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巧薇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与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办、浙江金华赤松黄大仙宫承办的“道教的经典与义理”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4月23－26日在浙江金华顺利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山东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北京、浙江、江苏、吉林、广东、台北等地道教协会的道长，共计50余位学术界和道教界人士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和道教界人士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现将本次研讨会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和思想综述如下：

一、关于道教经典与教理、教义。王卡研究员《敦煌本<抱朴子残卷>的传世经纬》一文，就王明先生在《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版后记》中提出关于影印的田中氏藏《古写本抱朴子》就是罗振玉《抱朴子校记》中所说的皖江孔氏旧藏敦煌本的疑问做出了探讨，详细分析了敦煌本《抱朴子残卷》的传世过程，并证明了王明先生在文字校勘中的发现是正确的。姜守诚副研究员的《<三元经>版本的文献学研究》，对国家图书馆及北海分馆保存的十三种版本的《三元经》中篇章结构、扉画造型、文末牌记等内容予以比对和分析，初步研判其成书年代当在明正统十年前后至景泰四年这八年间(至多上溯二三十年)。《三元经》成书后迅速流传于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并在传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文本形式的大转变：即由先前的“繁本”逐步过渡乃至定格为“净本”。这次文本的转型当介于明朝“正德”至“万历”年间，至少历时百年之久。当然，《三元经》“净本”出现后，无论从其内容抑或文字等方面亦在不断增衍。姜守诚认为研究《三元经》版本之演变，对于理解《道藏》、《续道藏》编纂及明清道经有着积极意义。郑开研究员《<坐忘论)研究：道教心性学的视野》，力图自道教心性学的角度或视野，从理论知识与实践智慧之间、佛道理论交会切磋的张力中透视和把握《坐忘论》的理论贡献。其认为司马承祯及其《坐忘论》的思想脉络纠结缠绕于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一是延续了重玄学以来的、善于汲取佛学精义的理论风尚，又自觉运用《庄子》中蕴含的义理予以点化；一是更加注重将高妙的抽象义理与具体的修行实践相互融通，从而赋予了“坐忘”以新的意味與意义。这两个方面相摩相荡、交互作用，恰恰构成了道教心性之学的内容与特征。戈国龙研究员《性命双修语境下的“性命先后”问题》一文，指出在内丹学性命双修的系统工程中，修性与修命之间的先后关系问题是内丹学修道工夫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对性命先后关系的不同看法与不同主张，往往体现了内丹学各宗派不同的修炼路径及其特色所在。该文主要检讨“先命后性说”与“先性后命说”的真实意义，再综合研究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与内在贯通。指出从内丹学性命双修的全体过程上，修性与修命都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层次，修性与修命成为一个连续的链条。两者最后都是要走向性命合一。先命后性与先性后命两者之间并非完全对立之说而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命先后问题的解释不仅与性命二者的轻重、缓急有关，而且与修炼者的根器有关。先性后命对应的是利根人的顿悟，先命后性对应的是钝根人的渐修。岑孝清博士《道教经典及其义理臆说》，认为对道教经典及其义理的讨论，可以从“一”与“多”、“常”与“变”诸范畴进行。无论是经典、义理或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其“一”或“多”、“常”或“变”各有内涵，但其间的关系又不是绝对的。无论如何，在文化现象的表现上可以简要说成：经典是一元的象征物，义理是多元的可能性。这样的内涵是丰富和深刻的，也是有现实意义的。确立中国特质的道教经典及其义理的系统学问，任重道远。

