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峰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走出现代道德困境的尝试
——兼论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

刘 峰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古希腊的德性传统自近代以来已经退居边缘地带，为寻求摆脱道德困境的出路，麦金太尔在追溯以亚里士多德为中心的德性传统的同时，试图以他的德性伦理来摆脱西方社会的道德困境。由此，他展开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深刻批评，提出了走出道德困境的若干可能性尝试：回归亚里士多德，用传统叙事的方式研究道德哲学，重建目的论，建构各种形式的道德共同体。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对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即把伦理学思考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如何向传统学习。

道德困境；德性传统；西方道德哲学；麦金太尔

在现代社会，道德哲学无疑是哲学学科中的一门显学。然而，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与道德相关的问题和现象，道德哲学不但无法给普通人一种明确的回答，反而扩展了不同道德理论之间的分歧。麦金太尔洞察到：“当代道德话语最显著的特征乃是它如此多地被用来表达分歧；而这些分歧在其中得以表达之各种争论的最显著的特征则在于其无休无止性，尽管它们的确如此，而且显然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在我们的文化中似乎没有任何理性的方法可以确保我们在道德问题上意见一致。”[1]7麦金太尔的这一洞见显然点到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死穴。本文关注的核心议题是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从这一焦点问题引出如下问题：现代道德哲学的边界何在，麦金太尔为何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摆出批评的姿态，他的批评是否合理，应该如何评价麦金太尔的批评，麦金太尔对尼采的回应及他走出现代道德困境的尝试，他的德性伦理对于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启示等。

一、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如何界定

如果想对当代伦理学有所了解，麦金太尔是一座必须攀登的高山。同样地，如果想研究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知识图景，必须对麦金太尔提出的伦理问题做出回应，而在此之前需要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做一个较为清晰的界定。

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界定与对“现代”的理解是无法分开的。有多少种对“现代”的理解，就有多少种关于“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解读。有学者指出：“无论人们对‘现代’概念的看法有多少分歧，其核心的意涵是指一种新的时代意识，也无论其被看作一个贬义词还是褒义词，其所蕴涵的价值意味是鲜明的。”[2]44不过，对于这种“新时代意识”的边界的看法，学界一直存在分歧，有人主张文艺复兴，有人主张启蒙运动。在伦理学界，大多数学者把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理解为启蒙运动以来的道德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现代”主要指的是由启蒙所开启的时代。在本文中，麦金太尔对于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也会追溯到对“启蒙筹划”的批评①。

美德伦理学的开创者安斯库姆在 1958年发表的《现代道德哲学》一文中，对现代道德哲学的批评追溯到对休谟、康德等人思想的批评。这种对“现代道德哲学”的理解与启蒙运动是密切相关的。安斯库姆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对麦金太尔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西方伦理学史的研究者中也有人把摩尔的伦理学当作现代西方伦理学的逻辑起点。摩尔在 1903年发表《伦理学原理》一书，提出：过去的伦理学理论都犯了一种“自然主义谬误”②，因而需要从语言分析的角度重新研究伦理学，从而开启了伦理学研究的新方向。

需要注意的是，在《伦理学简史》一书中，麦金太尔在谈到现代道德哲学及其问题时，认为“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开端是以摩尔《伦理学原理》一书的发表为标志的③。所以，他对现代西方伦理学的批评也是从对摩尔的批评开始的。在《伦理学简史》中，他对摩尔及其后继者展开了非常彻底的批评，指出了元伦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情感主义伦理学存在的问题。在《追寻美德》一书中他继续了这种批评，他从批评情感主义伦理学出发，展开对情感主义社会语境的批评以及对情感主义伦理学产生的哲学史的批评。他指出，我们只有超越启蒙运动开启的现代道德哲学的视域，回到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德性伦理的传统，才能走出现代道德哲学的困境。在他的这种回溯式批评中，隐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元伦理学、情感主义伦理学的产生与启蒙运动以来的道德哲学密切相关。在这种意义上，麦金太尔所理解的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就是启蒙运动以来的道德哲学。这种道德哲学的典型代表是康德伦理学和功利主义伦理学。

