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抬高房租？

想买房，房价涨；想租房，租价涨。对于无房户或住房困难户来说，这真是一件闹心的事儿。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安排，其下属房地产经纪人学会负责实施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房租暴涨原因调查工作已经结束。初步调研报告指出，除了季节性因素外，部分中介因为房屋买卖生意下降，从房主处收租房子做“二房东”，推高房租或劝说房主抬高房租，是主要城市房租上涨的主要因素。

房产中介为什么劝说房主抬高房租呢？报告把这归结为“炒作”，但问题是：房产中介以前为什么不这样“炒作”房租？其他行业为什么没有发生“炒作”现象？……

新华社指出，房价未见大幅下调，房租却不断高涨的现象，很容易让人们质疑房地产调控的效果，从而影响政府进一步调控房地产的决心，这也许正是某些利益集团在政府房地产调控之初，就大肆炒作房租上涨的目的所在。

炒作不炒作的，咱也不知道。茶博士在此奉上一个小段子，相信它能形象地为诸位解释近期房租暴涨的根本原因：

一个城市里有3个人，甲有5套房，不上班，靠收房租生活；乙有1套房，上班赚工资；丙是卖菜的，没有房，租房住。忽然有一天要收房产税了，丙说：“太好了，我没房。收那帮炒房人的税，我全力支持。房价大跌，我就可以买房了。”乙说：“没关系，我只有1套房。收那帮炒房人的税，我支持。房价大跌了，我可以再买1套。”甲说：“哦，房产税收多少？1%对吧，下个月房租涨5%。”房租上涨了，丙很郁闷，想换个房子，发现大家房租都涨了，只好忍。不过也不能吃亏，明天菜价也涨5%，嗯，就这么干！

移动通讯，移动收费

日前，央视曝光了海南移动因为不规则分割计费导致消费者话费乱扣现象。一些地方移动公司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重复计费、错误计费，并且随意添加或删除计费数据。节目中，记者和一位手机用户一起做了实验，手机关机，拔下手机卡，后来打印出的计费详单显示，在这段时间里，仍然产生了10多元的GPRS流量费。（《长江日报》）

不难得出判断，上述乱扣费问题恐怕不全是技术原因所能解释的。乱扣费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手机话费到底还有多少猫腻被掩盖？来自中消协的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移动电信领域的投诉已经位居投诉量第二。事实上，用户个人信息泄露、垃圾短信、手机游戏内置吸费菜单，以及某些通讯运营商对手机网络涉黄的暧昧态度等一系列问题，久被社会诟病，激起了相当大的民愤。

乱扣费等问题不只是商业模式或技术条件问题，也不应仅被视作是通讯机构的内部管理事务，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一个社会公共问题。处理社会公共问题，与处理内部事务不同，比如说双倍返还，可以视作是一种内部问题的处理，对内部失误给用户造成的损失给予补偿。但站在社会公共的层面，要不要有公开的说明，要不要向用户道歉，这都不是补偿损失所能替代的了。

上幼儿园比大学难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对全国31个省(区、市)1040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其中“80后”占56.7%，“70后”占28.6%)，78.5%的人感觉周围存在幼儿园入园难的情况，其中33.8%的人说这个情况“很普遍”。89.6%的人赞成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其中 59.1%的人表示非常赞成。

“上个幼儿园比上大学还难”显然是违背常识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既与幼儿教育的过度市场化有关，更与我国对幼儿教育的投入不足有关。在优质公办幼儿园日益成为社会稀缺资源前提下，出现了各种怪状：彻夜排队报名、家长“比赛”交钱、“条子生”泛滥……而隐藏其后的一个事实是：有关统计数字显示，在我国，幼教占公共教育经费的比重仅为1.3%，这一数字远远低于东南亚的泰国16.4%，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公共投入不足，幼儿园的运营开支就不得不转嫁到社会，由家长埋单。

事实上，学前教育在全世界普遍受到重视，在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实行免费学前教育，即使那些没有实施免费学前教育的国家和地区，公立的幼儿园收费也很低廉。

可以说，幼儿园已演绎成幼儿阶层分化的分水岭，由于金钱和权势的作祟，幼儿教育的日益昂贵和贵族化使得从幼儿阶段孩子就开始“阶层分化”。教育是决定社会分层结构或促成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直接影响受教育者的社会流动方向和社会地位高低。也正因为如此，不少父母才被幼儿园高学费所“绑架”，也由此产生不少烦恼和忧虑。

