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莹

【摘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翻译进入一个新的时代。1949—1978年间, 大多数翻译学家的理论研究是从文学翻译的角度进行的,由傅雷提出的“传神达意”,在这一时期,被认为是文学翻译的主要标准之一。 “文化大革命”过后两年,中国采取了“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有了新的,充满活力的氛围。受到西方国家的一些不同翻译理论影响,我国的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一直遵循的翻译理论,并且进行多样化的研究。

【关键词】翻译理论; 翻译实践; 发展

前言

我国最早的翻译活动可追溯到周代,在悠久的翻译历史中,译者们就在长期实践中探索总结出种种翻译思想或方法,这些思想包括对翻译性质、原则和翻译技巧等的研究,几乎涉及了翻译领域的各个方面,为建立系统的现代翻译学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开始于东汉。当时,佛经的翻译盛行,因为有了大量的翻译实践,那时的许多优秀的译者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东晋的释道安首先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提出译文要贴切原文,是直译理论的代表。到了唐代,玄奘认为佛经的翻译标准是“既需求真,又需喻俗”,求真就是要紧贴文本,忠实传达文本的原义,而喻俗则是要考虑到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实际上,从玄奘开始,中国的翻译理论已经提出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已经是非常先进的翻译思想。

到了清朝末年,严复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这就是引起后人颇多争论但总结为“开一代翻译之风”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五四”运动之后,由于当时的学者提出文字革命,倡导大家使用白话文,这股潮流也影响到了译界。胡适发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号召,主张译文使用白话。瞿秋白更明确地指出:“翻译——除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 可以看出,当时的翻译活动担负着引进新思想、创新中国古老文字的重要使命,严复提出的“雅”的标准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但是信与达仍然是非常贴切的翻译标准。三十年代初,译界开展了信与顺的辩论。当时赵景深提出“宁错而勿顺,毋拗而仅信”,鲁迅则提倡“宁信而不顺”的硬译。通过这些辩论,中国译界对原文内容和原文形式之间的辨证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而建国以来,中国和外界的交流更加频繁,涉及的译入语言种类更加丰富。随着翻译实践的增多,译界对翻译理论的研究更加系统化,许多翻译家大都提出了自己的翻译原则,让我国的翻译事业迅速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本文将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活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浅谈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发展。

一、1949至1978年间的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翻译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成为国家文化和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维护译者的利益,国家翻译协会建立。

一些大型翻译始于对马克思和列宁作品的翻译,马列作品翻译局于1949年设立。然后,在20世纪50年代,大量的科学和工程技术文章被翻译成中文,以满足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20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我国的许多翻译人员都参与到了联合国文件的翻译工作当中。

在此期间(1949年—1978年),我国的文学翻译从一般翻译中分离,文学翻译者成为中国的文学艺术(下转第95页)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段时间, 大多数翻译学家的理论研究都是从文学翻译的角度进行的。他们指出:文学翻译,是不同于一般翻译的高标准翻译。文学翻译是译者将原文的意境复制到目标语言的一种翻译方法。这需要译者不仅能掌握好两种语言,而且还具备掌控艺术创作过程和原文文学精神的能力。由傅雷(1908年—1966年)提出的“传神达意”,在这一时期,被认为是文学翻译的主要标准之一。

因此,一部文学作品翻译的成功在于其对原文传神的表达。如果原文是部艺术性很强作品,在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应当尽可能的保留其艺术性。当然, 文学翻译对“神似”的提倡并不意味着对“形似”的否定。一部好的翻译作品应该是“神形皆似”。如果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别,使译者在翻译时产生了“神似”和“形似”的矛盾,根据傅雷的“神”重于“形”理论,他应该牺牲原文的形式而达到“传神”的目的。

在我看来,傅雷的翻译理论实际上是对严复“信,达,雅”理论的一种发展。严复的这三个翻译标准,是针对普通翻译的一般标准。而傅雷的“神似”,可以认为是文学翻译的终极目标,但并不一定适用于科技或其他专业技术领域的翻译。

1964年,国学大师钱钟书提出其“化境”理论,成为指导文学翻译的又一重要标准。在佛教中“化”的境界是指一个对象的精神和灵魂转化到另一对象的肉体当中。钱钟书把这一佛学词汇用于其翻译理论研究中,来说明文学翻译的过程就是把原著的精神和灵魂转化融入到译作当中。

二、1978年后的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

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过后两年,中国采取了“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有了新的,充满活力的氛围。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优秀的翻译工作者和各种所需的翻译机构,在我国各地,尤其是在沿海地区成长起来。在此期间,中央政府一直给沿海地区制定许多优惠政策,大大有助于其发展对外贸易,经济和外交关系。虽然文学翻译在这一时期的翻译实践活动当中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关于国际贸易、外交、技术、信息科技等的翻译工作成为了50万名中国翻译人员更为主要的翻译任务。他们从事着对内或对外的翻译活动,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世界。除了英语这一主要的外国语言之外,他们还进行着全世界一百多种语言的翻译工作。

1982年,在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建立,它是指导和协调我国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的权威机构。由其出版的学术刊物《中国翻译》,被公认为是我国译界学术水平最高、最具权威性的期刊。《中国翻译》是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的会刊,旨在反映国内、国际翻译学术界前沿发展水平与走向,开展译学理论研究,交流翻译经验,评介翻译作品,传播译事知识,促进外语教学,介绍新、老翻译工作者,报道国内外译界思潮和动态,繁荣翻译事业。它给我国广大的翻译工作者介绍了国内外最新的翻译理论知识。

由于对优秀的笔译和口译人员的迫切需要,促使普通高校的外语学院或外语教育类高等院校把翻译设立为一门学位课程。在中国,翻译首先是作为研究生教育课程,然后才是本科教育课程。1979年,由联合国资助的联合国翻译中心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主要目的是为联合国培养优秀的翻译人员和同声传译工作者。这个三年制的翻译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1986至1995年,该中心大约培养出了200多名拥有笔译或口译硕士学位的毕业生。他们成为了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的主力军。

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翻译实践工作者和理论学家都有了扩大自己视野的机会。而关于翻译理论的探讨也不仅仅局限于对翻译标准或直译意译这些方面。受到西方国家的一些不同翻译理论影响,我国的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一直遵循的翻译理论,并且进行多样化的研究。不过,对翻译理论的研究还是主要分为两大流派:语言学流派和文学文化流派。

在南开大学和天津外国语学院但任翻译理论与实践教学多年的金堤教授,向我国翻译界介绍了尤金奈达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理论,并且提出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可行性。而传统的一些翻译理论家则依然从文学文化视角进行翻译理论研究,而其研究的对象也依然停留在翻译的原则,标准和策略方面。从他们的文章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严复“信,达,雅”理论的影响,尽管他们对这一理论赋予了一些新的含义。

同时,除了系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之外,科技翻译和专业化翻译的理论研究工作也普遍开展起来。1988年,《中国科技翻译》创刊,该学术期刊旨在促进我国科技翻译和专业化翻译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量的科技翻译论文在《中国科技翻译》上发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 这些文章无疑将成为科技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

翻译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在我国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更是迅速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当然,在我们的研究中也同时存在着许多的不足和有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中国翻译研究应当吸取传统的翻译理论精华,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的语言学和翻译学理论,兼蓄并收,多着眼于差异化研究。每一位翻译工作者,都应在前人伟大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地进行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争取为我国的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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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莹(1981.11-),女,四川宜宾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