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敬

(渤海大学,辽宁锦州 121001)

宋代北京大名府的建立及意义

任 敬

(渤海大学,辽宁锦州 121001)

宋代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朝代之一,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建立了相对统一的宋政权,其相对统一体现在宋政权在完成了局部统一后,仍面临着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其北部与辽契丹政权直接对峙。历经公元 986年雍熙北伐,宋军主力在岐沟关的惨败,宋统治者自此对辽政权由攻势转入防御为主的时期,在战略上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防御体系。大名府的建置其主要意图即防御辽的军事进攻与威胁,同时也完善了北宋地方政治制度的格局。本文通过对大名府建置的探索,可有助于了解宋代北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状况。

宋代;大名府;邯郸历史

北京大名府位于黄河以北,是京杭运河南北沟通的中转站之一,地处冀、鲁、豫三地交界之处,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地位,同时也是河朔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大名府的建立对防御辽政权的军事侵扰、拱卫京师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北宋河北东路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及社会发展也起到了带动作用。所以宋代北京大名府的建立并非偶然,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 、宋代北京大名府历史渊源及建置背景

(一)宋代北京大名府的历史渊源

宋代北京的设置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及悠久的历史变迁沉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古时,往往同一治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名称。据文献记载,大名府的历史追根溯源可至春秋时代与齐、鲁接壤的卫国,它为历史上齐桓公所筑五城之一,时称“五鹿城”。战国时期隶属魏国,魏文侯七年(公元前 439年)始得邺地,改曰“魏”。秦朝为东郡。汉朝名为魏郡。前燕建熙元年 (360年),修筑贵乡郡城,时称贵乡郡。北周 (580年)改魏州。后世袭之。其真正展露它在历史上的地位,源起于 608年(隋大业四年)春,隋炀帝利用曹魏时期所修的白沟(今卫河一段)、屯氏河、清河而开凿的大运河,“大名城”因紧靠运河地带而迅速跻身新兴的运河城市之列,自此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历经唐“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使其取代了邯郸的中心城市地位,成为了黄河以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唐肃宗 758年(乾元初年),在此设魏博节度使,并置大都督府,与成德、卢龙、淄清号称“河朔四镇”。唐德宗建中三年 (782年),魏州节度使田悦叛唐称王,把魏州之“魏”改为“大名”,把魏州的“州”改为“府”,于是“魏州”之名就改为“大名府”了,“大名府”得名之伊始于此。自此大名府成为五代众多统治者争夺与据守的中心。后唐庄宗李存勖 923年 (同光元年四月),统治者升此地为东京,都督府曰兴唐府,后晋高祖石敬瑭 936年(天福元年十二月),改兴唐府为广晋府,后汉高祖刘暠乾祐元年三月,改广晋府曰大名府,后周太祖郭威 951年(广顺元年),以大名府镇抚河北。巩固自身政权的同时,且以此地防控契丹的威胁,可见大名府在五代短暂的 53年间为历任新统治者首要据守中枢,视为当权者的心腹要地。众多统治者在此大力经营以求巩固自身的同时,使大名府成为了河朔地区首屈一指的城市。时至宋仁宗庆历二年 (1042年),因契丹集结重兵,欲南侵北宋,统治者为构筑北方防线,遂钦定大名府为北京,使其担当了拱卫京都汴梁的北大门,与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并称四京。从以上可见大名府其历史渊源发展之久远,长期的历史积淀及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促使成为北京的必备条件。

