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林

地方两会上增税或设立某种新税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案议案的热点。比如,在北京、山东、浙江的两会上,代表委员建议开征物业税以抑制房价,而且似乎箭在弦上立马就将开征;在上海的两会上,有人建议开征“绿税”以保护受到污染威胁的崇明岛;而甘肃两会上更有人提案要求开征气候变化税、能源税、碳排放基金、碳信托交易基金;另外,北京市人大也向中央提出了开征机动车环境税的建议。

一个很不好的趋势是:当下许多地方已养成一种很坏的习惯,就是遇到某个难题时,不去尝试其他治理思路,首先想到的就是收费和加税,美其名曰“以经济手段进行控制”。扬尘难治理了,就开收扬尘费;路太堵了,不想其他方法治堵,就準备收拥堵费;工厂排污也不想管了,而是坐收排污费……“以经济手段进行控制”,装点着经济学术语的理由冠冕堂皇,以至于让地方政府在面对社会问题时无比偷懒,动辄就收费、设立新税。更可怕的是,收费和增税手段被政府用多了、用顺手了、用习惯了,已到了“除了会收费,就不会其他办法”的地步。

政府这种对加税的依赖尚可以理解,毕竟收费和增税一来可以增加政府收入,二来简单易行,三来通过收费政府可以扩张权力——可为什么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动不动就提议征这个税、收那个费,不仅跟着政府一起喊,设立新税的热情甚至比政府更亢奋,频频提出许多有关设立新税的提案议案呢?

在我看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本应该是受纳税人和公众的委托,代表人民参政议政和对政府进行监督的——其众多职责中的核心是:尽可能多地监督政府花好纳税人的每一分钱,迫使政府提高效率,从而尽可能地降低纳税人的税负。尤其是人大代表,公众选你就是希望你能代表公众利益去与政府进行博弈,帮助纳税人以尽可能少的钱从政府那里购买到数量尽可能多、质量尽可能高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也就是说,代表委员们应该更多去提减税建议,迫使政府更高效率地使用既有税收,而不是跟着政府一起喊加税。

政府当然是闻税则喜,总希望税越多越好,那样他们就有更多的钱去修建形象工程,更多的钱去推行行政意志甚至浪费——而代表委员本应该去制衡政府的这种扩张冲动,遏制他们的加税欲望和收费偏好,用立法权、否决权、质询权、审批权等捆住地方政府闲不住的手,让政府不太容易设立新税和动辄收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防范政府肆无忌惮地乱收费、乱增税从而加重民众负担的一道防线。当政府想增税时,代表委员应该问政府:为什么要增税,增税是否必要,收税能不能解决问题,既有税收用得是不是有效率,有没有其他治理途径,有多少征收成本?

可我们有些代表委员,不仅不去尽力帮公众减负,不去遏制政府的收费冲动,不去阻止政府扩张税收的胃口,反而成为政府增税的急先锋。他们提议案收物业税,不首先想想中国人在房子上已经缴了多少税;提建议收环境税,不考虑纳税人在汽车上缴的税已经够多了;提建议收拥堵费,不先去问政府在治理拥堵上做了什么努力;提建议收什么绿税、气候变化税、能源税,却从来不思考民众如果缴这些税,这些钱是会真的被用在治理环境和气候变化上,还是为某些官员的吃喝增加了一个新财源?

其他国家的代议士是在拼命抵制政府的增税冲动,致力于帮助纳税人尽可能少缴一点儿税——我们这边倒好,瞧他们提的那些建议,惟恐纳税人缴的税不够多,惟恐政府收的税还不够多不够狠。某些热衷于设立新税的代表委员,你们的屁股到底坐在哪里,到底是谁养着你们啊?!

不是站在纳税人一边敦促政府减税和降低纳税人负担,而是站在政府利益立场上为增税和收费鼓吹,某些代表委员所以会有这样的角色错乱,主要在于他们身上的官气太浓了,而民气太少了。首先,这些代表委员中很大一部分本身就是政府官员,自然会站在政府立场上提建议;其次,在官本位的体制语境中,许多代表委员已养成了揣测和迎合政府偏好的习惯,政府喜欢什么就体贴地提什么建议;最后,人民罢免不了他们,他们也就不必忌惮于增税提议会激怒民众了。

【原载2010年第4期《中年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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