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静,王国伟

(济南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22)

科考废除与晚清知识分子的转型＊

马 静,王国伟

(济南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22)

科举考试作为一项选材制度,让处于中下阶层的知识分子有了跻身上流的机会;科考也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骨髓。然而1905年科考的废止阻断了知识分子由士入仕的道路,动荡的社会以及逐步形成的商业社会使知识分子难以适应。在赖以信仰的科考无以为继之后,士人们或经商办报或投身于小说创作,鸳蝴派的出现使文学形态转向消闲趣味化,稿费的制度化则促成了职业作家的出现。

科举;士人;近代社会;小说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魏晋以来,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拔人才,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历时1300年。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这种从民间提拔人材的考试制度无疑是相对公平的,它不但扩宽了政府选拔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分子,有机会通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通过科举,大量人材被发掘和培养,1300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分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由士入仕的光辉前景推动了民间的读书风气,孔子曰:“学也,禄在其中矣。”“做官第一主义,本来由儒家的政治哲学立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其充分的发挥,都是科举制。”[1]科举使由士入仕变为现实。“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太和殿唱名,午门外张榜,纵马游街,琼林盛宴,题写碑铭,封妻荫子,“荣华夸耀,耸动一时,使愚夫愚妇皆歆科举之为美而勉其子弟以必得之。”[2]“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俗语正是对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那时人家生了儿子,恭维他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婆婆看待媳妇之厚薄,会以儿子有无功名和功名大小为标准,丈夫有功名的,婆婆便捧在头上,没有功名的连佣人的气都得受;农民的儿子如果考取秀才,便是一步登天,一生吃着不尽,在这样的社会空气中,在人们尤其是妇女的头脑里,科举当然是一件神圣的事业了。”[3]“民间重科举,婚嫁聘要,非此不贵。如江南人嫁女,必举秀才,吉安士俗,非士族妇人不能蹑红绣丝履,否则哗然讪笑,以为越礼。”[4]读书人由士入仕的传统道路在科举废除后遭到了毁灭,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的废止绝不仅是废除了八股取士,更是废除了士人赖以支撑的信仰。十年来寒窗苦读,正是为了一朝闻名天下知,但科举的废止阻断了入仕的道路,士人们无以为生,孔乙己正是那个时代读书人境遇的真实反映。

科举的废止尽管发生在1905年,但绝非一时之行为,在此之前已经历过漫长的准备阶段,从龚自珍的批判科举到科举的最终废止几乎贯穿了整个清末。首先科举作为一种考试选拔的方式,内容仅局限于四书五经八股文,实在过于狭隘,并且其本身是个制度问题,存在弊端是固然的。其次科举之本来主旨是公平,但是从目的上看参加考试的人都是为了达到入仕的目的,可以说读书就是为了当官。科举考试出现以前选官是荐举制,虽然这可能有被推荐的人跟推荐人之间有某种特殊关系的情况存在,但是推荐人多少也要考虑被推荐人在民间的声望,而科举考试则不用考虑这些,就算品行再差,只要没有违反法律,就可以做官;再者,从效果看,知识分子做官后,会把官位看成自己奋斗赚来的私人成果,考试就是为了做官,考试赚来的官位当然要好好享受一把,所以贪污腐败在所难免。正因如此,民间有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这种情况到了清朝后期越发严重。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并且鸦片战争后,科举的内容渐渐与时代的需要脱节,加上西学东渐和学校教育的崛起,科举制度渐渐衰落。光绪二十六年(1901)清政府宣布“变法”,实行“新政”:科举流弊太多,决定从次年起,废止八股文程式乡会试改试策论和四书五经义。同时命令将各省书院改为学堂,并鼓励游学。各省普遍办学堂,留学人数也开始大规模增加。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丙午科是原定于光绪三十二年举行的科举乡试,这一上谕的发布标志着科举时代的终结。

