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功海

(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济南250022)

美国经济危机的根源及对中国的启示

吴功海

(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济南250022)

美国经济危机的发生主要与三个因素有关,布什政府执政理念的偏颇是导致危机爆发的政治原因,金融监管乏力是导致此次危机的经济动因,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是此次经济危机爆发的思想根源。通过对原因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经济危机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总危机的外在表现。美国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启示主要有:正确认识自由主义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妥善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

经济危机;执政理念;金融监管;自由主义;启示

一、美国经济危机的根源

美国经济危机源于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2008年9月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以及美林公司被收购事件则标志着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随着虚拟经济的灾难向实体经济扩散,金融危机则演变成了经济危机。引起美国经济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将从政治、经济及思想三个角度加以考察。

(一)布什政府执政理念的偏颇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政治根源

民主党与共和党是美国的两大政党,自建国以来一直轮流执政。尽管两党的共性越来越大,但仍有不同的执政理念。过去80年来,美国经济在民主党执政时期与共和党执政时期的表现具有明显差异。从1928年10月1日到2008年3月14日,按派息、拆股修正后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从240点升至11,951点。期间,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分别占据白宫40年。令人惊讶的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共和党执政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6%,而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平均每年增长8.2%。更为惊人的是,共和党任期内平均联邦赤字为1,367亿美元(以2007年美元计算),民主党任期内平均联邦赤字为703亿美元,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两倍。共和党和民主党任期内平均联邦赤字占GDP的份额分别为2.5%和2.0%。最后,共和党任期内实际GDP平均增长1.89%,民主党任期内实际GDP平均增长5.87%。虽然其中可能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有人或许会得出政治确实影响金融市场的结论。[1](P187-188)从中可以看出,80多年来民主党更倾向于重视国内经济的发展,而共和党则较为忽视。次贷危机爆发于2007年夏季,而直到2008年2月13日乔治·W·布什才正式签署了一揽子经济刺激法案,布什政府并未能够及时应对危机。这说明布什政府忽视乃至漠视国内的经济问题。究其原因在于布什政府非常欣赏里根式的理想主义,认为政府没有能力也不应该干预经济。总统对国际问题比对国内问题更强烈的关注。美联储能够或迅速或不那么迅速地正确认识到衰退的发生,但是联邦政府机构却不能以及时有效的财政政策配合美联储的行动。政府和国会似乎深受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不能提出务实的经济政策。[1](P201)奥巴马感叹道:令人悲哀的事实是,我们陷入目前危急的经济状况并非历史偶然。它不是一个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而是一个统治华盛顿过久的陈腐且误入歧途的思想导致的必然结局。我们的世界和经济均已发生了变化,而政府的思维方式却跟不上21世纪考验的步伐。政府非但没有在增强美国竞争力和应对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新挑战上做文章,相反,我们看到对美国最富有阶层实行减税和对伊拉克战争做出无限制承诺未能使我们更加安全,反而分散了我们对真正威胁安全的因素的注意力。结果,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收益每况愈下。早在新世纪之初,美国领导人本应把握住机会,本应拥有变逆境为机遇的力量、高瞻远瞩的智慧以及挑战传统思维和陈旧理念的勇气。我们本应该彻底改革经济,应对阻碍我们兑现未来承诺的新挑战。过去的8年是美国领导层的失败,而非美国人民的失败。[2]

