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美琼

(南昌大学中文系,江西南昌 330031)

小川环树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在宋诗研究方面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深刻影响到后来日本学界中国古代诗学的研究走向。由于小川先生在中国文学诸多方面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宋诗上的研究往往凸显不够。本文试作论述如次,以引起人们对小川先生宋诗研究学术成就的进一步关注。

一、宋诗研究的成就

小川环树从事与宋诗相关的研究当始于《范成大》的撰写,该文收入《中华六十名家言行录》。当时,正值著名学者青木正儿 60大寿,铃木虎雄等诸大师即为之撰文 60篇,综论中华人物,结集成书为《青木正儿博士还历纪念·中华六十名家言行录》,为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史上之一大盛事,小川环树的《范成大》即为其中一篇。小川以后又陆续写了《苏东坡的诗文用语研究》等文,宋诗的研究领域彰显身手。

小川环树宋诗研究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宋诗文献整理,宋诗人的构成、宋诗的题材取向、宋诗的艺术特色、宋诗的流变,苏轼诗个案研究及对我国宋诗研究成果的推介等方面。

(一)宋诗文献整理

文献与文学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在日本有着丰富的中国文学文献的典藏,也有着丰富的文献整理的经验,文献的发掘和整理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学术传统。小川环树在研究宋诗的同时,亦特别注重宋诗文献的整理,在这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如:译注《梅尧臣》、《苏轼》(上、下)收录于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监修的《中国诗人选集》第二集(岩波书店,1962);译注《宋诗选》收录于《筑摩丛书》(筑摩书房,1967);与山本和义选译《苏东坡集》,收录于十五卷的《中国文明选》(朝日新闻社,1972);译注《陆游》收入《中国诗文选》(筑摩书房,1974年);与山本和义选译《苏东坡诗选》,收录于“岩波文库”,(岩波书店,1975);与山本和义译注《苏东坡诗集》(1—4)(筑摩书房,1983—1990)等等。

其中,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小川环树与山本和义合作译注的《苏东坡诗集》(1—4)。关于苏轼译注,除各种选注外,曾刊行过一个全译本,即岩垂宪徳、释清潭、久保天随译注的《国译苏东坡诗集》(全 6册,国民文库刊行会,1928-1931),该书的注释仅对冯应榴注进行了训读,没有现代口语的翻译,这对以后读者来说,学习与理解很有困难,急需新的译本出现。小川和山本的苏轼全译注可以说是应这种需要而出现的。该诗集按冯应榴辑注的《苏文忠公诗合注》编排顺序,对苏轼全部诗作进行译注,以历代主要苏诗版本和孔凡礼校注的中华书局本《苏轼诗集》来校勘,并参考笑云清三编的《四河入海》等日本古注进行校订和译注,这较之以前各种苏诗选注来说,一是完整,二是学术价值高。遗憾的是,该集因小川的去世,或者还有出版方面的原因,刊行被中断。内山精也近年从山本和义那里获得其授权的小川手稿,准备将余下部分陆续刊登于他主编的《橄榄》上,现已揭载由山本和义补订的《苏东坡诗集补(1)》,实为有功于学界之举。

小川环树最为人称道的是与仓田淳之助辑编的《苏诗佚注》(同朋社,1965;明德社,1968)。该书一是展现了“苏诗佚注”。现存的宋人注苏诗,除零星所存的赵夔注之外,很多注不见于著录,但在南宋人多有提及,每称其详。《苏诗佚注》中编有南宋施元之、顾禧的《注东坡先生诗》,即日本帝室图书寮所藏的宋刊十行本《东坡集》、《东坡后集》;二是辑录赵次公注。南宋初年赵次公的苏诗注为现存的宋人注苏诗最早的,五山僧人太岳周崇的《翰苑遗芳》中,保存了大量的在《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所未收的赵次公注,小川环树和仓田淳之助从中辑出约有 10万字左右;三是附录了施宿编的《东坡先生年谱》的影印本。此谱久佚,1963年仓田淳之助在京都一家旧书店购得,并于 1965年影印于《苏诗佚注》,始公诸之于世。1981年,复旦大学顾易生把它带回中国,1984年王水照又将其附录于《苏轼选集》,后收入《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

