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景连, 吴显春

(凯里学院旅游与经济发展学院,贵州凯里556011)

一、引言

在传统观念中,大多数人都习惯于认定生态维护是一项复杂的技术工程,因而,在生态灾变救治中,必须仰仗现代科学技术,再配合相应的工程设施,生态灾变的救治才能收到成效。否则的话,生态灾变的救治将永远于事无补。在这一理解的干扰下,各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和技能自然被贬低为愚昧落后的历史残留,迟早都将退出历史的舞台,对现在的生态维护,则无任何价值可言。[1](P115-116)然而,纵观半个世纪的生态灾变救治经历,我们不难看出,即使在现代最前沿科学技术,甚至是从外国引进技术的指导下,我国的生态灾变救治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理目标,生态灾变反而出现了进一步恶化的态势。因为人类面对的生态问题是长时间多元文化并存格局持续作用并积累的后果,要弄清其间的递变脉络和灾变积累的机制,需要通过超长期的观察、记录和分析。[2](P98)人类生活在地球上起码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曾经遭逢过各种各样的生态灾变,也积累了应对各式各样生态灾变的经验。而现代科学技术仅是文艺复兴以来才陆续建构完成的学科体系,存在的时间不超过500年,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相比,仅是短暂的一瞬,仅仅凭借这短短的500年的资料积累去破解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态问题,不管现代科学技术多么精细,多么有效,都会显得力不从心。[2](P98-99)

就我国内蒙古地区的草原沙化治理来说,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指导下,再配合相应的工程设施,草原沙化救治虽然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但治理后的效果仅仅是“局部好转,整体恶化”而已。又如,在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的土地资源石漠化灾变治理中,相关部门花费了巨额的资金,企图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去遏制当地土地资源的石漠化恶化。但每年投入的巨额资金就像竹篮打水一样,到头来还是一场空,西南地区的土地石漠化趋势并没有得到好转。类似失败的教训,在我国生态灾变救治中不胜枚举。

从这些失败的教训中,我们发现,这既不是工程技术的失误,也不是维护力度不够导致的后果,关键的失误在于生态治理思路的偏颇,没有意识到少数民族文化中蕴涵的生态智慧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我国千姿百态的生态系统中,生态灾变的救治也应当互有区别,我们不可能奢望利用同一种模式就能解决所有的生态问题,而必须充分发挥各少数民族文化中蕴涵的生态智慧。在尊重少数民族生态智慧的前提下,再加上相应的科学技术作辅助,两者结合起来,生态灾变的救治才可能从根本得到解决,一味地依靠所谓的现代科学技术去解决所有的生态灾变救治,那只能重演“刻舟求剑”的笑话。

二、生态灾变救治的内涵

按照生态人类学的理解,生态灾变的救治其实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甚至是不同的个人,对生态救治的理解,从来都没有统一过,不同的民族会因为所处的生态环境不同,对生态灾变救治的理解会出现明显的差异。举例说,土地沙化确实给华北平原的汉族居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农田将会被沙丘吞没,影响到了他们粮食作物的产量,因而也就自然成了灾害。但对于长期生活在沙地中的贝都因人和柏柏尔人而言,他们则可以处之泰然,因为这些民族对沙丘既不陌生,也不害怕,[1](P116)因而,沙漠面积的扩大并不会对这些民族带来毁灭性的灾害,反而,沙漠面积的扩大,使这些民族放养骆驼的面积扩大了,因而有利于扩大他们的骆驼饲养头数。从这个事例出发,我们只能理解为,生态灾变的救治只能是全人类的总体目标,是由众多的具体目标综合而成。[1](P116)对不同地区生态灾变的治理应立足于具体的民族文化,在具体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求得生态环境的改善,并最终在各民族并存文化的正常运行中,实现生态安全维护这一总体目标。若“一刀切”式地按同一模式实施生态灾变救治,那么这样的生态灾变救治则无任何意义而言。

文化人类学家前辈斯图尔德曾明确地指出：“一切民族文化都是针对特定的生态环境建构起来的”[3](P304)。萨林斯也曾指出：“地球为人类生存所提供环境的多样性使文化呈现出千姿百态”[4](P19)。从这里可以看出,所处生态环境的稳态延续支撑了相关民族文化的高效运行,而民族文化的运行才可能延伸出社会组织层面和精神层面,由此才能有完整的民族文化自立稳态延续的可能。蒋立松也曾在他主编的《文化人类学》一书中指出：“人类的文化是在自身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中,通过生计方式的选择与适应而逐渐形成的”[5](P31)。就这些学者的论断而言,民族文化与所处生态系统虽然不会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我们至少可以说,生态系统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模塑作用,没有所处生态环境的模塑,民族文化是不可能凭空建构起来。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文化也是经由当地特定生态环境的模塑,而最终被建构起来的。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民族文化在被生态环境模塑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能动的适应过程。民族文化一旦定型下来,它就具备规避当地生态系统脆弱环节的禀赋,可以应对当地生态系统中随机出现的各种风险。这是文化适应过程中必须加入考虑的内容,若一个民族文化中没有应对当地生态环境中随机出现的各种风险的能力,那么,该种民族文化就不可能稳态延续,最终也就不可能传承到今天。由此看来,民族文化既是民族在对应生境过程中的创造物,又是民族实现自身发展的前提。无论什么样的民族文化,它都具备与周围自然生态系统相互兼容、相互协调的禀赋。[6](P409)