(二)金融监管乏力是经济危机产生的经济根源

美国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就是华尔街。华尔街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区,在它200多年的历史中,华尔街不仅见证了美国金融业的历次兴衰起伏,同时也是美国经济发展中各个重要的环节的资本推手。从历史上看,华尔街就少有监管:华尔街将在一个权力真空中发展,它所仅有的领导机构和调节机制只会来自于它的内部。在此后的岁月里,华尔街作为一个金融市场,比世界上其他市场要自由得多。但是一个没有监管的自由市场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在压力面前它很容易崩溃。[3](P33)从与政府的关系上看,华尔街与华盛顿的关系一目了然。几乎从工业革命爆发开始,华盛顿就一直依赖华尔街,而华尔街对华盛顿的依赖就不那么明显。[4](P8)没有受到有效监管的华尔街不断地进行金融创新,不断地创造出经济奇迹,同时也埋下了金融危机的祸源。此次危机与华尔街金融创新中的一个重要产品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有直接关联。2001-2006年美国政府确定把房地产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政府积极扶持房地美和房利美。美国房地产的价格升高了80%。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金融机构向根本没有还款能力的人伸出了橄榄枝,发放次级贷款。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有政府背景的美国最大抵押贷款融资机构。在住房抵押贷款中,次级抵押贷款的利率高,因而预期收益也大。但是,次级贷款的信用级别低,风险高。华尔街的金融寡头、高管和金融精英通过金融创新,设计一种金融衍生工具或金融衍生产品即次级抵押贷款证券或债券。通过金融创新实现了高利润-高风险分离:把高利润留给自己,把高风险转嫁给别人。同样,靠金融创新,靠次级抵押贷款证券这种金融衍生产品,就可以使可贷资本多倍放大,使利润多倍增长。华尔街的主要投资银行、信托公司以及商业银行等主要金融机构纷纷卷入了次级贷款证券运作的漩涡中,以华尔街为中心又将以次充好的次贷证券卖给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随着次贷危机的发生,这场风暴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

对华尔街进行监管的另一个重要机构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首先要厘清美联储与华尔街的正式关系。除极少数例外,美联储主席和财政部长都来自华尔街,他们倾向于使华尔街从政府枷锁中解放出来。从这个角度看,让美联储监管华尔街几不可能。而此次经济危机过程中,恰恰是美联储的连连降息构成了次贷市场和次贷证券市场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支持。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美联储多年的低利率政策是鼓励金融公司无节制扩张次级抵押贷款和扩张次级抵押贷款证券的一个重要因素。多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希望美国房地产市场“热火朝天”。信奉新自由主义货币政策的美联储,连续多次降低利率。1988年,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为10.45%,一年期可调整抵押贷款利率为7.94%。此后不久,这两种利率开始下降。在克林顿任期内,前者最低降到7.06%,后者最低降到5.4%。在布什任期内,前者最低降到6.43%,后者最低降到4.77%。美联储连续多年降低利率,引起住房抵押贷款利率连续下降,从而导致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和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市场的过度扩张。[5](P57)而到了2003年6月份以后,为防止经济的过度膨胀,又采取了升息政策。升息杠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的过度膨胀,但也有明显的负效应:银行减少了放贷速度和规模,降低了融通能力,贷款购房者增加了还款压力,房价相比下降。当无力偿还贷款的购房者不断增加时,信用危机开始蔓延进而发展为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很快传导到房地产业、银行业以及其他的金融机构。

(三)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思想根源

美国人(包括美国政府)对自由主义以及对基督教教义的“神化”是此次经济危机爆发的思想根源。

1.美国人(包括美国政府)的自由主义。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由来已久。《独立宣言》和《合众国宪法》的发布标志着自由主义原则在美国的确立。罗斯福治理经济危机的新政则预示着美国的自由主义开始由古典转向现代。随着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运动的日益激进,自由主义发生了嬗变,其被“保守主义”所取代。但是必须明确,保守主义或者新保守主义同自由主义是一体两面。在美国,当代保守主义要保的就是古典自由主义。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和保守两派充其量只是自由主义的左翼和右翼,他们在自由主义最本质的方面——自由市场、代议制政府和个人自由——并无分歧,只不过重视的程度、重点不同而已。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的小政府、少干预和减福利的新保守主义是现代自由主义向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归。里根保守主义并未在他两届任期期满后消失,共和党继续推出里根的副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竞选总统,布什在任内几乎完全继承了里根的方针。其继任者克林顿则将共和党的主张融入他自己的主张,自称“新自由主义”。克林顿的折中以及1994年共和党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表明,保守主义思潮在相当时期内有不可逆转之势。2000年乔治·W·布什的当选,2002年共和党在两院赢得优势以及乔治·W·布什的连任更是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乔治·W·布什深受里根执政理念的影响,仍然强调市场经济、自由企业、有限政府和强大国防。基于此种理念,乔治·W·布什大力加强国防开支,试图建立美国的单极世界;基于此种理念,继续强调市场经济的自我调控能力,面对经济危机反应迟缓,应对乏力。