(二)宋诗本体研究

小川环树关于宋诗的主要观点,集中体现在《宋代诗人及其作品》一文中。该文揭载于《宋诗选》(《筑摩丛书》74,筑摩书房,1967),后选入其论文集《风与云——中国诗文论集》(朝日新闻社,1972),谭汝谦所编小川环树论文集《论中国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中题为《宋诗研究序说》。文中主要论说到宋诗人的创作群体及构成、宋诗的题材取向、宋诗的艺术特色、宋诗的流变等方面。

1.创作群体

我国的宋诗研究,在小川环树写作此文的同时或此前,学者们论宋诗,一般首论唐宋诗之争或唐宋诗之别。如胡云翼《宋诗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这是现代意义的第一部宋诗研究著作,它的开篇第一章就是“唐诗与宋诗”;钱钟书《谈艺录》(开明书店,1948)的开篇第一节也是“诗分唐宋”;缪钺《论宋诗》(《诗词散论》,开明书店,1948)写成于 1940年 8月,其关于唐宋诗之别的论述也相当精彩,后来学人论宋诗时每每祖述之。

在小川环树的著作里将宋诗人的交往及构成作为其关注宋诗的首要任务。小川环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作诗在宋代已被当做是知识阶层的一般修养,具有文学、文化素养的官僚 (士大夫)成为诗歌创作的主体,这是促使宋诗创作繁荣的主导因素。

小川此论直接导引了后来内山精也等人呼吁的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宋代文史研究。1999年 3月,日本的宋史研究者在东京大学文学部召开过一次专题讨论会,题为“宋史研究者所见的中国研究之课题——士大夫、读书人、文人或精英”,呼唤以“士大夫”为中心的研究。此后,很多中青年学人陆续在此课题上发表研究成果。如内山精也就有《宋代士大夫的诗歌观——苏轼“白俗”之评的意味》及续篇《宋代士大夫的诗歌观——从苏黄到江湖派》等。

2.题材演变

宋诗在继承唐诗的基础上,发生了显著的新变,题材内容的选取上也有自己的特点,如抒写文人日常生活,在反映民生疾苦、内部政治斗争方面的扩展,深切的爱国忧民情绪等,可以探讨的内容很多。有意味的是,小川选取考察角度是宋诗在恋爱题材上的缩减。他说:“宋诗在题材内容方面有个特征,就是以恋爱为主题的诗比起唐诗来有明显地减少。”“恋爱诗在宋诗里的地位就更加可怜,可以说被打发到一个小角落里了。在这个意义上,宋诗的抒情诗性质,比起唐诗来,可以说是既淡且弱了。”[1]161接着,小川探论个中原因,认为恋爱诗、爱情诗淡出宋诗的原因:一是“词”的兴起,词“以恋爱、爱情为主要内容,诗的某些功能也就为词让路了。”[1]161也就是说,诗中的恋爱、爱情题材转到词里去了。二是宋人不再倾诉悲哀。意思是,因为恋爱、爱情题材往往伤感,所以不再倾诉悲哀的宋诗中不多涉及这类题材。小川还因此探源溯流,梳理中国诗歌中感情基调的流变,认为:“长期以来,不限于恋爱诗,倾诉悲哀也一直是中国诗的主题。”[1]162到了宋诗,这一传统突变,不再倾诉悲哀构成了其鲜明的特色。此观点与吉川幸次郎同出一辙,小川的《宋代诗人及其作品》草成于 1962年,而吉川的观点出于其1962年写成的《宋诗概论》,可见两人学术上的相互影响并达成共识。

类似的观点,我国的宋诗研究者也有论说。如钱钟书在《宋诗选注》的“序”里说:“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里。如范仲淹的诗里一字不涉及儿女私情,而他的《御街行》词就有‘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这样悱恻缠绵的情调。”[2]7就是说,钱钟书也认为宋人的爱情题材及心灵情感上的欢娱愁苦,大部分都转移到词里去了。在这点上,中日两国学者有着共同的认识。

3.思想特色

宋诗在思想方面的特色,小川环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向乐观主义哲学靠拢,这与上一方面是密切相关的。