科举的废止促成了留学的热潮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中国的朝廷一向是传统的文学中心,历朝历代也是重文抑武,选贤任能考察人之学识,因此在朝廷的周围,凝聚了一大批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1905年士人入仕宣告终结,士子们对朝廷的绝望迅速转变成一种对世俗生活的追求,他们远离了私塾,进入新式学堂接受西式教育,由传统的士转变为新式的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选择也由入仕扩大为律师、财会、工商、新闻、出版、作家等多种选择。许多幼年时接受科举教育的人在科举废止后进入了新式学堂学习,如李大钊、蒋介石、林语堂等。沈钧儒、陈焕章、黄运生等还以新中进士的身份赴日本或美国留学,此后的留学热潮更是风靡于世。这些留学生们或成为了思想家、教育家,或成为了科学家、医生。广大士人越来越与中国士人科举入仕的传统道路背道而驰。1905年科举走到了尽头,但清政府1911年才宣布解体,在这六年的时间里,自奉诏废科举之后,各州县纷纷奏请新学,学田、公车、书院等原为科举而备的款项均拨给各地新兴的学堂。“据统计,到1909年在长江流域各省中,最少数之安徽也有学堂865所,最多数之四川学堂多达10661所。”[5]与此同时,新式学堂的学生和留学生的数目也迅速增加,“据统计,新式学堂的学生在1904年有近10万人,次年即递增至近26万人,1906年科举废除后猛增至55万人,1907年复增至102万多人,可见这几年人数在连续增长,到1909年高达近164万之众。”[6]“从1901到1905年间,留日学生由200多人猛增至8000多人,废除科举后更猛增至12000多人。去欧美国家的留学生也大幅度增加,到辛亥革命前一二年,留美学生有650人,留欧学生有500余人。”[7]这些新式知识分子接受的是西方人性解放的新思想,他们不再将忠君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而是用自己专业化的知识拯救自己,拯救民族危亡。如鸳蝴派小说家陈蝶仙,童年时入私塾,曾得优贡生,后参与主编了《著作林》、《游戏杂志》、《女子世界》和《申报》副刊《自由谈》,除去写作、编辑之外,他还开设了公司,于1918年创立家庭工业社股份公司,发售无敌牌牙粉,后又分设酿酒、制汽水及碳酸镁玻璃诸厂,活出了一个士人的精彩。

经商、入伍等的道路虽然多样,然而毕竟是偏离了原来的专业方向,科举废止使得士人的身份由依附于封建政权的士大夫蜕变为经济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由单一的科考渠道突然置身于多元职业的选择关口,救国新民的政治话语,促使他们纷纷投身于小说领域和出版界,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得到凸显。”[8]近代社会逐渐兴盛的报刊业则为他们提供了舞台和机会。19世纪50年代起,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办报。1858年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近代报纸《中外新报》在香港出版,这以后,陆续创办的有《羊城采新实录》(1872,广州)、《昭文新报》(1873,汉口)、《循环日报》(1874,香港)、《汇报》(1874,上海)、《述报》(1884,广州)等。19世纪70年代文学期刊登上历史舞台,《申报》主办的《瀛寰琐记》(1872)、《四溟琐记》(1875)、《寰宇琐记》(1876)等三个月刊是其中最早的一批。90年代以后,以上海为中心,创办了一大批文学期刊,累计在50种以上,著名的有李伯元主办的《世界繁华报》(1896)、《游戏报》(1897)、《绣像小说》(1903)、吴趼人主办的《采风报》(1898)、陈去病主办的《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等。梁启超在东京创办的《新小说》出版后,也送到上海发行。这些刊物以小说、戏曲、诗词、散文为主要内容。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等著名长篇小说,都是在这些刊物上首先和读者见面的。1897年在上海创刊的《萃报》是中国最早的文摘性期刊,稍后创刊的这类刊物还有《选报》(1902,上海)、《东方杂志》(1904,上海)等。科举废止以及报刊的兴盛给士人提供契机以重置作文思想,并从体制上切断了士人对科考入仕的依附性,引起士人身份的转型,稿酬的出现也使职业作家的出现成为可能。在小说界,作者获得稿酬的事古虽有过,如冯梦龙之做三言,但并不多见,士子们执笔文学多因为他们需要倾吐心中慨当以慷的抱负,只是文学票友而已。科考的废止,迫使无以为业的士子将目光投放到稿酬丰厚的小说上,诱使他们进入了这个从不被他们看重的领域。吴趼人在他的小品文《咬文嚼字》中不乏诙谐地说:“我佛山人,终日营营,以卖文为业,或劝稍节劳。时方饭,指案上曰:‘吾亦欲节劳,无奈为了这个。’或笑曰:‘不图先生吃饭,乃是咬文嚼字。’”[9]吴趼人所食之饭乃自己的文字换来,他完全以卖文为生,正所谓咬文嚼字。近代稿酬制度的形成,标志着作家作品高度商业化、社会化的形成。近代报刊出版业的兴起、稿酬制度的形成使繁华的上海出现了第一批职业小说家,陆士谔便是科举废止后职业小说家的代表。1905年陆士谔到上海谋生,正值小说当行,他试写几篇竟一举成名,成为宣统年间上海滩最走红、最多产的小说家。众多职业小说家的出现使小说创作由此达到高峰。晚清11年间(1900-1911)中国通俗小说出现了两次高峰,一次是1903年(39部,为1900年的13倍),一次是1907-1909年间(1909年有104部,为1900年的34倍)。[10]当时创作的小说作品“记侦探者最佳,约十之七八;记艳情者次之,约十之五六;记社会态度,记滑稽事实者又次之,约十之三四;而专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诸书为最下,十仅得一二也。”[11]