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明确经费标准，建立成本分担机制，这才是当下契合民意的理性路径选择。

重奖不闯红灯者

石家庄拿出10万元奖励不闯红灯者，6行人各获得500元奖金。（《燕赵都市报》）

重罚与重奖，都能推动某些观念的入脑入心。应该说，奖与罚都是一种重磅出击，我们见惯了“带上鞭子”的重磅出击，甚至某些城市将违章者拿下后，还罚其穿黄马夹站岗执勤，捉拿住下一位违章者才可走人。现在，一个捧着奖金的活动来了，我们很陌生，但往历史上想想，这不就是仿商鞅立木取信吗？仅仅是将一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便赏金50两，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接下来的变法很快推广,使秦国渐渐强盛，最终统一天下。

有网友据此追问“那我不偷不抢，更算良民，为何不奖？”这种质问似乎有点过了。石家庄此举，只是以一个短暂施行（10天、奖第一位）的创意，来对遵守交通法规做进一步推广宣传，算是一次专项活动，与以往过酷的重罚比较，500元的厚赏是不是更具谈资性？而谈资性不就是传播有效性的前提吗？

有一天，一个馅儿饼打中你，只是因为你的道德、法律修养与日常行为具有表率意义。无论作为被馅儿饼打中的幸运者，还是作为从旁欣赏的观众，我们的心中，一定也会有一股暖意升腾。此时，让我们稍抑醋意，给官方以掌声。

红包藏白条

结婚、生子、乔迁、升学，红包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情负担为现代人的生活带了不同程度的压力。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有“红色炸弹”我就有“拆弹专家”。

这不，《重庆晚报》讲，有新郎就收到了两个特别的红包：里面没有分文礼金，只有一张精美卡片，上书“恭祝新婚大吉，来日凭本条参加本人婚宴”。据说，在“红色炸弹”满天飞的当下，这种专门应对“炸弹”的“拆弹红条”已在不少年轻人中悄然流行。

2010年1月，《重庆晚报》也曾报道过这么一件事情：重庆一名男子远在深圳的好友发来婚柬，要求其月底前往赴宴。因时间不允许，男子不得不向好友道歉。不料好友二话没说，直接用手机发来一长串银行账号。账号的意义一目了然，就是“人不到可以，钱要到”。

随着红包规格越来越大，原本表示祝福的红包也已经变味了。当这种人情往来成为负担时，“拆弹红条”的应运而生也许能缓解攀比之风。

花钱买眼泪

在现实生活中，哭丧业正悄然兴起，并成星火之势，职业哭丧人用他们的泪水和哭声在演绎人间悲喜的同时，也为自己赚取钱财。这种职业（丧葬乐队）仅在成都双流一带就有四五十个，而每一个乐队都有一名专职哭丧女。（《华西都市报》）

当亲人撒手人寰驾鹤西去时，家属悲痛之余，在条件允许范围内尽量让逝者走得体面点、风光点、热闹点，本无可厚非。但看到哭丧业因此而悄然兴起并成星火之势，或多或少都令人五味杂陈。

显然，职业哭丧人的嚎哭，本质上无关真情与孝道，只关表演与技巧。它的最大价值仅仅在于促使哭丧产业化、职业化，以及眼泪商品化、货币化。在这个意义上，假如天堂里的逝者能够感知当下现实，恐怕也会对金钱作用下的陌生哭声和“外人”眼泪，感到极为不习惯和不自然。

在我国，孝的观念源远流长。孝道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对实现家庭和睦、融合代际关系、构建文明社会和和谐社会等，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无论“礼”针对的具体情况是生还是死，孝都必须真真切切、真心实意、实实在在，不应该流于表面和形式。

古语云：“大爱无言，大悲无泪。”亲人离世，家属完全可能因为过度悲痛而无声无泪。但只要心存感恩、情系哀思，又何尝不是“孝”？如果缺乏真情实意，不能身体力行，那花再多的钱买再多的职业哭丧人的哭声和泪水，喧嚣热闹的背后，凸显的也只能是孝道的苍白和逝者的寂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