二、尼采和麦金太尔关于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

在西方道德哲学史上，尼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关注尼采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则对于理解麦金太尔的思想尤其重要。

(一)麦金太尔与尼采的关联

麦金太尔在他的几本代表性的著作中，都不止一次地提到尼采。尼采不仅对肇始于启蒙运动的现代西方道德哲学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评，而且对苏格拉底以来的整个西方道德哲学传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在毁灭这些旧道德的过程中，尼采想为人类重新确立一套新的价值，而这也是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摧毁苏格拉底以来的旧哲学体系只不过是重建秩序的必要准备。当然，他重建新价值的参照坐标无疑是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也就是前希腊时期的哲学思想。从这点上看，麦金太尔和尼采是相通的。他们都强调希腊哲学传统之于现代道德哲学传统的优先性，都把解决困境的途径指向了古希腊的哲学传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麦金太尔无疑是尼采在当代的回应者。

不过，不同的是，尼采认为应该回到苏格拉底之前，是苏格拉底败坏了哲学。麦金太尔认为，回到亚里士多德所开启的德性伦理传统就已经足够。可以肯定的是，在麦金太尔和尼采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层的关联，麦金太尔对于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无疑深受尼采的影响。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提到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尼采还是亚里士多德？“尼采意味着一种可以无视道德，主张意志激进的道德虚无主义，亚里士多德意味着一种可以包括全面人生德性、幸福和生活方式的美德伦理学”④。在这里，我们所要问的问题是：是尼采还是麦金太尔？这一问题主要关注的是：尼采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尼采对麦金太尔的影响以及麦金太尔对尼采的回应等。

(二)尼采对西方道德哲学的批判

与叔本华将其哲学建立在“生命意志”上不同，尼采将其伦理学建立在“权力意志”基础之上。尼采把叔本华的生命意志置换成了权力意志。在他看来，意志之于人类，并不仅仅是生命的欲望和冲动，更根本的在于它对权力的追求。权力意志是支配世界和人类一切行为的惟一绝对的动因。在权力意志背后述说的是什么呢？这种权力意志的实质，就是一种争夺，一种兼并，一种压迫，就是“生命意志”对“软弱意志”的奴役。从权力意志的角度出发，尼采批判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以及康德的伦理学。在他看来，这些现代道德哲学奠基者捏造了各种虚幻的伦理学理论，使欧洲的道德一直被卷入颓废与虚无的云雾之中[3]603。

通过对一些道德词汇进行词源学考察，尼采发现，现在我们所遵循的道德是一种奴隶道德，这种道德是社会的败血症，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根源于基督教对希腊的胜利，而基督教价值是尼采最为蔑视的。在尼采那里，上帝已经死去，信仰失去了根基，尼采把我们拉入一个彻底的道德虚无主义的世界中。而这种道德虚无主义的存在给当时的道德哲学家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任何能够被称为道德哲学家的人都不会满足于道德虚无主义，他们总是把对道德虚无主义的克服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麦金太尔是如何回应尼采的挑战的呢？

(三)麦金太尔对尼采批评的回应

麦金太尔对于尼采批评的回应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尼采的合理性何在？其次，尼采的不合理性何在？麦金太尔看到，尼采对康德以来的现代道德哲学的诊断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了现代道德的理性基础，并且发出“重估一切价值”的呼喊。“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以一种全然原则性的方式构建和发明一种有关善的东西的新清单和法则。这个问题构成尼采道德哲学的核心。因为尼采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对这个问题不懈的严肃追求，而不在于他的那些无足轻重的答案，而这种伟大之处使他成了最重要的道德哲学家。”[1]143―144虽然尼采不适当地把他对那个时代的道德判断普遍化为道德本身的性质，但是，他的这一洞见确实值得重视。也就是说，尼采的价值在于他看到了现代道德哲学虚伪的一面，并且想建立一种新道德，即用贵族的道德取代奴隶的道德，那么尼采的做法是否成功呢？在麦金太尔看来，他的做法显然没有成功。这也正是尼采道德哲学的不合理之处。那么，尼采道德哲学的不合理之处何在呢？麦金太尔给出了两条解释。

