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西方历史上学而仕者只是少数，有大批超越于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中国历史上的士，唯一的出路是“仕”，只能把智慧贡献给政治和朝廷。皆因朝向所以死有二志泰山之上鸿毛之下。

方孝孺和布鲁诺相隔千万里，时差两百年，却都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极刑：方孝孺被“磔于市”，也就是当众分裂肢体；布鲁诺则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虽然两人皆为威武不屈的殉道者，但所殉的“道”大不相同，中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异也由此显现。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为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皇太孙允炆的老师。由于皇太子早逝，明太祖死后由皇太孙继位，就是短命的建文帝(明惠帝)，方孝孺理所当然地成为顾命老臣之一，尽管他年龄并不老(死时才45岁)。建文四年，朱元璋的弟弟燕王棣打到南京，即帝位，是为明成祖，就是使明朝从此定都北京的有名的永乐帝，惠帝则“不知所终”。当时的大臣有投到新皇帝一边的，有死保旧皇帝的，后者当然都被杀或自杀，有名有姓的大臣在明史上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灭族”的不计其数。到那时为止，最重的刑律是灭九族。方孝孺“名垂青史”的特殊处是“灭十族”，那第“十”族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据史书载，仅方一案，受株连而死的有87人。我至今记得当年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一段时激昂慷慨的神情，使我们都对方孝孺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由衷敬佩。这也是传统气节教育的一部分。

方孝孺死难的年代是1402年，是15世纪的开始。斯时也，文艺复兴的朝阳升起在欧洲上空，驱赶着中世纪的黑暗。布鲁诺的一生既坎坷又丰富，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才华横溢，著述甚丰。他的宇宙观与库萨和哥白尼一脉相承，并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提出了宇宙无限论。在当时，他所坚持的宇宙观，既不容于旧的天主教，也不容于坚持亚里士多德教条的新教。

与方孝孺株连学生相反，布鲁诺是被他的学生出卖的。学生对老师产生种种不满，向宗教法庭告发他传播异端邪说，布鲁诺遂于1592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审。他受到严厉得多的罗马教廷的注意，把他引渡到了罗马。他在罗马狱中受审讯长达7年，罗马教廷给他的唯一出路是公开、无条件否定自己的学说，这点他坚决拒绝，最后终于被判处烙刑，临刑前舌头给夹住。在向他宣读判决书时，布鲁诺有一句名言：“也许你们判决我时比我收到判决时更感到恐惧。”不过布鲁诺只一人殉难，未见株连到其他人。

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对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这是他们已经发现而坚信不疑的事实，国王、教皇都无法改变，这就是科学。

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儿子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于国于民究竟有什么区别？何况这甚至不是改朝换代，明朝还是朱家天下。朱棣说得坦率：“此本朕家事。”就是说你姓方的管不着。可是至少从秦统一中国的两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帝王的“家事”操心，献出理想、忠诚，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

自从与西方邂逅吃了大亏之后，中国人一直在思考中国为什么落后，以及从何时开始落后的。许多人不甘心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这一事实，总是举出四大发明，还有古代诸多精湛技术的创造。事实上早已有人指出，技术不等于科学，因为没有理论，不能举一反三，无法普及。技术只是手段。印刷术和纸的发明确实伟大，但更重要的是用它印出来的书传播什么思想。古代欧洲哲人着迷于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的真知而献身，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种求真知。不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都有许多钩心斗角的“谋略”，也出现形形色色的“谋士”，中外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