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雪娜，崔 淼

（1.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北京 100875；2.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110036；3.宁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系，宁夏 银川 750021）

转型期“农转居”居民社会心理处境的实证研究

黄雪娜1，2，崔 淼1，3

（1.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北京 100875；2.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110036；3.宁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系，宁夏 银川 750021）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转居”居民感知当前中国不同社会领域社会变迁，其社会变迁感知、评价、主观支持资源、社会支持资源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复杂关系，中国“农转居”居民的社会心理处境表现在农转居居民的年龄、教育程度、就业状态对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的影响有显著差异；教育程度高中以下的无业新居民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显著低于其他新居民；社会变迁速度地感知和评价、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相关显著。对社会变迁的主观评价在社会变迁速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社会支持通过主观支持这个有调节的中介变量来影响主观幸福感。

“农转居”居民；转型期；心理处境；主观幸福感；城市化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城市化的研究中，时代和人群是两个重要的考察变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急剧的社会变迁。城市化和社会分层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内容[1]。城市化现象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并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土地征用，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农转居”居民，即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进入城市社区生活的“农转居”居民（即新居民）。有关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就业、养老、医疗，以及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水平引起了政府及社会的关心、重视。

纵观国内外研究，当前对“农转居”居民社会变迁感知、应对资源、幸福感等相关内容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不多,且主要集中在对单一内容的研究,未见对三者的综合研究。有关社会变迁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有关社会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苏联和前东欧集团国家快速的社会变革中的如何影响人民的社会和心理的生活[2]。通常这些研究所关注的与社会变革有关的心理健康指标主要是自杀，抑郁，或精神病院住院率等[3]鲜有将主观幸福感作为心理健康和生活状态的指标的。有关“农转居”居民的幸福感研究中，则大多集中在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例如，王洪法认为现代人幸福感悟能力的弱化源于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的缺失,由此探讨了社会资本和幸福感的关系[4]。吴丽、杨保杰和吴次芳的实证研究也表明，社会资本对“农转居”居民的健康水平和幸福感起着正向的促进作用[5]。

“农转居”居民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作为社会现象的反映，往往表现出社会依从性特征，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相应变化。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发展通过政府政策、社会思潮等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基本身心健康和幸福感水平。例如，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社会的急剧变化与动荡将导致负面的心理体验。除此之外，在社会自然发展进程中，某一突发的重大社会事件也会对人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水平产生深刻的影响与强烈的冲击。因此，“农转居”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体验既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种敏感的折射，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变迁的缩影。因此，本研究从心理学角度出发，以“农转居”居民主观幸福感为切入点，研究在社会变迁背景下，“农转居”居民的社会心理处境怎样，他们是如何感知这种社会变迁以及这种感知是如何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随机选取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河、道义、虎石台3个“农转居”社区新居民为研究对象，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30份。其中男性107例（46．5%），女性 123 例(53．5%)；工作所属部门：无业 60 例（26%）；政府部门 42 例（18．3%）；事业单位42 例（18．3%）；国有企业 11 例（4．8%）；私营企业 6（2．6%）例；个体经营 23 例（10%）；农村务农 43 例（18．7%）；上学 3 例（1．3%）；平均年龄 33．6±11．52。

（二）测量工具

1．社会变迁进程量表。

我们根据开放式问卷编码，自编5个问题的量表来测量被试对社会变迁进程的主观感受。计分采用五点量表，1为及其缓慢，5为及其快速。例如：当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你认为——。这个问题重复测量了5个社会领域（经济、教育、社会福利、犯罪和房地产）。这5个社会社会领域是根据在当前社会情境中与人们息息相关的重要程度选择的。本研究内部一致性信度为．81。

2．社会变迁评价量表。

我们根据预研究自编五个项目的量表来引发对社会变迁的主观评价。计分采用5点量表（1=非常消极的，5=非常积极的）。在5个社会领域中（经济、教育、社会福利、犯罪和住房），十分将社会变迁看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例如：当前发生在经济上的改变你认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本研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72。

3．主观幸福感。

为了衡量主观幸福感，我们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GWB），量表由美国国立统计中心制定，共33个题目。本研究中采用国内段建华(1996)对该量表的修订，即采用该量表的前18项对被试进行施测，本研究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933。

4．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

该量表由Blumenthal于1987年报告。用以评定个体主观知觉到的社会支持程度,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人支持3种各4个自评条目。本研究采用6点计分，本研究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930。