明白了民族文化与所处自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指出,时下喊得最响亮的生态维护,并不是所有民族的呼声,仅只是几个掌握话语权的民族的呼声。这些民族为什么会大肆宣扬生态环境已经被人们在发展的过程中破坏掉了,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所处的生态环境已经影响到了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因而要求其他民族和自己一样,一道参与进来,一起进行生态救治,好让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获取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作法明显是一种有损公道的做法。这些掌握话语权民族中的生态环境之所以出现蜕变,究其原因,是因为该民族文化在运行的过程中,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导致了所处生态环境在短时间内丧失了自行恢复的能力,因而,才出现了所谓的生态灾变。可见,生态灾变,就终极意义而言,永远只能是针对一部分民族而言,而不代表着整个人类社会。生态环境的救治也就永远只是针对特定的民族文化而言。

指出了生态灾变的救治是一个文化概念后,这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所谈的生态维护或生态灾变救治,指的是在多元文化并存格局中,各民族文化在正常的运行过程中,达成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互补关系。一种民族文化在运行过程中出现偏离而导致所处生态环境的蜕变,可以靠并存民族文化的制衡格局去加以修复,最终达成一种新的制衡格局。因而,在生态灾变的救治中,也是建立在特定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去实现生态环境的维护,而不是漫无目的地谈生态灾变救治。脱离了特定民族文化去谈生态灾变的救治,那终究会于事无补。

比如说,长期生活在内蒙古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在应对草场退化问题时,都有自己一套成熟的本土生态知识和技术技能,在应对当地水资源困乏的时候,都能做到一一化解。具体表现为,在蒙古族牧民的日常生活生产中,都会根据自己草场的情况,合理地规划自己的游牧路线和调控“五畜”的比例和数量,可以实现牲畜产出的最大化和生态环境损害的最小化。因为在蒙古族民族文化中,早就蕴涵了应对草场退化的本土生态智慧,若蒙古族文化中没有蕴涵着这样的抗风险适应能力,那么,蒙古族牧民也就不可能在草原上稳定延续6、7个世纪,曾经横跨亚欧大陆的元蒙帝国也就不会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而时下所说的草原退化而导致的沙尘暴频发,从农耕民族的角度看,确实是莫大的灾难,因为沙尘暴的发生确实会给农耕民族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因而就此大肆宣扬,草原上牲畜的超载是导致草原生态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要救治草原上的生态环境,就必须减少牲畜的头数,以达到生态恢复的目的。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纷纷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救治草原生态环境的措施,如：围栏封禁、生态移民、变游动为定居、引进滴灌技术等等。决策部门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不说,但这些措施实施了几十年后,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草原生态环境退化的问题,局部地区反而出现了更大面积的土地沙漠化现象。若说政府部门对生态环境的救治不力,那显然是冤枉了他们,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生态环境救治过程中,救治的思路出现了偏颇,仅仅是以农耕民族文化思想为主导去实施对内蒙古草原上出现的生态灾变救治,而没有注意到当地蒙古族文化中蕴涵的本土生态智慧和技术技能,恰好更有利于削弱生态灾变的危害。

三、少数民族文化的生态价值

上文我们已经讨论过,一切民族文化都是针对特定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建构而成。自然与生态环境的构成要素虽然很多,但构成环境要素的无机内容,比如：海拔的高度、岩石和土壤的性质、气候的常数、生态系统的类型其构成要素的变化速度应当是非常缓慢的,这些无机环境要素也是民族文化需要适应的对象。由于环境要素中的无机内容变化速率极其缓慢,那么为适应无机环境而确定下来的民族文化的变化速度也就自然不会很快。也就是说,只要生态环境不发生大的改变的情况下,民族文化就将永远发挥效应,其中,民族文化中也就自然包含了适应于当地特定生态环境的生态智慧和技能。各民族的生态智慧与技能是相关民族对自身与所处生态系统之间制衡互动过程加以认知的结果,并将这些认知成果积累下来的产物。[2](P99)因而,这些生态智慧和技能是支持相关民族应对各种风险的保障。