首先，尼采所提出的“超人”概念并不能给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以任何指引，在权力意志的名义下，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不仅如此，尼采在提出其新哲学时严重缺乏历史责任感，对这一点的解释是，他相信，群众是不可救药的。“不要让查拉斯图拉对人民说话……为了把许多人诱离人群，所以我来了”[4]295。

其次，尼采对当代道德哲学批评的成功在于当代哲学在从15世纪到17世纪的转变过程中抛弃了以亚里士多德思想为其理智核心的目的论。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前部分的论证中赞同尼采：启蒙哲学家们从未成功地提供任何可据以质疑其核心论点的理由，他的警句比他那些展开了的论证甚至更有致命的威力。然而，如果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能站得住脚，启蒙筹划失败本身无非是拒斥亚里士多德传统的一种历史后果。那么，尼采的事业就变得没有意义。所以，“现在关键的问题就变成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某种非常类似于此的东西，究竟能否得到辩护”⑤。

由此可见，麦金太尔和尼采一样，对现代道德哲学充满了怀疑。尼采对现代道德哲学的批判无疑给麦金太尔许多启发。麦金太尔基本上赞同尼采对现代道德哲学的诊断，而且，尼采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然而，麦金太尔却不能接受尼采道德哲学的立场和方法。因为，尼采对现代道德哲学的批评，不但没有摆脱道德困境，反而会有把人们带到更大的困境中去的可能。麦金太尔接过了尼采的问题，并没有就此停止自己探索的脚步，而是设法走出现代道德哲学的牢笼。为此，麦金太尔都做出了哪些有益尝试呢？他的这些尝试在何种意义上是成功的呢？

三、麦金太尔走出现代道德困境的可能性尝试

(一)回归亚里士多德⑥

“启蒙筹划”的破产以及尼采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在麦金太尔看来，这与现代西方道德哲学背弃以亚里士多德为核心的目的论密切相关。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麦金太尔的思想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理解麦金太尔思想的前提。在麦金太尔看来，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不仅把握到了希腊城邦社会实践的本质特征，而且是人类实践本身的本质特征。换言之，它具有超越希腊城邦政治而具有一般人类实践的普遍意义。麦金太尔不仅以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立场来考察西方社会道德的演变，而且从这样一种视野出发，对亚里士多德德性传统之后的近现代西方道德生活和道德理论，提出了令世人震撼的批评[4]3。

(二)以传统叙事的方式进行道德探究

麦金太尔认为，现代道德哲学的探究方式——以百科全书派和谱系学为代表——只会把人们带入道德无序的深渊，无法使之走出现代道德的困境，唯有按照传统叙事的方式才能把人们的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统一起来。

(三)重构目的论⑦

麦金太尔看到，摆脱了目的论与等级制的道德规则，极易成为个人欲望与意志的单纯工具，而且，他清晰地证明，功利主义伦理学和道义论伦理学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麦金太尔提出了他自己走出这一困境的尝试，即重构一种新的目的论。很明显，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目的论（即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目的）和基督教意义上的目的论（即上帝是万物的目的）在现代社会已经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唯有“实践的内在美善”⑧可以重获青睐。“实践的内在美善”就是麦金太尔为道德哲学重新构建的目的论。

(四)重建各种形式的道德共同体

在《追寻美德》的最后，麦金太尔写到：“现阶段最要紧的，是建构文明、理智与道德生活能够在其中历经已经降临的新的黑暗时代而继续维持下去的各种共同体形式。而且既然美德传统能够在从前的黑暗时代的恐怖中幸存下来，那么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怀抱这种希望。”[1]335在他看来，重建各种道德共同体是走出现代道德困境的必经之路。不过，他也指出了我们的困难所在：“然而，这一次，野蛮人不是远在边界上伺机进犯；他们已经统治了我们很长时间。而我们对这一点缺乏意识，恰恰是我们陷入困境的部分原因。”[1]335⑨不论麦金太尔所进行的这些有益探索是否能够足以克服现代西方社会道德无序的状态，他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确实启迪人们对西方道德哲学和道德生活进行深思，而麦金太尔在道德哲学领域所提出的问题对于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发展亦有积极的启示。