5．自我效能量表。

一般自我效能量表(GSES)由Schwarzer等人编制，中文版由王才康等人（2001）翻译修订，共10个项目，采用6点计分。本研究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898。

三、结果与分析

（一）社会变迁感知的描述统计分析

所有“农转居”居民所感知到的社会变迁速度是快速的（M=4．16,SD=1．24），对社会变迁的评价都是偏向积极方面的，他们认为这种社会变迁是朝好的方向发展（M=2．82,SD=1．39）。 被试所感知到的社会变迁速度以及他们对社会变迁的主观评价在不同的社会领域是不同的。一个重复测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感知社会变迁速度上，5个社会领域有显著差异，F(4，916）=32．52，P〈．001；在对社会变迁的主观评价上，F(4，916)=12．64，P〈．001，5 个社会领域也有显著性差异。通过post-hoc分析进行组间比较，结果表明，在社会变迁速度和社会变迁主观评价上，除了经济和教育两个社会领域，所有的社会领域都与彼此显著差异。尤其是，房地产变化的感知是最快的（M=4．82，SD=1．26），同时也是评价最为消极的（M=3．11，SD=1．24）。 而且社会不同领域的社会变迁的差异在人口学变量上并没有显现差异性。

（二）主观幸福感、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基本状况的描述

1．不同性别“农转居”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主观支持及社会支持状况的描述统计。

男性主观幸福感（M=78．92，SD=11．11）与女性的主观幸福感（M=81．26，SD=10．60）相比，没有显著性差异（t=-1．64，p=0．10）；男性主观支持（M=40．87，SD=9．10）与女性的主观支持（M=40．30，SD=9．70）相比，没有显著性差异（t=0．46，p=0．65）；男性社会支持（M=52．19，SD=12．12） 与女性社会支持 （M=53．63，SD=12．35） 相比， 没有显著性差异 （t=12．35，p=-0．90）；

2．不同年龄“农转居”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主观支持及社会支持状况的描述统计。

在主观幸福感、主观支持和主观支持3个因素上未表现出显著的年龄差异)。通过post-hoc分析进行组间比较，结果表明，30岁以下新居民（M=51．70，SD=12．48） 和 60 岁以上的新居民 (M=51．38，SD=11．22)在社会支持得分显著低于40-50岁年龄阶段的被试(M=56．63，SD=11．47)。 其他年龄阶段被试得分在社会支持方面的差异均不明显。

3．不同工作所属部门的“农转居”居民在主观幸福感、主观支持及社会支持情况的描述统计。

表1显示从事不同工作的被试在主观幸福感、主观支持及社会支持各维度的得分情况。在主观幸福感、主观支持和主观支持3个因素上均表现出显著的年龄差异，其中在主观幸福感维度上这种差异表现为非常显著（p〈0．01），在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维度上，差异极其显著（p〈0．001）。 通过 post-hoc 分析进行组间比较，结果表明：处在无业状态的新居民在这3个变量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处于就业状态的被试。在主观幸福感维度上，处于无业状态的农转居居民的得分均显著低于政府部门工作的被试、事业单位工作的被试、国有企业工作的被试、个体经营的被试和农村务农的被试，而与正在上学的被试差异不显著；在主观支持维度上，处于无业状态的农转居居民的得分除了与上学的被试差异不显著外，均显著低于其他工作部门的被试，同时，在事业单位工作的被试和在国有企业工作的被试在主观支持方面有显著差异；在社会支持维度上，处于无业状态的被试除了与私营企业的被试无明显差异外，与其他工作状态的被试均差异明显，在国有企业工作的被试与在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工作的被试在社会支持方面有显著差异。

表1 不同工作所属部门人群在主观幸福感、主观支持及社会支持各维度的平均数与标准差

4．不同教育程度的“农转居”居民在主观幸福感、主观支持及社会支持情况的描述统计。

不同教育程度的“农转居”居民在主观支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在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方面差异不显著。多因素方差MANOVA分析发现，新居民在社会支持上存在3(教育程度)×8(工作所属部门)的显著交互作用，F(12，207)=1．74，P〈．05。 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教育程度为初中以下的处于无业状态与就业状态的人群在总体幸福感上有显著性差异(P=0．005)；“政府部门”与“事业单位”的人群在总体幸福感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程度为高中和大专以上的在工作所属部门方面均没有显著差异。

（三）社区新居民社会变迁感知、社会变迁评价、主观幸福感、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分析