(二)宋代北京大名府的建置背景

北京大名府的设置并非是历史的偶然,它设置的原因背景是与其独特的军事地理位置以及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密不可分的。其建立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及社会原因。其一,它有长达数百年的历史积蓄发展及积淀。此城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历经后世的众多朝代的经营、尤其在隋唐时期大运河的新兴使其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阶段,五代时期历朝统治者在此的大力建设与巩固,使大名府有了更加深厚的发展空间,形成了“河朔之州魏最大”的局面。在宋代擢升为北京,是与其前代的历史积累紧密联系的。其二,交通便利。既可体现在水运方面,水利通,百业兴,大名府处于京杭大运河永济渠的枢纽中心,是南方货物北运的主要集散地。也体现在陆路交通方面,它处于河北、河南、山东地缘交接处,为三地交通要道,四方辐辏,成为储藏货物积基地和四方经济贸易中心。李白曾盛赞“魏都接燕赵,美女夸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青楼夹两岸,万室喧歌钟。天下称豪贵,游此每必逢。”可见此地商业活动极为繁荣。其三,历来为中原地区的军事重镇,兵家必争之地。明代地理学家顾祖禹曾称“(大名)府西峙太行,东连河济,形势强固,所以根本河北而襟带河南也……南北津途,咽喉所寄也”,所以成为诸多政权割据统治的中心。宋时,因防御契丹的南侵及完善宋地方政治格局,于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班昭擢升其为北京,就其建置的背景,要始于雍熙三年 (986年)宋太宗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失败,从此以后宋统治者自是“不敢北向”,对契丹政权采取防守为主、以求苟安的军事防御体系。这个体系由三道防线组成。第一道防线以太行山脉为隔断,西起宁武关——东至霸州;第二道防线以滹沱河为险,西起刑州——东至沧州;第三道防线以大名府为中心,西起磁州——东至棣州。大名府既是军事驻军重地,又是防御指挥的中枢,成为庇护京畿的屏障,至十一世纪初,宋仁宗庆历二年 (1042年),辽集结重兵伺机南侵,消息传到宋都汴梁,朝廷文武官员多主张迁都洛阳,丞相吕夷简熟知黄河以北的情况,他提出:“使契丹得渡过河,虽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闻契丹畏强侮怯,遽城洛阳,亡以示威;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宋仁宗遂采纳吕夷简的意见,决定迎敌抗战,建北京大名府行宫,若敌南犯就御驾亲征。当年五月,拨国库银十万两,修建北京大名府,把大名府建为都城,定名“北京”。可见坚守住大名则可掌控黄河以北的大片疆土,又可切断堵塞敌人南渡黄河的通道,对宋政权的巩固及统治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其建立的直接社会原因。

二、宋代北京大名府建筑特点与规模

(一)大名府的建筑特点

宋代北京大名府的建设规模十分宏伟壮观,据《历代宅京记》:“宫城周三里一百九十八步,即真宗驻跸行宫。城南三门:中曰顺豫,东曰省风,西曰展义。东一门,曰东安。西一门,曰西安。顺豫门内东西各一门,曰左、右保成。次北班瑞殿,殿前东西门二:东曰凝祥,西曰丽泽。殿东南时巡殿门,次北时巡殿,次靖方殿,次庆宁殿。时巡殿前东西门二:东曰景清,西曰景和”。可见北京大名府其城池建筑的规模之宏大,景象之壮观。外城亦称罗城,京城周四十八里二百六步,门一十七。南面有三道门,名为南河、南砖、鼓角门;北面两门,名为北河和北砖门;东面两门,为冠氏和朝城门;西面两门,为魏县和观音门;还有上水关和下水关。熙宁九年(公元 1076年),改正南南河门为景风门,南砖门为亨嘉门,鼓角门为阜昌门。正北北河门为安平门,北砖门为耀德门。正东冠氏门为华景门,冠氏第二重门为春祺门,子城东门为泰通门。正西魏县门为宝成门,魏县第二重门为利和门,子城西门为宣泽门。东南朝城门为安流门,朝城第二重门为巽齐门。西南观音门为安正门,观音第二重门为静方门。上水关为善利,下水关为永济。内城创置北门为靖武门……”据载东都外城“京城五十二里九十六步”,可见北京城比京都开封绝不逊色 。宋代北京既有恢宏的城内建筑,又具有系统化的城池建设。

