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亚明

台湾的“街道办主任”

文/吴亚明

里长虽说是真正民选出来的，却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他们一般都在家里办公，还有一些里长的服务处干脆就设在附近的寺庙里。

在台湾，“里长”选举也模仿高官的选举方式，使得大街小巷热闹非凡。

一天晚上，我在台北县的一个朋友家喝茶聊天，忽然有人按门铃，原来是他们所在“里”的“里长”挨家挨户送环保袋来了，蓝色帆布口袋上面有里的名称、里长的姓名和服务处的手机号码。送走里长，朋友告诉我，这个月就要里长选举了。

里长是台湾特有的职位。台湾的城市都设有“区”，“区长”由市长指派。区的下面又设有“里”，里长虽说是真正民选出来的，却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一般来讲，他们就在家里办公，还有一些里长的服务处干脆就设在附近的寺庙里。里的下面又设有“邻”，“邻长”由里长指派。因此，从这个层面看，台湾一般所谓的里，就好比大陆城市的街道，而邻则好比是居民委员会。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曾经设置了“保”、“甲”等基层组织。1945年台湾光复后，当时的国民政府将保改称为里，甲改称为邻。那时规定的里一般以200户为原则。经过几十年的变迁，情况已大大改变。比如台北市曾经有十几个里人口众多，像葫洲里，一个里就有3.1万人，比台北县一个乡镇的人口还多。后来通过调整，葫洲里分成5个里，不仅减轻了里长的负担，也解决了资源分配的问题。如今，台北市250万人口，已经分成了449个里。

虽说里长服务处就像大陆的街道办事处，但在这里办公的人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里长，还有一个是“里干事”。有趣的是，这个里干事是公务员，由区长指派来帮助里长料理“里政”。所有的里干事上午在区公所上班，下午就到里长服务处转悠。

那么，里长和里干事到底都做些什么事情呢？专门研究地方自治的台湾淡江大学教授吕育诚介绍说，一般来讲，里长有四项任务：第一，受市长指挥监督办理里内公务及交办事项；第二，有效运用里内社会资源，广筹里建设基金；第三，反映民意，配合政令宣导；第四，执行里自治事项并办理上级委办事项。最具体的则是为里民开列各种证明文件，例如饲养家禽家畜头(只)数证明、受灾情况证明、身患重大疾病或不能行走证明等。

里长任期4年，连选连任。记得有一年台北市举行里长选举，竞争非常激烈，台北449个里，平均3个候选人角逐一个里长席位，甚至有的里出现10个人共同竞争里长的情况。那段时间，放眼台北的大街小巷，到处挂满了红、蓝、黄、绿各色布条和旗帜。如果徜徉其间，经常有机会看见参选人或是骑着摩托车，或是推着自行车，或者干脆走路为自己呼号拉票。选情为何如此激烈？一位现任里长告诉我：“参选里长不需保证金，加上台湾失业率高，因此有些人认为即使选不上，能出来打打知名度也不错。”

在台北市担任里长，除了一个月有4.5万元新台币(下同；4.7元新台币约相当于1元人民币)的行政事务费可拿外，三节都有奖金：在端午节及中秋节，市政府都会发放7500元；春节则有3万元的慰问金。另外，每个里长平时还有每月450元的报纸费，每年6000元的自强活动旅游费，每一届还有5.5万元的出国考察费。此外，里长任满后还可以领9万元的退职金，林林总总合计每年可领约61万元。一任下来，包括退职金，可以领到240万元。

里长可以兼职，也就是说可以有其他正职。而台北市政府每年也为邻、里编列了约10亿元的经费，平均每个里一年可以争取到222万元的建设经费。再加上4年任内市议员、市长、“立委”及“总统”的选举，里长有意无意往往成为各级“民意代表”和“首长”的支柱，少不了有经费让他们经手。再说选举时的人际关系更是无形资产，其中的好处难以估计。

从台北市历次选举来看，大型的选举越来越冷，基层的里长选举却越来越热，或许这正说明了经济不景气，小民纵然有心想改善大环境，却玩不起大型选举，不如从自己负担得起的基层选举找到改革立足点。从自己所处的环境做起，何况还有稳定的收入，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台湾的里在历经多年演变后，虽然取得了数量上的优势，但实际运作反而出现萎缩症状。一方面，各级地方行政功能不断增强，日渐排挤了里的职权。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日趋开放，民间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并实际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相比之下，一年一度的里民大会却少人问津，以至于需要通过举办摸彩、歌舞活动吸引民众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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