四、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对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启示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道德困境比麦金太尔所指向的西方社会的道德困境更为糟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是传统的断裂。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之后，国人突然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以前需要“天国”教化的“番国”，现在竟然教训起我们来了，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从心理上接受的。在经过几次惨痛的失败之后，国人从狂妄走向了自卑，从此踏上了质疑自己的传统和文化的路途。随后制度层面变革的失败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质疑更为深远。“五四”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很能表现当时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在他们看来，中国人之所以会遭受如此多的失败和耻辱，完全是由病态的传统文化所造成的。他们对于传统文化展开了不遗余力的批评。可以说，一部近代中国思想史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和自己的传统文化决裂史。经过一百多年的质疑与批判，传统文化已经“支离破碎”。面对被彻底粉碎的旧传统和旧道德，今天的中国人亟需建构一种新的道德秩序来维持日常伦理生活。

第二，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我们生活在社会转型时期——旧道德已经被抛弃、新道德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即所谓道德真空的时代。社会转型给人们带来很多道德上的困境，没有足够的思想资源来应对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道德问题。诚信危机、精神虚无、碎片化的生活正在考验着中国人的智慧。总之，时代的发展向我们提出了建构现代性伦理学的要求。正如哈罗德·罗森堡在《荒野之死》中所写的那样，“一个时代的人们不能负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5]15。今天，中国的伦理学界同样面对建立现代道德哲学这样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性的伦理话语就一直是中国伦理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如果将这一问题的讨论设想为一场正在上演的戏剧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对我们这个时代深有影响的许多学者都是这一舞台上的重要演员。肖雪慧等人编著的《守望良知》、何怀宏的《底线伦理》、万俊人的《伦理学新论——走向现代伦理》、《现代性的伦理话语》等著作都是这一问题的产物。

然而，当我们的伦理学界在热烈谈论如何构建“现代性的伦理学或伦理话语”时，西方思想界却出现了关于“现代性伦理困境”的讨论。当我们大谈如何确立现代性价值时，西方却在大踏步向后现代迁移。当然，这种谈论问题的错位跟中西方所面临的不同问题密切相关。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历史的发展有某些相似之处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西方世界出现的问题在明天的中国也会出现的话，那么这种错位的问题无疑可以给困境中的人们以借鉴的意义。西方思想家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无疑可以使我们在讨论如何建构现代性伦理问题上少走些弯路，少犯些错误。在构建我们自己的“现代性伦理话语”之前，借鉴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我们能从麦金太尔那里学到些什么呢？

第一，把伦理学思考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麦金太尔反对学院式地探究道德问题，反对用虚构的臆想研究伦理学，主张从现实角度思考伦理学。道德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一定社会中出现的道德理论，只有到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麦金太尔伦理思考的核心与现代性道德的困境密切相关。他在伦理学上的主要贡献即是对现代性道德各种症状的诊断。然而中国伦理学界的伦理思考的学院气息，对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道德困境缺乏解释力。

第二，如何向传统学习。在麦金太尔的思想中，传统绝不仅仅是作为现代的对立面而存在，现代性的展开也绝不仅仅是与传统彻底断裂的产物，每一种现代性的生长都植根于自己的传统之中。至少从经验层面上可以说，思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断回归的过程。中国古人讲“返本开新”，不返本则无以开新。思想家们总是通过回归，寻找通向未来之路。其原因可能在于，在轴心时代，先哲们以各自独特的话语和逻辑提出并讨论了关于社会治理的基础性问题，如个人、家庭与国家的关系，道德与秩序的关系等。所有这些问题，乃是人类始终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在社会转型的时期，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会凸现出来。今天的中国正处于这样的时代。因而，回归传统先哲对于这些重要问题的讨论也许是势所必要。

