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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学视角下的误译
——浅析当代哲学诠释学对文学翻译的启示

2010-08-15孙雪瑛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0年10期
关键词:霍译杨译伽达默尔

孙雪瑛,周 睿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商务外语学院,上海 201620)

诠释学视角下的误译
——浅析当代哲学诠释学对文学翻译的启示

孙雪瑛,周 睿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商务外语学院,上海 201620)

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当代哲学诠释学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和前见等基本概念,对人文以及自然学科都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从诠释哲学视角出发,在对《红楼梦》两种全译本中存在的有意误译现象进行分析后,可见在跨文化翻译中,在解释翻译同一部文学作品时,由于不同的前见从而造成理解上的不同,进而形成合理的有意误译,体现出诠释学理论对文学翻译研究的不容忽视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诠释学;前见;误译;视阈

一、翻译中的误译现象

翻译是一项高度复杂的双语转换活动,同时也是文化冲突、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面临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问题,而且还要受到大量的非语言因素的干扰。虽然译者会尽可能准确忠实地传达原文的信息,但误译仍然不可避免。“误读”或“误解”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布鲁姆(Harold Bloom)提出的一个很激进的阅读理论。“误读”这一现象“被看做是阅读阐释和文学史的构成活动”[1]。布鲁姆否定了一切所谓精确无误的阅读,指出对任何文学作品的解读都可能产生误读的问题。误译往往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译者在翻译某一部作品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忽视或无视文本的时空、文化背景,只是从自己文化背景和翻译目的出发,从自己的时空和视角去解读、传递原文本信息的现象,即为误译。

误译在文化交流中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忠实原则的指导下,误译有其消极的一面,被看做正确翻译的对立面。但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误译却有其积极性、独特性和重要性。译学家谢天振认为,误译是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例如庞德所译的中文古诗中存在大量的误译从而引发争议,但这些误译却成就了他意象派诗歌的典范,他的译诗《华夏集》被誉为 20世纪最受欢迎的诗集之一。

从诠释学的视角来看,误译现象是理解的历史性和由此而产生的偏见的作用下的必然结果。诠释学 (Hermeneutics)是从西方文化传统中对圣经典籍、法律条文和古代文献的解释中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进入 20世纪以后,西方现代诠释学派代表海德格尔(Heidegger)和他的学生伽达默尔 (Gadamer)将诠释学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升为对世界本源进行探索的当代哲学诠释学。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诠释学的建立,对人文以及自然学科都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为了解世界本源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视阈融合”和“效果历史”三大原则和意义对话理论,对翻译研究更有着不容忽视的启示和指导意义。他认为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作为历史存在的人类有特殊的历史局限性。无论是理解的主体抑或客体,都内嵌在历史之中。因此理解的任务在于突破历史局限,正确地去评价和适应历史。在理解过程中,鉴于理解的历史性,理解者的前见 (prejudice)不可避免地渗透于其中。前见是一种积极因素,是在历史和传统下形成的,是理解者对所处世界的一种选择,即偏见。

在伽达默尔看来,偏见是由历史、传统构成的,它是指这样一种判断,“它是在一切对于事情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被最后考察之前被给予的,理解所固有的历史性构成了偏见。一种解释学的境遇是被我们自己具有的各种成见所规定的。这样,这些成见构成了特定的现在之地平线,因为它们表明,没有它们,也就不可能有所谓成见”[2]。在理解活动中,理解的主体是处于历史之中的。理解是以偏见作为它的出发点的。偏见构成了理解者的一定的视阈。一个根本没有视阈的人是难以形成理解的。

伽达默尔认为偏见有历史合理性。“偏见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和错误的,实际上,我的存在的历史性产生着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的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3]理解的历史性和由此而产生的偏见观,在理解的过程中起到选择甚至定向的作用。这充分解释了翻译中的误译、文化过滤和多译本等现象。

二、诠释哲学与误译

《红楼梦》[4]因其在我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翻译版本之众多而受到译学界的重视。其中以两种英译本影响最大:一是“A Dream of RedMansions”[5],由我国当代著名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者杨宪益、戴乃迭合译 (以下简称杨译);另一是“The Story of the Stone”[6],由当代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和约翰·敏福德 (John Minford)合译(以下简称霍译),原著中有大量的含有文化信息,而在两部译本中,不同译者对原文本中重要信息的理解和释义则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例 1,对立东风里,主人应解怜。(第十八回)

杨译:Facing each other in the soft eastwind!

They surely bring theirmistress peace ofmind!

霍译:Theirmistress,standing in the soft summer breeze.

Finds quite content in everything she sees.

对“东风”这一文化意象,霍译与杨译形成了鲜明对照,杨译为:“soft eastwind”,而霍译为“soft summer breeze”。这是由于地理位置不同导致的东西方生态文化的差异,原文本中的东风指来自太平洋海域的春夏时节的暖风,而在英语文化中,东风却是指阵阵寒风。杨宪益作为我国当代著名的翻译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颇深,其译文旨在准确传递原文的文化信息,向西方读者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以想多了解中国文化的英美读者为对象的,因此采用了“异化”的手段来处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即在译文中尽可能地保留源语文化,这构成了杨译的基本前见。而大卫·霍克思先生的目的则是为了取悦于译文读者,是以一般的英美读者为译入语读者的,因此他遵循了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归化”的方法。可见,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前见”带进理解的过程,根据各自的前见传递原文的文化信息。由于理解的历史性,译者对同一文本的解释是多元的,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视角会产生不同的偏见。每个译本都是某个时代创造的偏见。由于历史性的约束,译者视界和作者视界水远无法完全重合,不同译者的偏见导致的文化过滤现象不可避免。同样,误译也不可避免。霍译为有意误译,是译者为了完美再现原文的风韵或为迎合本民族读者的文化心态和接受习惯而进行的创造性翻译。有意误译虽与原文在形式上并不完全对等,但却能传达最为重要的信息,并取得功能或语用交际的最大对等,有助于揭示原作的深层含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不同国家民族间文化的交流提升[7]。

例 2,宝玉满面泪痕泣道:“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第三回)

杨译:His face stained with tears,Pao-yu sobbed,“None of the girls here has one,onlyme.What's the fun of that?Even this newly arrived cousinwho's lovely as a fairy hasn't gotone either.That shows it's no good”.

