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云

David Chipperfield作为极少主义的代表建筑师，在20世纪80年代即以在日本和伦敦设计的一系列店铺受到理论界的关注，并引领了极少主义的设计倾向。十年之后，他主持的德国柏林“博物馆岛”更新计划再次受到广泛关注。而在提及设计理论时，Chipperfield常常是三缄其口，甚至在伦敦的雕塑家Anthony Gormley工作室(Studio for the Sculptor Anthony Gormley)项目中，他连细部都拒绝进行解释。我们对他的了解，常常也只是停留在“简单、白色、抽象、变形、表皮、体量和虚空”等表象的形式特征和文化定位上，将其仅仅作为极少主义建筑师来看待。而在对其作品详细阅读之后，我们会发现他的一些在手法之外的东西，或者可以说是兴趣点。

在Aaron Betsky关于David Chipperfield的评论文章中，出现的最多的词就是“适度”(just)。他认为Chipperfield的建筑优雅地创造了我们穿梭其中的空间，使我们觉得舒适，放慢脚步，而又不会停下脚步。例子之一就是1997年开始的“博物馆岛”更新项目中的柏林新博物馆(News Museum in Berlin)的修复。这个博物馆建于19世纪中叶，二战中被部分炸毁，后来又经历过民主德国的部分修整。在这个极具政治敏感度的废墟之上，Chipperfield采取了一种十分中庸的态度，不是完全的复原，但是在比例和尺度上对保留部分极其尊重。在其中最著名的中央楼梯间的修复中，新楼梯被拉长、变形、与墙分离，在保留了对历史追忆的同时，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空间。但是这个新空间没有强大到让你为之驻足流连，只是使你放慢了脚步。这即是Betsky所说的“适度”。

而Chipperfield对自己的作品谈得比较多的一个词是“仪式性”(ritual)。他认为“我们想要建造的建筑是围绕着日常生活的仪式展开的。我不会将建筑自身作为引起注意的中心。”在回避了评论家所说的以神秘主义作为哲学参照的观点之后，David Chipperfield毕竟表现出了对日常生活中的客体及其行为的关注，并将其作为设计的出发点之一。与日常生活的仪式性最为贴近的建筑类型就是住宅，可以完全围绕着仪式建造。还有其他的类型，我们可以举1998年的威尼斯San Michele公墓(San Michele Cemeitery)为例。在这个与城市隔海对望的小岛上，Chipperfield一反那种行列式的墓地布局，取而代之是较小的庭院，每两间墓室之间的墙都对着庭院。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基于对探访墓地这种仪式性行为的考虑——用正对庭院的墙来加强这种行为的仪式性。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前来探访墓地的人处于这样一个场所中央的感受，一间间的墓室围绕着他，而其中之一可能就沉睡着他的祖母。而在2003年完工的曼哈顿住宅(House in Manhattan)项目中，他将一具复杂的实心橡木楼梯放置在面宽狭小的5层住宅中心，日常生活完全围绕着楼梯展开;甚至在其概念模型中，整个建筑就是一个包围着楼梯的透明盒子。尽管将垂直交通这样的服务性空间作为仪式性的中心可能与我们日常的认知不很相符，但我们不能否认他已将楼梯这一工具置于了一种大大超出其使用价值的地位。

这里的适度和仪式性两者之间有着似非而是的联系，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对Chipperfield建筑的众多限定词中相关联的两个，从而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对他的建筑进行解读。如果我们把创造适度的仪式性空间作为其建筑设计之一的出发点的话，那么表象的极少主义手法也可以被看作Chipperfield用以达到适度的仪式性空间的一种途径，用背景化的建筑来尊重和突出客体的仪式性行为，尽管建筑的表皮和选材可能是令人殚精竭虑的。威尼斯San Michele公墓的空间并不是宗教式的，也并不是强大到宗教空间的程度而使人产生心底的振颤。这样的空间只表达了一种对仪式性行为的尊重，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之强烈。生活的主人永远是使用者，而不是建筑本身。