小川环树以开宋诗风气之先的欧阳修与宋诗代表人物苏轼为例来阐说他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诗歌长期以来的主题就是倾诉悲哀,如曹植、阮籍、谢灵运、杜甫等,“他们凝视着人生的苦难与悲哀,并把这些苦难与悲哀表现在诗里。”[1]162-163宋诗人却不是这样,如较早明确显示出宋诗特色的诗人欧阳修,他把恋爱“这类悲哀完全排挤出诗,迁徙入‘词’。因此,他的诗作主题几乎全集中于友情与‘闲适’方面。‘闲适’是一种悠闲适意的心理状态,也就是说,他在诗里表现的是没有被悲哀异化的自在心情。”[1]163-164“至此,宋诗向乐观主义哲学靠拢了。这种乐观主义在欧阳修的门人苏轼的诗里表现得最为彻底。它在构成苏诗特色的同时,很快也决定了宋诗的整体风格。”[1]164小川并将苏轼与白居易比较,认为白居易虽自号“乐天”,在被贬时还是作《琵琶行》来寄托自己沦落天涯的悲哀,而苏轼在流放黄州的时候从未写过这类情绪的作品,“他牢牢记住的是这片土地上陌生人的好意带给自己的欢喜。”[1]164在对比中,凸显了宋诗中的乐观主义思想。小川这种对苏诗的深刻体悟,我们不禁联想到他的学生山本和义在《风与云:中国诗文论集》的“序言”中所说的:“先生晚年将极大心力倾注于对北宋文人苏轼的研究,或许就含有通过苏轼的博大胸怀和崇高人格来表现他上述感情的美好愿望。”[1]4山本和义所说的“上述感情”,指的中日关系恶化时,小川正在中国,特别感动于中国人民的友善。至此,我们感到小川宋诗研究的一个特色:用心去体悟诗,带着爱好与感情去研究诗。

4.民族情感

小川环树认为,在宋诗中有着空前高涨的民族主义感情,这源于宋人的大我的自觉。

小川先从张载《西铭》中的一段话谈起,认为张载从《庄子》那接过“天地一体”的思想,并具体地将它比作一个大家庭内部的关系,这实际上表明的是民族主义的主张,即宋代哲学“大我的自觉”。小川借用钱穆在《国学概论》提出的观点,认为六朝的哲学是小我的自觉,宋代的哲学则是大我的自觉,这个大我就是汉民族的一体意识,即民族主义的感情。这种感情在以前的诗歌中并不多见,“在唐代曾被杜甫在诗中反复高扬过,但其他的诗人却不一定持有自觉的意识。”但是,“进入宋代,民族意识成为许多作家、诗人的共识,并且一有机会就在诗里顽强地表露出来。”“至南宋,诗人们的民族主义意识更是空前高涨。”[1]166-167他接着举王禹偁、王令、吕南宫、唐庚、吕本中、刘子翚、文天祥等人诗作为例,予以详细分析他们诗中蕴含的深沉的民族情感,很具说服力。

5.自然关照

关于宋诗中体现出的对自然的关心,小川环树主要以黄庭坚《演雅》诗为代表进行论说。

黄庭坚的《演雅》是中国诗歌史上一首颇有创造性的奇诗,诗中咏及蚕、蛛、燕、蝶等 43种动物,其认识并不基于自然,而是在古代典籍的字里行间把握,全诗充溢着故实与典故,诗作曾在南宋诗坛上引发了一系列的仿效作品。但是在我国的古典文学研究中,没怎么被重视。小川环树《宋代诗人及其作品》一文认为这首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对生物的精细观察,二是他关于这些生物生活目的的追问”[1]169,体现出宋诗人对自然特有的强烈的好奇心和对事理的深刻怀疑态度。小川接着探讨个中原因,他认为宋诗人对自然的关心,一是因为到了宋代,有关自然物的观察、记述从药物学里独立了出来;二是与宋代园艺学的发达有关系,而最主要的在于宋人的思想,他说:“宋人的思想有个特点,就是对生物的生活行为也要刨根问底,追究它们对这个世界所具有的意义。”[1]170这种探索,就是“格物致知”。

