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企业在体制的夹缝中撒种，而在长成一定的身量之后，常常引来高层领导人的关注，每一次决策层的关注，每一次领导人和民营企业家的相逢，都体现着那个时代的历史走向。

马云频获高层青睐

6月25日上午，正在杭州调研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考察。就在温家宝视察阿里巴巴的4天前，央行刚刚下发通知称：全国范围内，凡已从事了支付业务的非金融机构，均应在“新规”实施之日起一年内，申请取得“许可证”。逾期未取得的，将不得继续从事支付业务。

其实，不论温家宝是否视察阿里巴巴，坊间早有断言，称马云和他的支付宝笃定可以顺利拿到央行的“许可证”，极端者甚至放言：央行新规，等于为马云的支付宝“清理了门户”，因为马云的支付宝，几乎就是当今中国最具信誉的“非金融机构类第三方支付平台”了。

面对大国总理，马云——这位1964年出生、早已不再年轻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承诺：“未来十年，要为1000万家小企业解决生存、成长、发展的平台，为全世界创造1亿人的就业机会，为全世界10亿人提供网上消费平台。”

面对员工平均年龄28岁的中国最大网购平台，听到马云的上述汇报，温家宝声明自己“是来学习的”。并说：“一个有理想的人和一个有理想的企业，都有一个不屈的灵魂。‘阿里巴巴’为青年人开了一扇门，这扇门可能很小，但穿过这扇门，前面就是光明的坦途，要坚定不移地走过去……”

邓小平三谈“傻子”年广久

1979年，年广久请的雇工有12人。社会主义还能雇工？这是不是属于剥削？大家争论不休。

1980年，邓小平热情地肯定了安徽的包产到户与大包干，邓小平看到“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后，当时就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并对一些人对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

邓小平第二次谈到“傻子”年广久是在1984年10月22日的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因为1982年底又有人反映年广久雇工的问题。邓小平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再次谈到“傻子瓜子”问题：“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这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保持长期稳定。”

作家吴晓波在其著作《激荡三十年》中写道：“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韧而勇于博取。”年广久正是他们中典型的一位。

1980年，1984年，1992年，这刚好是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转折点。年广久命运的起承转合被认为暗合着中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进程。

朱镕基请王石做“房地产顾问”

1997年11月的一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南下深圳视察，听取企业汇报。深圳市委指名万科的老总王石到会发言。在这次汇报中，王石谈到了分税制改革对企业的影响。

简要介绍后，王石总结说：“去年，万科公司的经营利润虽然略有下降，但我们的纳税额并没有随之下降，而是上升了。”“为什么？” 朱镕基的好奇心被挑了起来，“因为分税制啊！”王石说，“税制改革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税务上的关系是承包制，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纳税也是承包的。比如，万科去上海发展，就要和上海税务局签订承包合同，一旦确定了基数，每年都要有一个增长比率，譬如，万科在上海就是每年按20%递增，但这样一来，企业压力很大，因为纳税与企业每年的实际盈亏，并没有正相应的关系。分税制改革后，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承包合同作废了，万科就可以按照实际的经营业绩来纳税。因为万科今年的经营规模还是增长了，所以我们纳税总额也就增长了……”王石的一席话，让朱镕基连连点头。

一阵阐述之后，王石大胆地问：“不知道总理怎么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片刻沉默后，朱忽然反问道：“如果国家取消福利分房制度，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能成为支柱产业吗？”王石坦言：“现在还不能。”

朱镕基斩钉截铁地说：“可我想在两年内，让房地产业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王石立即跟上一句：“既然总理说行，那就一定能行。”全场笑声一片。朱镕基也笑了，他说：“哎，你是房地产专家呀。我聘请你为我的房地产顾问。不过，是没有工资的顾问哦。”

1998年3月，朱镕基就任总理。这年7月，全国党政机关停止了执行40多年来的实物分配“福利房”做法，中华大地由此开启了持续至今的地产热浪，贡献了至关重要的GDP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