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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作品中的“傻子”与自救

2010-09-05段荣丰

声屏世界 2010年1期
关键词:阿甘正传阿甘典型人物

影视作品中的“傻子”与自救

被救赎还是自救在现实主义题材影视作品创作中是一个追问。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在剧作人物成长的过程中统一起来的。不少成长题材的影视作品都以励志的情节讲述了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普通人被救赎或自救的故事,而自律、自觉的自救往往是人物性格得以发展升华的终极方式。其中,观众看到了弱者潜在的强势,平凡与伟大的联系,大智若愚的另一种注解。本文通过对中国电视剧《士兵突击》、美国电影《阿甘正传》等影视作品中弱者成长的透视,探讨中外影视作品中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塑造的新观念与观众接受之间的关系。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现实主义审美原则一个基本要点就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契诃夫),但这并不意味着复制现实,应该是“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大量好的现实主义影视作品恰恰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中我们看到了时代、社会的真实面貌,看到了生活中的很多原型。而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是互动的,典型环境塑造了典型的人物个性,而人物的典型个性及其人际关系也促成了影像中具有典型性的故事发展的环境。例如,《士兵突击》中,部队是一种磨炼人意志、促使人成长的典型环境,而典型人物许三多憨傻的个性与坚持信念的精神,一方面引发了亲人战友的不满、轻视,另一方面也感化别人,促使周围那些浮躁、自私的人反思。《阿甘正传》也通过一种特别的视角注解了美国社会弱者的典型人物形象,阿甘在战争、爱情、创业中的不同境况,秉持的真、善、诚的精神,简单而有力地感染着全世界的观众。《阿甘正传》在中国观众心目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与片中在塑造典型人物时自然地将美国现代史上重大事件的“典型环境”一一串缀起来不无联系。它的平民化倾向煽情却不做作、不卖弄,唤起了更多观众感情上的认同。所以,在许多影视作品中,“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①

典型人物的英雄主义情结

《士兵突击》讲述的是河南农村一个憨直、倔强甚至有些“傻气”的青年如何费尽周折入伍当兵,并最终锻造成一名合格军人的成长故事。剧中主角许三多的“傻气”让人不由联想到很多冒着“傻气”的影视作品:如美国影片《阿甘正传》《雨人》《内尔》,科幻片《蜘蛛侠》,韩国反映南北战争的奇幻电影《欢迎来到东莫村》,韩国获奖影片《汉江怪物》以及《我的名字叫金三顺》等,都叙述了一个个冒着傻气的人物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坚守某种信念,并在感化周围人的同时,最终实现了自身超越的故事。

以中美两国的影视作品比较,两国的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展示出了强烈的英雄主义意识,都展现了某种程度的英雄主义情愫。“英雄”代表了一种精心界定的价值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善良最终战胜邪恶,在神的帮助下,英雄们的活动结束混乱,重建秩序和安定。“英雄”是从想象与象征的文化谱系中抽象出来的,他们为人们提供了试图效仿的典范。在影视剧中,这些社会典型作为形象或符号发挥着作用,他们被我们按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构造出来,并用来强化公众对于合理有序社会关系的共同信念。②无所不能的英雄硬汉总是通过大无畏的精神和超人的智慧,扮演着解决各种危机的救赎者,而当下这些作品中冒着傻气的“草根”英雄,却往往通过简单甚至执拗的方式“无为而治”,也从过去被救赎者的地位上升到了救赎者的位置。

同样的英雄情愫在中美影视剧题材中却体现得不尽相同。美国影视作品中充满了个人主义的英雄形象,而中国影视作品更侧重集体英雄主义精神。这种价值取向上的不同侧重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两国不同的社会体制等因素的制约。

一切从经济利益出发是美国影视产业的特点,商业影视剧创作需要迎合观众的胃口,从个人崇拜的虚幻中寻找精神的愉悦。而中国影视作品,尤其是主旋律作品,从开始就是党和政府宣传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窗口,具有教化的功能,以集体英雄主义为内容的主旋律作品恰好是体现这种基本功能的基本手段之一。加之中国传统儒文化强调对血脉依顺、对君主服从的影响,个人存在的意义更体现在不同划分的“集体”中。