简言之,经历了二百多年历史的美国,自由主义也悄悄地在发生着嬗变。从自由主义本质的方面看,它在美国的主导地位并没有改变,这正体现了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本质。[6](P246)

2.美国人(包括美国政府)的基督教情结。单独地去看自由主义无法理解美国为何二百多年来一直执著于自由主义理念,也无法理解只有到了出现重大危机时才强化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干预,更无法理解美国霸权扩张过程中还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这一切还要看看美国的本质。

自由主义是美国历史上唯一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传统。而美国政治传统的基础却是全民的基督教共识:相信原罪,强调秩序。以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为例,制宪者们的共识是基督教式的,他们相信性恶论,因而绝不信任握有权力的政府和官员,严防其滥用职权的可能性。他们认为人权来自上帝,不是来自政府,政府只是公民立约来保护自己权利的工具。[6](P202)

美国人所热衷推行和维护的自由、人权、民主的价值观和制度,看起来是世俗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但实际上起源于基督新教的价值观和宗教改革,体现着基督新教的信念。这些价值观与新教义一起,构成了延续200年的美国式的价值观及社会体系,构成了美国的国家和社会的本质。[7](P7-8)

美国人理解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无可怀疑的公义性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一般都是遵循着这样的思维:上帝创造了人,是依照他自己创造的,所以,人是最尊贵的(人权思想),人是这个世界的目的,任何制度和组织都是为了实现人的权利设置的,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只能从人从中获得的福祉来评价(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上帝创造了人,是来荣耀上帝的,所以人应该充分地发挥出自身的才能,有充分地发挥学习才能和发挥自身才能的空间和余地,有充分的条件让自己的人性达到一个完美的境地,所以,人必须是自由的,人和制度都不能限制这种自由,如果限制了这些自由,那么人就无法充分发挥自己实现自己,也就无法荣耀上帝(自由主义)。因此,在这个世界上,自由、民主和人权是最符合上帝的旨意的社会制度,最符合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目的的制度,也是对人最仁爱的制度,是最有助人成长和完成自我的制度(全世界都应该是自由民主体制,救世主义)。每一个信上帝的人,都应该去爱,爱所有人,他的行动应该体现出上帝的荣耀,应该实现上帝的旨意,所以,帮助其他国家的人去实现自由民主,是相信上帝的人的使命和义务(选民意识和使命感,以及干涉主义)。

这种思维,其实就是美国意识形态中的自由、民主以及天命意识和使命感的完整内容,是美国国民的共识,也就是它的主流意识形态。可以看出,它的最终根源是上帝,是基督教的“神爱每一个人”的思想和基督教的救世主义。[7](P102-103)奥巴马同样秉持这样的观念:国家的实力不是来自武器的威力抑或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理想的永恒力量:民主、自由、机遇以及不灭的希望。[2](P207)此共识如果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安排上,就形成了美国人奉行的个人自由和人权的保证体制,也即是对内的自由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对外的霸权扩张机制。这就是美国经济危机爆发的思想根源。

二、美国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对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原因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危机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总危机的外在表现。因此危机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中国政府应以系统、全局的观点谋划避免或根除危机的总体安排。中国切不可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理政策。基于此,中国政府至少应在三个方面采取有前瞻性的防患于未然的举措与战略布局。

(一)正确认识自由主义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自由是指顺随自己的意志,自我判断、自主行动。自由主义的典型特征可作如是观:推崇个人的选择和行动自由,可以主张最大限度地降低来自他人、群体尤其是公共权力组织的种种不合理的外在干预;家长作风固然与自由诉求相悖,而集权高压和专制暴虐更会严重伤害人作为生命灵性的崇高尊严。[8](P30)为了更好地把握自由主义理念,还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积极”理解自由概念,即不仅把自由看作个人不受强制的“消极”的防御性领域,而且从普通民众的立场出发,将自由视为个人“积极”追求并获致幸福的能动性作为。二是“积极”理解政府职能,即不仅需限制政府对私人领域进行无理干预,而且应准许政府以积极方式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施以合理干预。这种干预之所以必要,一方面是因为市场的自然缺陷需要弥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民众的基本福利需要保障。历史的教训表明,放任市场体系的自发运作,很可能使全社会的经济生活陷入无序状态;而政府对民众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要求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则极容易引发或加剧政治合法性危机。因此,政府干预的正当理据,就在于捍卫平等、正义、安全和公共幸福,因而也是在更广泛和更真切的意义上捍卫个人自由。[8](P47-48)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需要认清自由主义的本质,不能为了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这样的自由主义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应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源,从改革实践中探求自由主义的真谛;中国的自由主义应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中国的自由主义应该是中国式的自由主义,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协同的自由主义,而不是英美式的自由主义。