似乎还不足意,小川又列举杨万里、叶绍翁、周密等人诗作,进一步分析说明宋诗体现的对自然异乎寻常的关心。下文要述及的宋诗中拟人法广泛运用也与此相关,可见小川对此类问题的关注。

6.拟人手法

小川环树认为:“苏轼的诗常用拟人法,其实这也代表着宋诗的一个特色。”[1]164他回顾了自先秦至唐的诗歌,认为其中很少有拟人法,只有在宋代才广为运用,“这类让自然物或非生物像人类一样带有感情的表现方法,唐诗中也有,可宋诗里却在在皆是,相当普遍。”[1]165小川以苏轼诗句“倚山修竹有人家,横道清泉知我渴”为例,分析道:“二句字面上说,沿山的竹林中有农民的家,穿路而过的清清泉水仿佛知道我想喝水。实际上他是通过描写自己从自然的善意里感到的喜悦,巧妙地表达了对热情留宿的农夫的感谢。”“苏轼用他那颗真诚的心衷心地接受并感激别人带给自己的温暖,并通过拟人法,把这种心情一直扩展到自然物上面。”[1]165小川这里,把拟人法看成是人情感的物化或外化。那么,为什么宋诗人喜爱运用拟人法呢?小川说:“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与宋人擅长的理性思考并不矛盾,而且可以说是他们思想里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的一种表现。我感到拟人法正是从人类文化对自然所持的优越感里产生的。”[1]165亦即宋诗人喜爱运用拟人法与他们的乐观主义哲学是相关联的。小川另有《大自然对人类怀好意吗?——宋诗的拟人法》一文,论及宋诗的拟人法,亦持同样观点。

小川环树的观点也许同时受了我国学者钱钟书的某些影响。小川环树特别推崇钱钟书,曾介绍并高度评价钱钟书的《宋诗选注》。钱钟书很注重宋诗中的拟人法,在《宋诗选注》中,钱钟书多处评述这类诗句。如王禹偁《村行》的诗句“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正是运用了拟人法,才显得形象生动的。钱钟书分析它成功的原因道:“按逻辑说来,‘反’包含先有‘正’,否定命题总预先假设着肯定命题。诗人常常运用这个道理。山峰本来是不能语而‘无语’的,王禹偁说它们‘无语’或如龚自珍《己亥杂诗》说:‘送我摇鞭竟东去,此山不语看中原’,并不反事实;但是同时也仿佛表示它们原先能语、有语、欲语而此刻忽然‘无语’。这样,‘数峰无语’、‘此山不语’才不是一句不消说得的废话。……改用正面的说法,例如‘数峰毕静’,就减削了意味,除非那种正面字眼强烈暗示山峰也有生命或心灵,像李商隐《楚宫》:‘暮雨自归山悄悄’。”[2]8十分精辟到位。小川同时是语言学家,估计对此体悟尤深。

7.诗体流变

宋诗的创作者性质,宋诗的题材、质性均已定出,小川环树可以开始从容细腻地来讨论宋诗的几个关键人物了。因此,小川《宋代诗人及其作品》最后的任务就是以各阶段代表诗人为中心,来探讨宋诗的流变。

关于这几个关键人物,小川是颇为精心地选出的。他依据曾国藩《十八家诗钞》、乾隆御选《唐宋诗醇》选出苏、陆,据王士祯《阮亭古诗钞》、姚鼐《五七言今体诗钞》选出欧、王、黄,再加上北宋的梅,南宋的杨,形成欧、梅、王、苏、黄、陆、杨七家。他说“以欧、梅、王、苏、黄、陆、杨这七人为中心,略述宋诗诗风的流变,并拟在行文中随时论及其他诗人及流派。”[1]173宋初六十年间,基本沿袭前代遗风;欧、梅等诗人合力实践,古体诗得到了新生;王安石则开启宋诗用典陌生奇警之先河;苏轼、黄庭坚的诗歌在用典、讲求句法篇法、奇警等方面均运用得无所不至,而成为后人公认的宋诗特征;南宋初期,陈师道、陈与义的呕心沥血、刻苦作诗酷似黄庭坚,却无黄之奇警卓异;江西诗派风靡诗坛之后,不少诗人为突破江西诗派藩篱而不懈努力,陆游是其中的佼佼者;齐名的还有杨万里。陆游辞世后,诗坛上“风光不再,失去了往日的繁华。江西诗派细致而奇警的诗风已成过眼烟云,‘四灵派’与‘江湖派’你方唱罢我登场,先后主宰了诗坛。”“江西诗派那孤芳自赏的清高作风已经开始被以市民阶层为中心的读者群敬而远之了。”[1]188