典型环境中的家庭结构及其重构

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个性。中国传统文化的个性特征显得更加强烈,其中“家”是最中心的表现。个人、家庭、社会可以看作是不同层面的“家”的具象。西方文化侧重个人的价值、选择、理想,而中国及周边儒文化影响的国家,更多的以“家”为中心。虽然中国解放后也一度侧重“社会”,但近几年又悄然变化,仍然回归到以“家”为重的文化个性中。

中国影视作品的叙事策略中,红色影片有一种统一的特征,即往往是主人公所出生的“小家”被摧毁,个体被迫出走,不断寻找新的归宿,最终认同了红军、共产党这个“大家”。我们可以把这种模式拟成一个公式:出走——考验——回归。这恰恰是个人成长的轨迹。

孩子的成长必须有父母。而影视作品中孩子的父母往往是缺席的,但仍然会有其他人替代,如老师、领导等,或者是抽象的父母,如军队、组织等等。这些介入到个人成长中的角色或组织,其重要的作用就是充当成长者的救赎者。如我国红色电影《小兵张嘎》中,张嘎的爸爸就由“八路军”代替,而张嘎生活中的奶奶其实从文化角度充当了张嘎的母亲,承担着与母亲类似的角色,照料他的生活。基本上,母亲是家庭稳定性的象征,而父亲是权威的象征。

对于《士兵突击》中的主人公许三多而言,现实意义上的父母角色几乎都是缺席的,且不说母亲的早逝,从未在剧中出现,即便父亲也只是粗暴、有限地完成了一部分抚养许三多的职责而已。这种不完美的家庭在剧作发展中被重新构建。以许三多为中心,在部队中重构的家庭可以分为这样几个角色:

史今——许三多的“母亲”。这位招兵的班长,始终对许三多给予了母亲般的关爱、保护,在别人都不理解不支持的情况下,一直用自己的爱保护着许三多,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前程和领导对自己的信任。

袁朗——许三多的“父亲”。虽然直到A大队后他才与许三多有深入的接触,但他的智慧、果毅和严厉教会许三多很多做人的道理,相当于一位严父的角色。当然,确切地说,充当严父的应该是整个部队,其中连长高城等军官对许三多的成长产生了影响。

成才——许三多的“爱人”。严格地说,应该是许三多的“丈夫”,换言之,许三多在这个关系中被女性化了。当然这不是指他行为举止的女性化,而是指其心理位置。未当兵之前(出走前),成才一直伙同同村的伙伴欺负许三多,却始终没有与之结下怨恨,反之入伍后,可以说许三多成了成才唯一可以信任的朋友。成才为人机灵而世故,常常给许三多出主意,告诉他怎样出人头地;后来成才众叛亲离、失去众人的信任后,也只有许三多关照他、帮助他、信任他,陪他走到了最后。

在《士兵突击》中,许三多入伍(出走)的外部因素是家里的贫穷压力,内部因素是成长的需求。考验阶段是电视剧中冲突最集中的部分,当许三多几经周折成功入伍,就获得了一个新的“家庭”,个人就实现了自身的“利比多”(即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获得了自身潜意识里被压抑的本能欲望)。回归是成长的结果,当然不一定是指回归到原来的出发点。好的影视作品,主人公往往会实现更高层面的回归。许三多通过自己执拗地坚守、简单的信念,获得心灵和精神层面的升华。

悬念与哲理

现实主义审美原则中,虚构和假定性不仅是允许的,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好的作品恰恰很好地处理了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关系,从而形成了冲突、悬念,吸引了观众。从剧作的角度来看,优秀的影视作品要有好看的故事,合理的人物关系,更重要的是不断地设置悬念。电视剧经常会在每集的结尾设置悬念或者埋下伏笔,而电影大多会在不同场景或情节点设置悬念,目的都是不断刺激观众去揣摩、想象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命运,藉此抓住观众继续往下看的欲望和好奇心。③从这个意义上,“傻子”类型的影视作品的主人公的“傻”,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悬念。因为“一根筋”的人物从一开始,不论他处于哪种环境,都让观众担忧他的生存,以及是否能被周围人接受、认同。许三多从家乡到部队、从新兵连到五班、从七连到A大队,每次进入新的环境都着实让观众替他担心。《阿甘正传》中阿甘在经历部队、学校、退役、捕鱼等不同环境时,“傻子”如何处理周遭人与事,也是观众会主动去揣摩、猜测的。