表2 社会变迁感知、社会变迁评价、主观幸福感、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表2显示对“农转居”社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主观支持及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主观幸福感与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存在非常显著正相关，与社会变迁评价存在显著负相关，主观幸福感和社会变迁速度之间相关不显著；对社会变迁速度的感知和对社会变迁速度的评价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相关；主观支持与社会变迁速度存在非常显著相关关系，与社会变迁评价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四）社区新居民社会变迁速度感知、社会变迁评价、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新居民的社会变迁感知、社会变迁评价、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本研究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社会变迁速度、社会变迁评价、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为预测变量进行了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社会变迁速度感知、社会变迁评价、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从表3的结果可以发现，社会支持和社会变迁评价变量进入回归方程，这说明社会支持和社会变迁评价对于主观幸福感均有良好的预测作用。其联合解释变异量R2为0．25，即表中3个变量能联合预测主观幸福感25%的变异量。其中，社会支持的预测力最佳，其次为社会变迁评价。

鉴于社会变迁评价和主观支持、社会变迁速度感知之间的高相关，本研究进一步探讨社会变迁速度感知、主观支持与社会变迁评价的关系，以社会变迁评价为因变量，社会变迁速度和主观支持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社会变迁速度和主观支持均能有效预测农专居居民对社会变迁的评价。

（五）中介作用检验

如表4所示，“农转居”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受到社会支持资源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作用通过新居民的主观支持资源这个中介因素起作用；“农转居”居民的主观支持资源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是通过中介变量 “社会变迁的评价”来起作用的；“农转居”居民对社会变迁的速度的感知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过其对社会变迁的主观评价这个因素的中介作用来起作用。

表4 三个中介作用的检验

（六）居民的支持资源对社会变迁评价中介作用的调节作用检验

Muller，Judd和Yzerbyt指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是指中介变量对预测变量与因变量关系的中介作用的大小依赖于调节变量[5]。通过上述中介效应检验，可以看出个体的主观支持资源是有调节的中介变量，于是本研究进行了“农转居”居民的支持资源对社会变迁评价中介作用的调节作用检验。为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首先对中介变量 “社会变迁评价”、调节变量“主观支持”以及预测变量“主观幸福感”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以社会变迁速度、主观支持以及这两者的交互作用项一起作为预测变量，以社会变迁评价为因变量采用强迫进入法进行回归分析[7]。结果表明，整体模型具有统计显著性，交互作用项对社会变迁评价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 （p〈0．01）。这说明主观支持在社会变迁速度和社会变迁评价之间存在调节效应。最后，以社会变迁速度、主观支持、社会变迁评价、社会变迁速度与主观支持的交互作用项以及社会变迁评价与主观支持的交互作用项一起作为预测变量，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主要考察主观支持对社会变迁评价和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具体结果见表5。

表5 主观支持对社会变迁评价中介作用的调节

从表5可以看出，“农转居”居民对社会变迁的评价与主观支持交互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显著，这说明主观支持资源对社会变迁评价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前面的结果分析已经表明，对社会变迁速度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而言，社会变迁评价是一个中介变量，而这里的分析表明这个中介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受到主观支持所调节，因此，可以认定主观支持对社会变迁评价的中介效应起着调节作用。

（七）社会变迁速度感知、社会变迁评价、支持资源和主观幸福感的路径分析

本研究采取路径分析的方法进一步探讨了各个变量间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如图1示。

由路径图可以看出，在社会变迁速度、社会变迁评价、主观支持资源和社会支持资源与生活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中主观支持、客观支持以及社会变迁评价对主观幸福感有直接预测作用，社会变迁评价是社会变迁速度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的中介变量，主观支持资源可以通过社会变迁评价来影响“农转居”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资源通过主观支持资源来影响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四、讨论与分析

1．社会变迁对于转型期的“农转居”居民来说是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消极影响因素，应积极应对。

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农转居居民对房地产领域速度的感知最快，同时评价也最为消极，从而表明了“住房”是“农转居”居民的最大压力源。大城市近郊农民主要是因为征地补偿过低，实际使他们不愿意土地被征用，政府的征地力度却越来越大；农民强烈要求提高补偿标准、希望失土后能充分就业，政府却迟迟不出台相应政策，这大伤农民感情，使农转居居民心理失衡。