二、关于全真道的研究。张广保研究员《明代全真教的宗系分化与派字谱的形成——以石刻、方志材料为中心的考察》，以详实的材料深入分析了全真教宫观在明代的传承谱系的形成，指出在明代中期以后，王常月中兴全真龙门之前，中国大陆从陕西、山东、河南、湖北、江西、云南等地都有全真教龙门派道徒在活动，其地域跨度之广，超出传统道典的记述。这些龙门派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彼此之间并无密切联系。因此传统道典，例如《金盖心灯》构造的以王常月为代表的龙门正宗的传承谱系只能代表一宗的状况，无法反映龙门派整体全貌。相反的所谓龙门正宗起源的历史年代可能相对较晚，如此为了竞争，他们才要构筑一个较早的传承世系。赵卫东副教授《全真道“三州五会”命名的内丹学义蕴》，认为王重阳给“三州五会”命名并非随意，这五个名称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金莲、玉华、三光、七宝、平等这五个名称，与内丹修炼有关，它们都是通过内丹修炼而达到的目标。五会名称不仅是内丹术语，而且还是内丹修炼过程中所证得的境界，且都与光有一定的关联。“玉华”、“金莲”、“三光”、“七宝”四者，是修炼过程中的阶段性的景象，还是有象之象，而非无象之象，但“平等”却不同，它是超越于所有有象之象之上的无象之象，是更高的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也是一种光，但此光为无象之光，无光之光。这表达了王重阳在内丹修炼上重视“平等”的思想取向。章伟文副教授《郝大通全真华山派内丹心性理论探微》一文，通过对全真华山派宗师郝大通《太古集》内丹心性思想的阐述，并结合其后学王志谨、姬志真等的内丹心性理论，探讨全真道史上影响深远的郝大通、盘山派一系内丹心性思想的特色。指出全真华山派内丹心性论重在对形上之“道”进行把握，以道为造化之根源；以“降心”、“见性”为修道之本；强调在“应物不昧”之中来贯通形上之道的“体”与“用”。郝大通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全真内丹心性理论框架，此框架得到其后学王志谨、姬志真等的阐扬，从而建构起独具特色的全真盘山派道禅融汇心性学思想，为整个全真心性理论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关于道教科仪与神灵信仰的研究。李志鸿博士《法与派：道教家书科仪考论——兼论道教的祖师信仰与师派观念》一文，指出家书科仪与道教法术的祖师信仰、师派观念以及法术的正统观有着密切的关联。祖师信仰是道教家书科仪的信仰基础，由祖师信仰所构筑起来的师派观念，对于形成各教派正统性的传承谱系至为重要。是否拥有正统性的传承谱系成为判别道法“正”与“邪”的准则。宋元新符箓派以及当代的民间道坛，正是通过“本师”、“家书”、“合同”等道派自我认同的独特方式，将“宗”、“派”、“法”这一想像的共同体变成了事实上的共同体。新道派的这一社会文化特征，也充分显示了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的道教文化所具有的巨大生命力、调适力和再生功能。陈晨博士《汉民族历史上的皇帝封神现象与民间信仰发展的关系——从金华黄大仙信仰开始谈起》，指出皇帝封神在传统的汉民族社会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相比官方宗教与正统佛道，皇帝敕封对于民问信仰的发展有更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从官方的角度去看，皇帝封神也是官方对汉民族庞杂的民间信仰进行宏观调控的独特方式。而这种调控方式是由汉民族传统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宗教文化背景决定了的，带有其民族独特性。

四、关于道教思想文化资源与现代社会建构。樊光春研究员在《论低碳生活时代的道家服气养生技术》中，认为道家道教生态智慧的内核，就是万物平等，珍惜资源，可持续发展。道家诸多的养生方法和技术，虽说其

目的在于自身健康，但其实现的途径乃在于身体力行道家生态观，其核心就是“低碳”。道家服气养生的基本理念可以看出，道家养生方法同现在提倡“低碳”生活具有天然的联系。在社会人群中推广道家服气养生理念和技术，也就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马高平道长《论守“静笃”而致“虚极”——归根之路的必然性》，提出“致虚极，守静笃”寥寥六字，即囊括了五千言《道德经》之本意，言简意赅地向世人揭示了道祖元灵所在家乡的方位、胜境及回归途径。马道长以修道者视角，论述了守静是为道者必须遵守的修持方法和处世态度，致“虚极”是修行人修持归家的根本目标。“守静”而致“虚极”是修行人的归根轨迹。郁兰子道长在《略谈<赤松子中诫经>的善恶承负说及其社会意义》中，指出《赤松子中诫经》对善恶的承负报应阐述得非常深刻而且全面，是一部至今仍有社会教育意义的道教劝善的经书。该经书阐述的“善恶源于心”的观点，在当代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对净化人们的心灵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书中劝诫人们“众善奉行，诸恶莫作”，更是对规正社会风气，构建和谐社会，起着不可估量的道德教化作用。张凤林、熊建伟《善者自兴，恶者自病——道教“承负”思想简述》，认为道教关于善的理解，经后代道教徒的阐发，对于人们为何要行善，如何劝人行善，形成了“承负”思想。道教的承负思想从个人、家庭着手，通过论说“承负”所意寓的灾责之不确定性，激励和号召人们从长远着眼，做一个好人，建一个好家，诒一个好社会，为子孙后代行善积德。发挥“承负”说的伦理功能即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一致，有利于当今和谐社会的建构。刘仲宇教授还谈到关于道教读经问题。他认为讲经说法是道教界的重要传统。时至今日，道教讲经说法的传统已经断绝。道教的教理、教义皆出于经典，然而现在的道教徒60％是年青人，读经有很大的障碍。其中，古文的训练不够是重要的原因。所以，现在在道教界提倡“读经”，适逢其时，而且相當必要。这是提高当代中国道教的社会影响力，增强道教文化主体性的重要策略。学术界与道教界的研究都是影响道教文化的中坚力量。回归经典，对于探求道教在当代中国的生长点意义重大，借此也能增强道教的文化认同，以及国家、民族的主体性，文化的感召力。

此次会议的主题为“道教的经典与义理”，从根本上说，道教也是一种开放性的、具有兼容并蓄特点的文化体系，而且作为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在我们民族固有的丰富多彩的民间宗教信仰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思想意识予以理论化，对人们的行为方式或文化模式进行“抽精取华”，最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道教“经教体系”。这一“经教体系”的形成缘于道教对自身经典的重视，“教依于经”而“经不离教”。道教经典，无论它在文献学何其复杂，历史命运何其多舛，思想理论何其幽深，它们都是先民文化经验的表达、汇聚、提炼与总结，都应该是我们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重要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