霍译:“None of the girls has got one,”said Bao-yu,his face streamingwith tears and sobbing hysterically:“Only I have got one,it always upsets me.And now this new cousin comes here who is as beautiful as an angel and she hasn't got one either,so I know it can't be any good.”

文中“神仙”这一意象属于宗教文化范畴。杨译为“fairy”,霍有意误译为“angel”。译文的差异不仅体现出译者宗教文化背景的差异,更体现出两位译者在理解过程中所产生的迥异的前见。杨译的前见基于中国古代道家思想和相关神话传说,因此对“神仙”的理解与翻译是准确的,忠实地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色彩,真实再现“美若天仙”这一文化意象;而霍译则受西方文化中宗教背景和民族心理的影响,采用了归化的手法将原文中文化转移为西方基督教文化观念,因而译作“天使”,便于读者理解。因此,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来源导致了不同的前见,而前见则造成了二者风格迥异的译文。霍译的有意误译是文化过滤的结果,因为无论哪一位译者,都会受到各种主观或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产生某种前见,绝对“信”的译文不可能存在。历史性误读和误译是时代认可的。

由此可见,由于东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差异,译者文化背景的不同和对文化意象理解的不同,即前见的不同,导致霍、杨的译文产生了上述较大的差异。

上文中有意误译表明:在传统中浸染的理解者,总是带着从传统中得来的偏见去理解前传统。这种偏见是无法避免的,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通过家庭教育、社会文化制度、公众生活等途径感染着其中的每一个人,它使理解者形成对传统的“完全性的先行构想”(或称“意义预期”),理解过程中我们一直遵循着这种先行的假定,即前见。“实际上,译者总是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熟悉的世界带进原文这个陌生的世界”[8]。译者的前见深深植根于他的教育、家庭和社会背景,以及他所处社会的文化制度、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价值观念等因素,这一切都使之在理解和解释某一文本过程中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因此他的有意误译更加具有诠释哲学概念的典型性,更具有研究价值。

三、结语

在希腊语中,“诠释”一词具有说明、解释和理解三重意义。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原文文本的读者,以自身的理解阐释再创造出译本,因此说“翻译是一种解释,解释的过程极富主观性”[9]。翻译与诠释哲学的不解之缘恰好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理解的历史性导致了理解的偏见,产生了误读现象。伽达默尔认为这种偏见是“合法的”。他充分肯定了偏见对理解的意义,认为正是这种“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伽达默尔对偏见的积极性一面的论述使我们认识到了误读与误译的意义,进而对误译不能一概否定和批判,而要重新审视其价值。而误译则鲜明、生动地反映了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产生的碰撞、扭曲与变形,反映了对外国文化的接受传播中的误解与误释。由于译者各自的前见,在理解文本和解释文本过程中首先会产生误读。误读是文化过滤的一种形式,通过误读,译者滤掉了对译语文化发展不利的因子,重点考虑译语读者的语言文化习惯和接受能力,进而对含有文化意象或复杂文化信息的原文本进行有意误译。此外,不断发展着的前见也导致同一部作品的多译本现象和历史性重译和勘误。

总之,通过研读伽达默尔诠释哲学体系中的理解的历史性、前见和视阈等基本概念,可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评价方法,对多译本、文化误读与误译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并可以更新翻译理念,为翻译研究提供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途径。

[1]H.R.姚斯,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 [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6-26.

[2]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357-358.

[3]Gadamer,Hans.George.Truth and Method[M].New York:Crossroad,1989:311-312.

[4]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5]Cao Xueqin.A Dream of Red Mansions[M].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trans.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78.

[6]Cao Xueqin.The Story of the Stone[M].David Hawkes and JohnMinford trans.London:Penguin BooksLtd,1979.

[7]谢天振.译界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23-224.

[8]张德让.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与翻译研究 [J].中国翻译,2001,(4):23-25.

[9]吕俊.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J].外国语,2000,(5):50-52.

Abstract:The main concepts of her meneutics represented by Gadamer:historicality of understanding and prejudice had revolutionary influence on both humanities and natural sciences.The analysis and justification of intentionalmistranslations in the different translated versions ofHong Lou M eng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were made and it can be seen that a reasonable intentionalmistranslation will be achieved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in understanding caused by different prejudices when interpreting the very same literary works in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which reveals the enlightenment and referring significance of hermeneutic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Key words:hermeneutics;prejudice;mistranslation;horizon

(责任编辑:刘东旭)

M istranslation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The Enlightenment of Hermeneutics on L iterary Translation

SUN Xue-ying,ZHOU Rui

(Language School,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Shanghai 201620,China)

H315.9

A

1001-7836(2010)10-0147-03

10.3969/j.issn.1001-7836.2010.10.058

2010-09-01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 (B5911 07 004)

孙雪瑛(1971-),女(满族),黑龙江双城人,副教授,硕士,从事翻译和跨文化研究;周睿 (1985-),女,黑龙江哈尔滨人,2008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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