2．性别和年龄的描述统计分析。

本研究结果发现，“农转居”居民男女被试在社会变迁感知、主观幸福感、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各因素上均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不同性别的“农转居”居民对社会变迁速度和评价无明显差异，性别差异也没有对 “农转居”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造成重大影响。30岁以下新居民和60岁以上的新居民在社会支持得分显著低于40-50岁年龄阶段的被试，其他年龄阶段被试得分在社会支持方面的差异均不明显。目标理论认为，主观幸福感产生于需要的满足和目标的实现。年龄处于40-50岁的被试，比其他年龄段的被试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所拥有的社会支持较30岁以下刚刚走入社会的年轻人和已经退休走出社会大环境，回归家庭小环境的老年人来说要多得多。因此，为了使新居民能快速和良好的适应城市生产和生活方式，加强年轻一代的农转居居民上岗和就业培训，丰富老年一代农转居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推进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显得尤为重要。

3．就业状态和教育程度对其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分析。

本研究表明，“农转居”居民处于无业状态的被试主观幸福感体验、主观支持体验和社会支持体验均普遍低于就业状态的被试，且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水平。究其原因，一方面，刚跳出农门，免不了对城市生活和自身发展前景等产生较大期望，然而由于自身能力和技术水平有限，有些被试上岗就业都成了一大难题，更别提理想的实现了。由此，体验到的幸福感水平自然很低。另一方面，与城市居民的盲目攀比更农转居居民被试倍感自卑，加剧了他们对自我效能的消极评估，从而对幸福的消极体验。

此外，本研究结果来显示，“农转居”居民的教育程度和工作状态存在显著交互作用，其中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的无业被试，其幸福感体验明显低于其他教育程度无业的被试。教育程度对于以往传统的以耕地为主的劳作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的农民来说，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对于接受现代化机器生产和快速紧张的城市生活的农转居居民来说，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则是安身立命之本。在这种情况下，缺少教育和培训则是农转居居民在城市生活中影响幸福感体验的主要压力源。如果他们适应不良则可能导致一些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长此下去将影响到和谐社会的长远发展。因此，要解决就业问题,就要进行就业培训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要进行全方位地对“农转居”劳动力开展全免费培训。针对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及用人单位的劳动力需求状况,结合“农转居”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文化层次等特点,调整培训形式,加大培训硬件投入,采取灵活有效的培训方式,大力开展村民的职业技能培训。

4．社会变迁感知、主观支持资源、社会支持资源和主观幸福感各因素的关系。

本研究各变量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被试的主观幸福感和社会变迁感知呈显著负相关，和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在本研究中，还考虑到个体主观支持资源和社会支持资源之间的关系。其中，主观支持是指个体主观上体验的情感支持，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客观支持是指那些实际的支持，客观、可见，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独立于个体之外。“多数学者认为感受到的支持比客观支持更有意义，因为虽然感受到的支持并不是客观现实，但是‘却是心理的现实’，而正是心理的现实作为实际的(中介)变量影响人的行为和发展”[8]。本研究路经分析的结果表明，社会支持资源对结果变量的影响是通过个体主观支持资源作为中介变量来作用的。这说明只有当客观支持被个体主观感受和体验到后才能真正起到社会支持的作用。这也符合库利和米德在符号互动论中提出的假设：“自我”基本上是内在的，我们认为其他人认为我们[9]。个人界定一个人的自我意识使用重视他人在他或她的社会环境的反馈。在各种背景下，通过内部积极评价判断，个人可以积极或消极地定义自己。这个结果对政府部门的启示是，顺利实现就业是解决“农转居”居民生活来源,提高自我效能感，加快社会认同的重要保障。同时，有关政府尽快制定针对“农转居”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相关政策、法规，确保新的城市居民能够与原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同等权利的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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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红】

Abstract：This empirical study investigated how the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social changes of urban immigrants relates to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a who have experienced rapid and massive changes in various social area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It was found that the subjects’perceptions of social changes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social change evaluation,and that their coping resources could help reduce the impact of their perceived social changes on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Key words:urban immigrants； transitional perio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urbaniz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Urban Immigrants in China

HUANG Xue-na1，2,CUI Miao3
(1.School of Psycholog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2.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110036)(3.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Ningxia University,Yinchuan,750021)

B 844.3

A

1000－260X（2010）03-0152-06

2010-04-14

辽宁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课题“改革开放以来辽宁社会结构变迁下的心理融合：一项关于沈阳市农转居居民社会心理处境的研究”（2008lslktjyx-65）

黄雪娜（1978—），女，辽宁沈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辽宁大学讲师，从事应用心理学研究；崔淼(1976—)，女，宁夏吴忠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宁夏大学讲师，从事应用心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