贵州南部和西南部是我国典型的喀斯特山区,在近几十年来,这一地区出现了土地资源严重石漠化的生态灾变。相关部门为了救治这一严重的生态灾变,不惜花费大量的资金引进最先进的技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通过退耕还林、封山育林、坡改梯、砌墙保土、改良土壤、开发岩溶水、种植适生经济作物等措施去救治当地出现的生态灾变。[7]但经过了几十年的灾变救治,当地的土地资源石漠化现象并没有得到遏制。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在救治的过程中,救治的思路出现了偏颇,没有注意到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中蕴涵的生态智慧在当地的生态灾变救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据我们调查发现,贵州省石漠化地带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表现为土少、土层薄、易松动、土地保水能力差、雨季的分布又不均衡。但在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中,早就具备了规避上述生态系统脆弱环节的本土生态智慧和技能。其具体表现为,当地的少数民族在农作物种植的时候,采用混合播种,即在同一块土地上,会同时种上好几种作物。据我们在麻山地区的实地调查发现,当地的居民在同一块地里套种了玉米、红薯、南瓜、豇豆、辣椒、苎麻等作物,配置办法是将粮食作物、饲料作物、蔬菜作物、纤维作物在同一块地里形成一个立体混种格局。这种播种方式具有如下几方面的好处：1.可以使地表被植物覆盖,降低水资源的无效蒸发;2.可以避免阳光直射而导致地表的无序升温;3.可以避免作物在换茬时土地资源的裸露,减少重力和流水对土地资源的冲刷。由此看来,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中蕴涵的生态智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地的土地资源石漠化。

又如,在我国黄河兰州河段及南部主要支流洮河和大夏河流域一带生息的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少数民族居民,在他们的文化中,也都具备了规避当地风蚀作用的文化内容、也具备了规避季节性缺水和土地盐碱化的本土生态智慧。在这一地区,冬春两季风蚀作用特别严重,春夏两季的气候则十分干旱,而深秋季节则会出现暴雨的淋蚀。半个多世纪以来,相关部门出于救治生态灾变的需要,分别接受来自不同学科的建议,制订了许多互不关联的对策。其具体表现为,为了抵御严重的风蚀,他们曾经普遍推行过设置沙障;为了解决缺水的问题,则企图超额提取地下水或提取黄河灌溉;为了对付秋季的暴雨,也曾以行政命令的形式长期推行过修筑谷坊、植树造林;为了对付土地的盐碱化,提水洗盐和修筑台状耕地也曾经被视为有效的对策。但这些对策分别实行的结果却造成了始料未及的负面后果。无论是抽黄河水还是地下水,头三年似乎有效,三年后,肯定会面临土地盐碱化的威胁。修筑谷坊和植树种草虽说缓解了暴雨的淋蚀,但是,树和草却占用了宝贵的水资源,在水源没有保证的情况下,为抵御流水淋蚀种植的树和草自身也无法稳定存活。相比之下,当地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居民所营建的砂田成效最稳定,操作和维护最简便。其具体做法是,将黄河河滩上的鹅卵石不辞蚜劳地用人挑马驮搬运到干早的黄河台地上,[8](P288-289)按照粒度的大小从小到大逐层平铺到可以耕作的地面上,一般需要铺设5～15厘米厚,[9]耕作时,当然不能翻耕,只能翻开鹅卵石,直接点植。禾苗出土后,又再用石块遮蔽根部。靠着这样的砂田,农产品的产量可以稳定地提升20%～60%,而且,一经铺设可以在60年间连续使用。当地传统文化的这一巧妙操作,长处有四：1.遮蔽了土表,防止了早风肆虐掀起表土,起到了为庄稼固根的作用。2.对作物生长发育具有一定的影响。砂田出苗早,生育期缩短。[10]砂石层的存在,在早春还具有提高土温的功效,作物播种的时间可以提前15天左右,使作物在成熟期可以避开暴雨季节;3.防止土地盐碱化作用。在降雨量与蒸发量比差高达1∶5的状况下,由于地表蒸发量得到有效降低,免除了地表盐碱化之忧。4.蓄水保墒作用。砂田中的石块可以从干早的大气中榨取水份,可以规避当地的季节性缺水,砂石上盖住表土,可以避免阳光的直射,有效减缓了蒸发量,确保土中水分最大限度地为植物所利用。[11]这些本土生态智慧除了能规避风蚀作用、土地盐碱化、水资源的无效蒸发和雨季分布不均衡外,还可以防止病虫害的发生,确保农作物的高产和稳产。[12]结合上面的分析,就可以很容易发现,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少数民族居民实施砂田种植的生态维护价值,其中最突出的长处在于它综合性地避开了各种不利的环境因素,实现了在200～400毫米降雨地带的可持续性耕作。

四、结语

少数民族文化中蕴涵的生态智慧饲该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当地居民在与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环境的长期调试后,并经历了漫长历史积累的产物,因而各民族的生态智慧和技能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在救治人类社会出现的各种生态灾变中,决不能离开各民族的本土生态智慧和技能的有效利用。聋用各少数民族文化中蕴涵的生态智慧和技能,再配合相应的科学技术去实施生态灾变救治,要比单一地靠科学技术手段去实施生态灾变救治的效果要好得多。但遗憾的是,对各少数民族文化中蕴涵的本土生态智慧的研究还没有得到广大学者以及相应部门的重视。本文作者希望本文的结论能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并能为我们的生态灾变救治提供相应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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