把《士兵突击》与《阿甘正传》进行比较,不仅因为两部作品中都有一个憨直、坚持信念、冒着“傻气”的主人公,更因为《士兵突击》与作为影视剧本典范的《阿甘正传》,有着许多类似的结构和特征。

两部作品都基本构成了一个回型结构。《士兵突击》从一次大型演习的现场开篇,之后闪回到许三多入伍前的状态,最终又回到演习的现场,形成回路;而《阿甘正传》也是以阿甘去女友家途经汽车站等候的画面开篇,之后闪回到出生、过去的经历,最后又回到车站的场景,并最终结束于见到女友之后。

两部作品回型结构的闪回串连,都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旁白的画外音叙述。许三多在每集中几乎都会有日记式或家信式的旁白;而《阿甘正传》更为巧妙,贯穿影片的是阿甘在车站给不同的过客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插叙,闪回的部分似乎只是他脑中的影像,所以在每个段落都会插入车站口述的场景或无场景的画外音,按一个“傻子”的跳跃思维,保持着讲述的连续。

两部作品中主人公的性格塑造都很有张力。对于性格塑造,应该说《士兵突击》更加独到,可以形象地比作是跷跷板写法。一方面许三多被认为是无能的,他过分依赖父亲、战友,但另一方面他又是有潜能的,他跑得快,记忆力好,做事总是能坚持。许三多成长的过程其实就是依赖性下降、坚持的品质上升的过程。而从这个角度,《阿甘正传》的人物性格就显得比较简单,大多的冲突来自于外界而不是自身,他身上发生的奇迹更多是运气和巧合所致。

两位主人公的成长转折点都以空间的变化为标志。许三多的几次“去、留”的困惑是他走向成熟和自立的标志,第一次“去、留”问题是入伍时父亲提出的,之后是实战缉毒击毙女毒贩后,自身产生的“去、留”的追问,当自己开始自觉拯救自己,许三多也走向了成熟;而阿甘的成长也出现了几个标志性的空间:家——学校——部队——战场——战地医院——海上捕虾——回到家中。

毫无疑问,这种“傻子”题材影视作品都把“一根筋”的精神巧妙地演化为对信念的坚持,“坚守信念”的人生哲理感动了大量观众。许多年轻观众在看完《士兵突击》后,都在网络上表示决心改变过去对工作、学习敷衍、浮躁的态度。其实,现实主义影视作品蕴含一定哲理性,是大众艺术能够打动观众人心的关键。坚持信念、宽容谅解、血浓于水、良心发现等都是看似简单却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念,只要表达时防止说教、图解,并保持哲理的亲切平浅,能够被大众的生活经验、心理定势、知识水平所接受,就会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当然,许三多和阿甘的剧作还是有本质不同的,许三多离家的起点是父亲的打骂,是一种被父亲剔除的不平等的关系,而阿甘离家的起点是浓浓的母爱和对阿甘平等的对待(从母亲极力帮助阿甘就读一所智力正常人中最好的学校就可见一斑)。这就导致许三多一直缺乏他人的正视,之后不断地在部队生活里寻求弥补这种认同感,他的坚持是为了得到大家的肯定;而阿甘更多的是自发地去做所有事情,为了自己而坚持。总体上,许三多拥有的还是普通人的价值观,在荣誉的不断争取中成长。而阿甘的成功只是观众认为的成功,阿甘本身对取得这些成就没有通常人获得成就的喜悦。换言之,他自身并没有成长,一直到最后他还是孩子的心智。

不仅如此,从艺术形式上,电视剧剧作和电影剧作也有很大不同,从时间长度到细节的把控等等,都不能严格、对等地把这两部作品进行比较。找出这两部剧作异同的目的是更好地透过现实主义题材的成功范例对当下影视创作予以启示。

栏目责编:曾 鸣

注释:

①转引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见金丹元:《影视美学导论》,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第244页。

②《电视百科全书》,第1036页。

③金丹元:《影视美学导论》,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第201页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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