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臣

“我”一定在作品中
——写作解析之三

/孙武臣

谈写作客体，谈写作主体，更要谈二者的关系。

写作主客体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互动的关系；但写作主体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比如，以鲁迅为例，有理论家分析鲁迅写作的主客体，有下面一些不可少的内涵：一，外祖母家住农村，鲁迅小的时候常随母亲回农村探亲，于是对农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熟悉，对农民也就保持了感情上的联系；二，鲁迅的祖父因科举案而入狱，到父辈已家境破败，父亲重病，鲁迅从小不得不常出入当铺和药店，也常遭到白眼受到侮辱，使他从小就感知了世态炎凉，长大后使他更深切地认识到病态社会的黑暗；三，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他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四，鲁迅具有深厚的古今中外的文化积累和素养。毫无疑问，这些方面都是成为一个作家必备的条件，但我们要看到中国文化人里具备这些条件的人还有许多，他们绝大多数人没有成为作家，只有鲁迅等少数人成为了作家，即使是鲁迅早年也没有选择文学之路，这是为什么呢？正好见证了主体的决定性作用。是什么使鲁迅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是在日本看幻灯片的事件。一个中国人为沙俄做奸细，被日军捉住杀头，而观众中的中国人不觉屈辱，居然鼓起掌来！学医的鲁迅却深受刺激，也深有所悟：我即使医治了人们的肉体，也医治不了他们的精神麻木，而要一个民族觉醒，医治精神比医治病体更急迫！从此，鲁迅改变了志向，毅然弃医从文。可见，主体作用是一种主导作用。

常有文学爱好者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作家？我回答时就以鲁迅为例，要有生活经历、历史文化、艺术审美等各种积累，还要有兴趣，没有兴趣就没有爱，没有了爱的引领，也就没有了内驱力；但这还不足以成为一个追求意义的作家，还需要经历一个强刺激，主体不经受刺激，就难以震撼自己，就不能将兴趣爱好深化与升华为一种志向理想、事业追求。或许可以说，如果只想写点东西作为娱乐，甚至以此作为挣钱的工具，似乎可以不必完成这一“深化与升华”，但若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舍此无他！新时期以后，也有些作家下海经商了，叫做“弃文从商”，也是主体发生了决定性主导作用的变化。当然也有只是为了体验下海生活，再回过头来提笔写作的。

鲁迅的“弃医从文”固然证明了主体作用是一种主导作用，然而，主体的形成却是实践制约的结果。鲁迅之所以能以刺激为刺激，并选择“弃医从文”的定向，最终还是在他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经验（包括创作客体在内）的制约与作用下的心理定势起了作用。一般地说，生活平顺的人不易成为作家；有了波折有了刺激却不能敏感地感受到的生活麻木者，同样也不易成为作家；因为他们的心理定势中不具备成为作家的元素。这不是说，当作家一定要先遭磨难，先受刺激，但必须有从别人的磨难别人的刺激中感悟生活的敏感心灵。

心理定势是一个人以往的感知、想象、记忆、评判而积淀成的思维模式，它的形成对以后遇到同性质同类型的实践活动有个定向的心理准备和评价的经验标准。如同一个人不管是否自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包括审美观）都在观察、体验、感受、发现、情感、想象、直觉、灵感、判断、理解等创作心理的流程中起着选择、判断、理解的作用。即是说，作者的思想艺术倾向，是由写作者的心理定势决定的。

有一种说法：写作可以“无”倾向，做到“纯客观”式的报道，并且称做“零度写作”，意思就是说作者自己“不在其中”，是“纯客观”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现代主义在新时期热闹了五六年后，文学思潮又回归到现实主义为主潮，但以两个突出的特征而称之为“新写实主义”。两个主要特征是：一，以写人生中的生存的艰难与烦恼为主，人物多为底层的小人物；二，强调作者的“零度写作”的纯客观态度。比如，它的代表作《烦恼人生》，以一个操作工的一天烦恼生活为主线，每一天很早就去挤摆渡，过江上班，没到班上已累得筋疲力尽，在班上还要经历没有尽头的人事烦恼。劳累一天，再挤摆渡回家，等吃完饭，一切收拾停当，连和妻子温存的力气都没有了。的确以上两个特征显得极为明显；但即使如此，仍能透过看似客观的描写，见出作者倾露出的对改变平庸生活的期待、对小人物困窘的生存状态的同情。最近王蒙接受记者采访时就他的新作《青狐》引发出的争议，回答说：“有几个女作家看了《青狐》以后告诉我，在阅读时还是能感觉到我对青狐的怜爱，这我就放心了。”总之，期待、同情、怜爱等种种情感意向和是非判断都是再高超的作家也无法掩饰得住的。要想做到作品中一丝一毫的“无我”，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切“倾向”都源于作家的良知和价值判断。