国事杌陧、社会失衡带给知识分子的焦虑和迷茫使他们很难冷静地面对现实,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被边缘化的境遇促使他们忽视文学的艺术成就而流于形式地创作了大量批判小说,揭发时代的黑幕,近代兴起的“谴责小说”就是在科考废止的背景下文人对人生、对社会的思索和叹息。除去针砭时弊,当延续了1300年的文化高压一朝消失后,茫茫不知所往的士人们从盲目的“文以载道”自觉地转变为“文以消遣”、“文以游戏”,由此导致了文化形态向消闲、趣味方向的转变。清廷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1906年9月“失业秀才”寅半生主编的《游戏世界》月刊便在杭州城出现,刊中“功名两字虚,岁月遭蹂躏……游戏了余生,抚髀呼负负”的呼声不仅是寅半生被功名捉弄后的控诉,也代表了当时士人的普遍心声。但中国文人骨子里的随遇而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让士人们迅速从迷失的丛林中走出来,科名枷锁一朝解,人生游戏自由飞。礼拜六派代表作家“天虚我生”陈蝶仙曾说“笔墨之可以挥洒自由者,惟游戏文章”,显示的就是作家心灵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12]而“以文为戏”的小说“游戏说”,在李伯元主办的《游戏报》上也已见端倪。“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流行则使消遣文学进入全盛时期,在一段时间里形成了独霸文坛的局面(1912—1917年)。歌舞升平的不夜城上海则成了消闲、趣味文学的大本营。作为一个工商业大都市,科举废止后,上海成为众多士人心中的神秘园,他们纷至沓来或为报馆主笔、编辑,或为连载小说的作者。士人从象牙塔尖跌入市民阶层,以与普通市民共通的意义空间将小说市民化、休闲化。“鸳蝴派作家不像过去的文人作者、编者那样在创作中遮遮掩掩,或在纲领上故作教化姿态。他们一开始就坦然地宣称自己这类文学除消闲娱乐外,别无目的。”[13]徐枕亚在其主编的《小说丛报》发刊词中说:“原夫小说者,俳优下游,难言经世文章;茶酒余闲,只供清谈资料。”王钝根在其主编的《礼拜六》创刊号中公开称“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安乐也”,“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亦快快哉!”

总之,科举考试历时1300年,在中国文化中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它的废除也给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士人们或经商办报或投身于小说创作,报刊的兴盛、小说阅读群的扩大使得稿费在中国成了一种新的制度,由此也导致文学形态转向消闲趣味化,稿费的制度化同时也使职业作家的出现成为可能。科举的废止在让士人惶惶的同时,也让他们在懵懂中探索着自我。他们或商或武或医或法,或从事报刊业和小说创作,多元职业的选择关口和经济的独立赋予士人更自由地安排自己人生的可能,与此同时,“士”阶层也伴随着科举的废止成为了中国五千年故纸堆中的另一笔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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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bolition of I mperial Exam ination Syste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te Qing I ntellectuals

MA Jing,WANG Guo-wei

(Literature Department,University of Jinan,Jinan Shandong 250022,China)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s a selection system gave intellectual group who were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es access to the upper classes,and itwas also rooted in bone marrow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aboli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1905,blocked intellectual entering political stratum,and turbulence of the society and the gradual for mation of the business communitymade it difficult for intellectual group to adapt to the society.As a result,intellectuals ran a newspaper or engaged in fiction writing.The appearance of Mandarin Duck and Butterfly changed literary for m to leisure and fun,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ayment forwriter’swork contributed to the emergence of professionalwriters.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scholar;modern times;novel究,19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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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57.9

A

1673-2103(2010)03-0079-04＊

2010-02-17

马 静(1984—),女,山东菏泽人,济南大学文学院2008级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王国伟(1974—),男,山东烟台人,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