小川对宋诗流变的阐说,既重诗史的勾勒,又有对具体诗人诗作的研究分析,有点有线,实为一宋诗简史。

(三)个案研究:苏轼

在宋代的诗人中,小川环树对苏轼的研究最为投入,用功最勤。

1.分期。小川环树《苏东坡其人其诗》一文,揭载于《苏轼》(《中国诗人选集二集》5,岩波书店,1962年),后选入其论文集《风与云——中国诗文论集》(朝日新闻社,1972年)。该文首先介绍苏轼的成长环境及其人生经历,然后根据其诗风流变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考察:一是嘉祐四年(1059)至熙宁四年 (1071),为诗人的青年期,“苏轼诗的特色此时已有所彰显,但很多作品尚未褪尽习作的痕迹”。[1]200二是从熙宁四年 (1071)冬至元丰八年(1085),这一时期,苏轼“经历虽然复杂坎坷,可他的诗风却越来越显得自由奔放。特别在知徐州以后,苏轼的诗歌艺术已日渐成熟,臻于化境”。[1]201三是从元祐元年 (1086)至苏轼卒(1101),这时期的前八年,苏轼诗作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后八年流放惠州、海南岛时期,在艺术上是更上层楼,内容上“深刻无比,充满了人性的光芒,把作者美好心灵完全呈现了出来”。[1]202)

2.艺术特征。关于苏轼诗歌的艺术特征,小川除对前人所评的奇怪、奔险、雄豪表示认可外,特别注重的是其拟人法和比喻的运用。他认为,苏轼拟人法这一艺术技巧“用到极致”,“这不仅拉近了自然与自己的距离,而且也可以说有着呼吁人类亲近自然的意义。”[1]203一般来说,探讨诗歌技巧、特征,人们往往对其如何运用及对后人的影响等方面来考察,小川却从人与自然的角度来探讨其意义,极富新意。

3.用语用韵。小川环树对苏诗用语用韵研究的著述主要有:《苏东坡的诗文用语研究》、《苏东坡古诗用韵考》、《苏东坡其人其诗》。小川对苏轼关于“造物”的人生感悟特别感兴趣,其《苏东坡其人其诗》认为苏诗中多次出现、最为引人注目的词汇就是“造物”,这蕴含着苏轼对人生的体悟。他说苏轼将造物称为“小儿”,是“因为他把人的命运、境遇,看成是某种超自然的存在所玩耍的游戏。那个创造并支配万物的超自然的存在,如同小儿一样天真烂漫,人类不过是这个造物主小儿游戏的产物,而且一直被其玩弄于手中。唯其如此,我们不能说人生在世无聊乏味了,因为人生又可以像小儿那样自由玩耍了。”[1]207他的《苏东坡古诗用韵考》又从诗歌创新的角度考证苏诗的用韵特征,他认为,苏诗用韵常常突破唐以来近体诗的“通用”范围,而更加接近当时的口头语。

(四)对我国宋诗研究成果的推介

小川环树热衷于宋诗研究事业,不仅自己投身研究,还积极地将我国宋诗研究的最新成果及时介绍给日本学者。如他撰写的《欧小牧的〈爱国诗人陆游〉》、《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朱东润的〈陆游传〉》、《朱东润的〈陆游研究〉、于北山的〈陆游年谱〉》,等等。这在日中学术交流在事实上不太可能的时代,如数九寒冬的一缕阳光,无比珍贵而温暖人心。