(二)大名府的规模

大名府以府治为中心向四方之地辐辏,其统辖范围甚广。据《元丰九域志》载:“东至本京界一百一十里,自界首至刑州一百一十里。西至本京界一百五里,自界首至磁州五十五里。南至本京界六十一里,自界首至澶州六十九里。北至本京界一百八十里,自界首至贝州三十里。东南至本京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濮州六十里。西南至本京界一百一十八里,自界首至相州八十二里。东北至本京界九十八里,自界首至博州一百二里。西北至本京界七十里,自界首至洺州三十里。县一十三:辖元城、莘、朝城、南乐、内黄、成安、魏、馆陶、临清、宗城、夏津、清平、冠氏。”大致相当于今天东界达山东省境内的临清市,南达河南省境内濮阳,北达河北的邢台市,可见其当时所辖地域规模之大。

(三)大名府的城市功能

大名府在宋代不仅是黄河以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担当着北宋防御辽政权的北大门。宋太宗对辽朝的两次武力失败后,即转而采取守势,在黄河以北疏浚、开拓边地河道,西起沉远泊,东至泥沽海口,屈曲九百里,滹沱河、永济渠都汇注其中,深十余尺,称“界河”,大名府以其险要的地理位置成为据守的中心。

三、大名府地区社会发展

宋代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大发展时期,大名府作为全国地区区域的中心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一)政治方面。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统治者因各路的重要程度迥异在政治部署也不近相同。“其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两浙诸路各置(转运)使、副,余路不置副”。又可从元祐二年 (1087年)文彦博所上《自来除受官职次序》对转运使的任用,可推大名府的重要的地位。“转运使有路分轻重、远近之差:河北、陕西、河东三路为重路。”宋统治者在政治上对大名府实行高度统属的政策,以维护其中央集权。另据宋神宗元丰八年 (1085年)颁布的《元丰九域志》记载:“定全国以二十三路为行政区划”,根据路的轻重地位,所选任的官员也有相应配置。《长编》卷六一曰:“河北、河东、陕西路,供给边备,其知州、通判、幕职州县官……并选年六十以下强干者充。”重要路不但选官质量高,而且设官数量颇多。《文昌杂录》卷五所载元丰时诸路除幕职判、司、簿、尉等官员外的文武职事官大约人数,以人数多少位居前 3列如下:陕西路 (522员)、河北路 (420员)、京西路(308员)。由官员的选任质量及人数的配备上,足以印证隶属于河北东路所辖的大名府在政治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经济方面。据史料记载大名府地区的户口情况是:“主一十万五二千三百二十一,客三万九千九五百四十八”。东京开封主、客户近十八万户。主、客户反映出人口的多少为衡量社会生产力标志,人口的疏密足可知此地区经济交易频繁与否。此地区除盛产主粮食作物麦、粟豆、稻、黍外,另据《元丰九域志》载“土贡,花纟山、绵纟山、平纟山各一十匹,紫草五十斤”,可见此地区也多产以上经济作物。此地区为全国的贡献农业税份额位居前列。据元丰年间统计,河北税催额 9152000,位列第一。农业税的征收与其地区经济繁荣程度有密切关系,由此可知北京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为宋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持。

(三)文化方面。大名在北宋前期是北方文化中心,在太宗年间,既有本籍的王祜、柳开、臧丙、范杲,又有客居、游学于此的寇准、张咏、王禹偁、张景等人。他们其中不乏为宋代文学复古发端者,且政治上也颇有建树。

综上可知宋代北京 (大名府)无论在其经济、政治、军事及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均呈现了繁荣之势,且对宋本朝及周边少数民族均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其一,从军事战略上,对外担当了宋政府构筑对抗辽政权防线的指挥中枢,起到了威慑辽政权的作用。其二,对内,它保障了宋东京的物资供应及南北调度的顺利实施,极大地巩固了宋政权的统治;又以“控扼河朔,北门锁钥”之势,担当了宋政权的庇护堡垒的作用。其三,宋统治者对北京的大力经营,不仅更加巩固了其自身的深度发展,而且带动了中原地区继隋唐兴盛后的又一次阶段性的大繁荣。可见,宋代北京 (大名府)的建立并非偶然,它有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其建立有其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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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92.2

A

1009-5462(2010)04-0017-03

2010-11-16

任敬(1981-),女,河北深州人,渤海大学 20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辽金史。

[责任编校:侯廷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