗以其短小精悍，被“革命”收编，成为街头和广场的艺术。“假如我们不去战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田间：《假如我们不去战斗》）短短几句，胜过千军万马。新时代的歌手们，如贺敬之、郭小川辈，写的也大多是带着鼓点的、适合朗诵的广场艺术，而非纸上的寂寞。“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当众朗诵这样的东西，不由人不手舞足蹈，激昂、高亢、神经质般地突然疯掉。濮老师和以其为代表的“朗诵派”，大概也多是从此类诗作中找准调门的吧。

学朗诵出身的北岛将此类朗诵称为“革命读法”，“所谓革命读法，就是把杀鸡宰羊的声音与触电的感觉混在一起”，北老师幽默地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还是个“革命读法”盛行的年代，诗人仿佛国民发声的机器，“朗诵”永远不缺听众。北岛在回忆光荣岁月时，经常提起他们搞朗诵会的事情。“七九年四月八日，《今天》编辑部举办朗诵会，在玉渊潭公园。我们事先向公安局申请，没答复，就算是默许了。我和芒克、老鄂去勘测地形。林中空地有个土坡，正是舞台。黄锐把床单画成抽象幕布，绷在两树之间。老鄂忙着接蓄电池、放大器和喇叭，像土法爆破。也确实是爆破，炸开个缺口：四九年以来，这样的朗诵会还是头一回。那天大风。听众比预计的少，有四五百人。若从空中看，有三圈不同的颜色：以听众为中心，灰蓝土绿；然后外国人，花里胡哨；最外圈是警察，刷白……”这种“土法爆破”的威力，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渐渐失效了。广场清场，舞台封闭，观众凋零，诗人回到酒桌上。没有听众的诗人是落寞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冬天仍然爱一个诗人”（王寅：《朗诵》）。诗人仿佛集体进入了冬季。

时下的诗歌朗诵会，除了官方举办的充满“革命读法”的“文艺晚会”，大部分民间的朗诵会基本上成了诗人间聚会的场合，带有一定的社交气氛，热情、日常，而略带点做作和表演性。自发的观众的确是越来越少了，很多朗诵会，坐在下面的除了演员，基本就没有观众了。但依然有一些很有号召力的诗人，比如舒婷，她的出场仍是热点。这说明新一代诗歌听众不是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是停留在教科书上。诗人对听众的渴望似乎也越来越淡，他们觉得，与其对那些“床前明月光”培养起来的耳朵朗诵，不如直接对着空气。更有诗人干脆反对“朗诵”行为本身，于坚就认为，诗歌乃是沉思默想的产物，写作是无声的。诗人面对麦克风，犹如面对一枚光明的阳具，两股战战，舌头僵硬。

据诗人西川介绍，西方诗人参加朗诵会乃是谋生的手段之一，根据名声大小，一次朗诵会的报酬从3000到2万美元不等。“国外诗歌朗诵朴素许多，没有中国式的拿腔拿调，一个诗人从头到底朗诵自己的诗歌，不像国内朗诵会，十几位诗人挤在一场，这是图热闹。”行走国际诗坛多年的北岛，对西方的朗诵会多有生动的记述，可参看其《朗诵记》。在经历诸般热闹之后，北老师却突发感慨：“有时面对听众，我会突然心生倦意。我们先人怎么朗诵来着？把酒临风，应答唱和，感怀赠别，生死无限。”谁说不是呢？

作 者：朵渔，诗人。《名作欣赏》杂志文化观察员，现居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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