小川环树介绍的几部著作,现在看来,都是经典性作品。其中,欧小牧《爱国诗人陆游》对陆游三期创作进行了重点描述;朱东润《陆游传》为其二十年心血的结晶,生动地描绘出陆游的坎坷人生及其昂扬的斗志、不衰的诗才;其《陆游研究》又对陆游诗歌风格作了精细的分体研究;于北山《陆游年谱》十易寒暑而成,亦是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所以极具学习参照价值。小川的选择,可谓独具慧眼。

小川特别推崇钱钟书,认为读他的论文和著作,感觉若用一个词来概括其特征的话,就是“学贯中西”。他高度评价钱钟书的《宋诗选注》,说:“宋代文学史的许多部分,也将由于本书的问世而不得不重新认识和改写了。”[1]268当时,在我们国内,《宋诗选注》出版不久即遭到批判。杨绛在《我们仨》一书中也写到,“反右”的时候,《宋诗选注》成为了白旗,是因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重,这面白旗才可以不拔了。

二、小川研究的主要特点

小川环树的宋诗研究成果卓著,自然也便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研究方法与特点。归纳、反思这些方法与特点,对我国本土的诗学研究是不无裨益的。

1.整体的文学史眼光。小川环树的宋诗研究,有重视文献、考证细致的特点,撰有不少考论性著述,如前所述的对宋诗文献的整理。但他在研究中一直不乏整体的文学史眼光。他的研究,既有文学史的观照,又有关于题材和表现技巧之开拓方面的探讨,还有社会政治、文人生活和艺术观念的研究,无论涉及的对象和内容如何,背后都有一种整体的文学史眼光和综合性的多元视角支持。如对黄庭坚《演雅》诗的研究,既对写作地点、诗句涵义细致考校与分析,又从其探讨宋人的自然观与宋诗特点。再如他写到陈与义的苦吟,认为他:“再次把苦吟当做了作诗的材料。这实际上有着‘为诗而诗’的意味,这或许是诗的题材越来越窄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吧。但同时也告诉我们,作诗这件事与诗人的生活越来越密切,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了。其实这也正体现了江西诗派的创作态度。”[1]184由个体的创作态度、技巧,到各时期的变化,转到诗歌创作诗材的选择,再到整个诗派的创作态度,由点而线,由线而面,无不体现了论者的整体观。

2.多元的研究视角。小川环树汉学研究的范围,遍涉经、史、子、集,覆盖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等学科领域。当然,其最突出的成就还是体现在文学与语言学的研究中。

正是由于他多方面的学养,所以在进行文学研究时,能有综合性的多元研究视角。最为鲜明的就是善从时代背景、哲学思潮或语言技法的角度来研究考量文学。如论宋诗的思想特色、宋诗的民族主义感情、宋诗对自然的关心等,都是从宋代哲学思潮来观照的;研究宋诗艺术技巧的拟人、比喻等,则是从语言技法上来探讨的;在诗人个案研究时,常常联系时代背景来解读诗人作品,如对宋代景德年间诗歌的评述,小川认为“充满了安谧和暖的气息”,像魏野诗句所说的“闲惟歌圣代,老不恨流年”,小川分析其原因道:“悲痛的主题已在他们的作品里销声匿迹,这应该与他们生活在有宋一朝最充实、最安定的时代有关。”[1]174

3.深入的个案研究。小川环树很重视个案的研究,其中最突出的便是苏轼诗歌研究。关于苏诗,小川著有各种译注、选译,佚注的辑编,还有对诗歌创作的分期,艺术特征、用语用韵特征的分析等,非常全面与深入。他从京都大学退休之后,有更多的时间投入研究,他选择的还是给苏诗作译注,出版有四大册的《苏轼诗译注》,使研究更为深入。还有其他诗人的个案研究也是如此,特别是讨论宋诗流变这一部分,他选择七位代表性诗人来带动对整个宋诗诗坛诗风流变的考察,以个案研究带动整体研究,他往往能在文学史的流变中把握诗人诗作的特质,在广阔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史背景中把握具体诗人及相关问题,使具体问题的阐释达到不同寻常的深度,这样,个案研究的具体结论又反过来充实着对宋诗流变的宏观认识。

[1]小川环树著.周先民译.风与云——中国诗文论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5.

[2]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