这就涉及到作品中有“我”和无“我”的问题争论了。我不敢苟同作品中无“我”的意见。尽管现实主义有“倾向愈隐蔽愈好”的提法，那只是为了强调与突出文艺的形象化表现形式的特质而已，并非没有写作者的“倾向”，要做到一点也显露不出来的“倾向”，困难到几乎不可能，因为“我”在作品中无处不在。就以我们常写的游览山水的抒情诗文为例，“我”在其中吗？在。刘勰说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即是说，笔下的山水已不是原本的山水，而是带有作者之“情”之“意”的山水了。原本的山水，我们称为“第一自然”；而书写和绘画出来的山水，我们称为“第二自然”，我喜欢称之为“人化自然”。李白的《月下独酌》：“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时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你看，这月亮哪里还是自然中的月亮，已经成为李白亲爱的知音了。这里所谓的“情”和“意”，其实就是写作者的“自我”。我们能在《红楼梦》中找到曹雪芹，在《悲惨世界》中找到雨果，在《荒野的呼唤》《热爱生命》中找到杰克·伦敦。这是毋庸置疑的。

“情感”和“思想”源于何处？来自以上所说的作者的心理定势。

心理定势有三个基本特征：

一是它有高下、文野之分。写作的主客体之间的确存在一个双向反映：写作主体反映什么样的客体以及如何反映是一个方面；同时另一方面是反过来，通过反映什么样的客体以及如何反映也见出了这个写作主体的人格内涵的高下、文野。一个胡编乱造、虚伪造作的写作者怎么写得出真实的作品？一个低俗阴暗、心理猥琐的写作者怎么写得出崇高的作品？一个思想浅薄的写作者在作品中的“自我”自然也深刻不了！处在一个整体浮躁的社会心理之中，写作为了挣钱成为唯一的终极目的，伟大而传世之作如何呼唤得出来？当下写作中希图抓住读者和观众眼球的有几个模式，其中以色情模式运用得最多，但写作者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在你不管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是否需要，大量穿插自然主义的性描写，以为能吸引住读者和观众而“偷着乐”之时，不料同时也在读者和观众面前暴露了你这个写作者内心世界的龌龊和表现的丑陋。这个双向反映的问题是创作心理学值得研究的问题，遗憾的是近些年少有提及。我以为，作品从来就是作者心灵的X光片。

二是心理定势有其相当的稳定性，否则也就没有了写作者的“自我”。一个没有“自我”的写作者，怎么会有自己的创作路数、自己的个性、自己的风格呢？我们许多创作者尚不成熟，仍在寻找路数、个性、风格的路上。

三是心理定势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它应该是发展变化的，与时俱进的，才是积极的；否则就会保守、僵化、落后，变成消极的。即使创作客体没有发生变化，写作主体也应该是发展的能动的。我读过一篇写齐白石艺术人生的文章，介绍了齐白石一生三次更改《虾》，修改之前的虾，形似神不足。经过他66岁、68岁、80岁的三次修改，他画的虾经历了三变，有了质的飞跃，虾的头胸部前端有了坚硬感，腹部节与节若联若断，中部拱起，似能游动，齐白石自己特别满意的是在虾的头胸部分的淡墨上加了一笔浓墨，使虾形神毕肖，艺术造型的“形”、“质”、“动”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可见，由于创作主体的变化，创作客体的虾也一次比一次深化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特别重视创作客体发展变化了，创作主体却依然照旧不变，依然运用着旧的思维定势去写作，作品肯定是陈旧的退化的。我们的许多老作家熟悉过去的工人与农民，但随着体制的改革，在市场经济下的工人与农民，甚至整个社会生活都发生了“旧貌换新颜”的巨大变化，而这些作家又不能深入现实的新生活，不熟悉处在变革中的各色人物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诸多的变化。于是，他们生活陌生化、激情退化、感受钝化、经验老化，甚至有的连记忆也不大清晰了，他们的思维定势已经成为惰性的思维定势了，自然也写不出新工人新农民了。新时期之初，著名作家蒋子龙几乎是与改革同行的，简直是当时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一名代言人，他的《乔厂长上任记》等一系列作品影响很大。但他不太熟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生活，特别是金融市场方面的生活实践，只好终结了工业生活变革题材的系列创作，但他又发掘了自己农村改革生活题材的体验，奉献出他宏大的力作《农民帝国》。而有的年轻作家勇于实践当今社会经济改革生活，熟悉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生态和心态，如周梅森创作了新的长篇系列《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等，提出并思考着当今许多社会重大问题。

作 者：孙武臣，文学评论家，曾任《文艺报》文学评论部副主任、主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撰有专著《文学经纬论》《长篇小说发展论》等。

编 辑：王朝军 zhengshi5@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