(二)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

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证明了英美式市场经济存在内在疾困。这场危机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到了市场机制的优势与不足,但不能由此得出市场经济是无效的经济形态这样的结论。事实上,危机之所以爆发并不在于市场经济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因为行政当局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市场与法律等关系上有缺失。市场经济有它内在的发展规律和特有的调节机制,其在资源配置、信息传递、知识利用以及动力源泉方面都优于其它经济体制。我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探索和解决社会主义实践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与矛盾的过程中逐步演进的结果,是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选择。改革三十年的伟大成就说明中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是正确的。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点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本质论”相结合,是根本方向;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是制度基础;市场经济与科学发展观相结合,是运行规律;市场经济与党的领导相结合,是政治保证。[9](P4-6)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不是还要不要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需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经济是需要政府引导、监管的经济。构建市场经济过程中,政府起着主导性作用。即使市场经济体制完全实现,政府监管市场的功能也不能被废弃。美国经济危机恰恰证明,市场经济的运行离不开政府合理、有效的监管。中国政府在改革进程中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的监管经验。当代中国政府监管的特点如下:第一,监管的对象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市场微观经营者;第二,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与推动市场的发展同时进行;第三,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是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并举;第四,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手段是间接监管为主、直接监管为辅。中国现阶段监管的基本思路,应当是在构建中国特色监管体系的所有制结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法制建设、行政管理以及道德培育,从而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市场监管体系。[10](P7)中国未来监管的基本思路,应当是把市场经济真正建成法治经济,政府监管的职责主要体现在有关市场经济立法、执法上。

(三)妥善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

美国经济危机给我们的第三个启示是妥善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为内政服务。中国的内政主要在于解决国家发展问题,因此,外交的各项政策与任务都必须以此为依据。外交目标不能超越国家实力的范围和国家既定的方针所限定的领域。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有三项基本的需求。这三项基本需求是:第一,发展需求,即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目标,争取有利于改革和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第二,主权需求,即保障领土、边界和基本主权不受侵犯,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努力逐步实现国家统一;第三,责任需求,即在亚太区域发挥积极和重要的影响,努力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被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家。这三种基本需求不是平列的、等重的,而是有一种由内向外、由近至远、缓急不均的次序;它们之间长远讲是互利的,但也会产生重大矛盾。协调工作将是艰难的、长期的,对此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11](P307)这三项需求与中国政府强调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外交哲学理念是一致的。符合现时代要求、符合国家利益、符合国家实力、符合国际道义的,中国政府将“有所为”,反之则“有所不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有所为”的一个突出表现;“不称霸”就是中国政府“有所不为”的典型体现,它既是中国既定的外交目标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内在诉求。这样的战略安排有助于中国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解决国内问题,协调与他国的合作关系,同时提高国际威望。总之,秉持发展的执政理念是硬道理,外交应该为国内的发展、和平建设服务。

[1]〔美〕科林·里德.金融危机经济学[M].曹占涛,柏艺益,王大中,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2]〔美〕巴拉克·奥巴马.我们相信变革[M].孟宪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3]〔美〕约翰·S·戈登.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M].祁斌,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4]〔美〕查尔斯·R·盖斯特.华尔街投资银行史:华尔街金融王朝的秘密[M].向桢,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5]吴易风.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起因[J].中华魂,2009,(4).

[6]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M].北京:三联书店,2006.

[7]于歌.美国的本质[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8]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9]刘海藩.谈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4).

[10]赵超,吕楠.市场与国家的关系[J].国外理论动态,2009,(2).

[11]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吴功海(1976-),男,硕士,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经济与中国外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