注释：

① 即对情感主义伦理学产生的哲学史的批评。

② “自然主义谬误”是摩尔在《伦理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提到的思想。他认为传统的伦理学总是把“善”和那些是“善”的东西相混淆，他认为“善”是没有任何定义的，因为它是单纯的，不具有任何部分。所有试图给“善”做出定义的人都犯有一个普遍性错误，即试图把人所共知的两种不同特征等同起来。那些把“善性质”本身与总是和善性质相伴随出现的特性相混用的理论，都犯了“自然主义谬误”。

③ 麦金太尔从摩尔开始批评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并不意味着“现代西方道德哲学”肇始于摩尔。因为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曾经指出，摩尔所开启的元伦理学是启蒙筹划的必然结果，如果从这一角度考虑问题，那么麦金太尔所理解的“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就和启蒙运动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麦金太尔理解的“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即是启蒙运动以来的道德哲学。

④ 何怀宏在2004年第12期的《读书》上撰文指出，不论是尼采还是亚里士多德都不代表现代道德的方向。在他看来，“这两种伦理学归根结底都还是一种面向少数精英的伦理学。但现代社会已是一个观念和身份上平等的社会，现代伦理学也应当平等地面向所有人”。他认为，尼采的伦理学有跃入深渊的危险，而通向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大门已经关上。

⑤ 对尼采不合理性的第二点分析参见麦金太尔的《追寻美德》第148页。

⑥ 麦金太尔所诠释的亚里士多德和亚里士多德本人的思想旨趣之间有些不同。麦金太尔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亚里士多德似乎缺乏历史感，亚里士多德撰写哲学史是为了终结以往的哲学，使哲学在他那里达到顶峰。而麦金太尔则是历史感极强的伦理学家。所以，他不得不承认把亚里士多德作为传统的一部分，甚至作为其最伟大的代表，却是一种极不符合亚里士多德本意的举动。

⑦ 目的论的问题比较复杂，这里所说的目的论是希腊意义上的，而不是功利主义意义上的。在伦理学上，功利主义是目的论在近现代的变种。

⑧ 宋继杰在《追寻美德》中把“internal goods in practice”翻译为“实践的内在利益”。唐文明认为把“goods”译为“美善”更好。关于麦金太尔的这一目的论思想，弗兰克纳曾经在《麦金太尔与现代性》一文中提出过批评。他认为麦金太尔并没有对什么是“目的”提出清晰的定义，麦金太尔只是用举例的方式告诉我们什么是值得追求的好生活。

⑨ 麦金太尔在这里是把现代性文化对我们的宰制比喻为野蛮人对我们的统治。而且，在他看来，处于现代文化之中的人们对此并没有觉察，很多人不但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还以生活在这种文化中为荣。

[1] [美]麦金太尔．追寻美德[M]．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2] 唐文明．何谓现代性[J]．哲学研究，2000(8)．

[3] 周辅成．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4] [美]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M]．龚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 高国希．走出伦理困境：麦金太尔道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叶厚隽〕

A Try to go out of the Modern Moral Dilemma——on MacIntyre’s Criticizing on Modern Moral Philosophy

LIU Fe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s a leading contemporary moral philosopher,Alasdair MacIntyre’s systematic and deep critiques on modern western moral philosophy have drawn many scholars’ attention. The basic question concerned by this essay is MacIntyre’s critiques on modern western moral philosophy. There are some other questions oriented from this basic question,such as: what is modern western moral philosophy,how does MacIntyre criticize it,from which perspectives does he criticize it,are his critiques reasonable,how do others evaluate his critiques,and what can we learn from MacIntyre’s critiques. Among those questions,the question how Maclntyre criticizes modern western moral philosophy is the main concern. On the basis of people’s everyday life,focusing on practice,the dissertation will define virtue ethics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 of our everyday life,investigating in Ethical dilemmas the view of historical tradition informing us how to master virtue ethics by criticizing objectivism and abstract virtue ethics. The reasons for the rejuvenation of virtue ethics and the mechanism of this dissertation will be presented. Through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comparing,this article proves that the essence of virtue ethics is to find out the way of ethical dilemmas.

ethical dilemmas; ancient virtue tradition; modern western moral philosophy; Alasdair Maclntyre

B15

A

1006-5261(2010)04-0051-05

2010-03-25

刘峰（1979―），男，宁夏银川人，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