Chipperfield对这种适度的把握和对仪式尊重的来源，我们似乎可以从Chipperfield年轻时的社会环境及其个人经历上找到一些端倪。

1 现代主义

年轻时的Chipperfield生活在一个现代主义理想逐步走向破灭的时代。幼年时二战后欧洲高速建设的浪潮已经逝去，社会属于“68年知识分子的一代”，Robert Venturi已经在美国提出了“Less is bore”，现代主义的普世光芒已经消逝。从保守的Kingston Polytechnic到激进的AA求学的David Chipperfield，其对于建筑的态度却从激进变为相对的保守，原因是他在广泛接触了后现代思想的同时，也接触了众多坚持现代主义的教师。现代主义传统在欧洲是如此深厚，以至在现代主义之后的种种理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时候，仍有很多建筑师坚持现代主义传统和形式。David Chipperfield受到其中很多人的深刻影响，典型的如Patrick Hodgkinson，一个死硬的现代主义者。Chipperfield在其访谈录中提到，他曾到 Patrick在 Bayswater的家中研究Aalto等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在一种对现代主义充满责难的环境中，Chipperfield渐渐由于其师承的关系处于现代主义集团的派生组织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坚持现代主义的形式法则，并曾参与了劳埃德大厦等高技派建筑的设计活动。

他在Corrubedo的自宅(House inCorrubedo，1996年/2002年)之中就将一个形式上彻底现代的建筑(白色、平屋顶、抽象、屋顶的钢琴曲线以及动态的构成)插入到一排面对大海的住宅当中。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主义形式元素对他的深刻影响，在这个小小的项目中表露无遗。

不可否认的是Chipperfield对现代主义的延续仅仅是视觉层面的、形式上的。他的建筑的基本点之一就是其形式并不如实地反映结构，即在他的建筑中并不存在着建构的概念，这与现代主义在根本上是不一致的。但他年轻时的这些经历毕竟使他与当时盛行的后现代建筑划清了界线，为其最终走上节制的极少主义之路，创造适度的仪式性空间提供了现代主义的形式基础。

2 小项目的时期

David Chipperfield于1977年从AA毕业，先后在几位高技派建筑师处工作，1985年自己的事务所开业。他职业生涯的初期是一个大项目非常少的时代，整个欧洲已经经过了二战之后的高速建设，处于一个缓慢发展的阶段。全世界只有日本仍在快速发展经济。很多人的事务所都关门，就是因为没有项目可做。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筑师没有挑选项目的余地，甚至没有过分自我表现、自我膨胀的可能;而所做项目通常就是一个店铺的改建，也没有给建筑师提供使自我表现的余地，常常就如Chipperfield所说的“一个服装店就是一个服装店，你没有办法让它承载很多的想法，你只有一个设计木地板和金属楼梯和一个墙上的采光洞的机会”。有时甚至明知建筑将不会被建造，仅仅为了一个方案他们也会去做，甚至有时不等着签合同就开始工作了。

这些用以维持事务所运作的小项目足可以将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的锐气磨平。从这样的专业环境中走来的并有着丰富的小尺度经验的建筑师，很自然地就会做一些有节制的东西，会去关心使用者及其行为，最终去创造这种有节制的空间。

3 日本

如果说David Chipperfield的建筑空间中的“度”的把握更多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那个小项目时期，那么谈及“仪式感”时我们就不能不说到日本这个将日常生活无限仪式化的东方国家。或许是出于宗教原因，日本禅学兴盛，生活中的很多细微之处都带有深厚的哲学含义并被深刻仪式化了，最典型的就是“茶道”。日本最典型的草庵风茶室就是一个仪式化的空间，同时又是一个极少装饰的空间。David Chipperfield恰好在其事业之初多次造访日本，并在这里操作了多个项目。日本文化对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他的仪式性空间，他对使用者及其行为的关注，以及对度的把握，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文化的潜移默化。与他同时期的多位引领极少主义倾向的建筑师都或多或少有过在日本的经历并受到其文化的影响，这并不仅仅是巧合。日本的传统建筑以优雅、洗练、简约见长，在装饰上极其节制，从草庵风茶室到和风住宅都是如此，这与极少主义的审美趣味有着某种深层次的一致，也是极少主义风格在日本深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以上是David Chipperfield创造的“适度的仪式性空间”的几个可能的来源。他创造了一些在某种程度上来看恰到好处的建筑，这种恰到好处来源于他对使用者行为的深刻分析，并渐渐走向了仪式性的空间，但仍然适度。“适度的仪式性空间”既是对Chipperfield作品进行分析的一个基于使用者方面的解读角度，同时也是一个他本人所致力于创造的空间感。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对他的分析评论不能仅仅局限于视觉层面，那样就会局限于极少主义的大框架中难以逾越。他存在着更深一层、基于建筑的来龙去脉的解读可能。

[1] Alejandro Zaera.A Conversation with David Chipperfield[J].El Croquis，2004，120(2):11-23.

[2] Aaron Betsky.Dense Minimalism[J].El Croquis，2004，120(2):2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