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忠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长春 130024)

西方语言学关于意义的研究有两种传统延续至今。一种是逻辑——哲学的路数,另一种是修辞——民俗学的路数[1]415-418,分别持普遍主义、相对主义意义观。19世纪英国学者在印度从语音入手考查了梵语与一些欧洲语言的关系,形成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同时,德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语言学家洪堡特阐述了语言对思维的影响,提出了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独特的世界观的论断。这一思想在美国得到继承和发展,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更明确地阐述了文化如何通过语言影响人们的思维。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主宰西方语言学,其间相对主义消声匿迹。70年代以来,随着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迅猛发展,关于语言相对论的研究再度升温。本文略述西方相对主义语言研究的主要观点,揭示语言相对论隐含的种族语义观,探讨语义研究的视角问题。

一、洪堡特:语言包含世界观

威廉·冯·洪堡特 (W ilhem von Humboldt, 1767—1835)在语言研究领域的成就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以词的构成为依据划分了语言的三种类型,即孤立语 (如汉语),屈折语 (如梵语、拉丁语),黏着语 (如土耳其语)。另一贡献是论述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论语言的民族特性》一文的开头段[2]63明确表达了他的观点:

“各种语言的差异并不仅仅在于符号有别;词语和词语的结合同时也构成并确定着概念;就其内在的联系、就其对认识和感知的影响而言,不同的语言也即不同的世界观。”

他认为,进行语言比较研究必须首先考查自然语言的语法和词汇。研究语法就是描述语言怎样认识和处理词类及词类之间的关系;研究词汇就要探究词与语音、词与概念之间的关系。

沿着这一思路他比较了包括汉语在内的若干亚、美语言。他发现汉语语法的根本特性在于不根据语法范畴确定词与词的联系。汉语与欧洲语言的明显差异是词类没有形式标记,句子的构成完全取决于词义、次序和语境意义。这样的语言“却能达到相当高的智力教养水平。如此看来,我们所主张的语法形式的必要性便遇到了一个有力的反证。”[2]61

由此可见,汉语的特点促使他反思以欧洲语言为基础的传统语法体系,发现了这一语言理论体系的局限性。但是,他没能根本摆脱先入为主的认识错误,把孤立语视为处于尚未成熟的发展阶段。在他看来,屈折语才是成熟的语言。在《语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汉语的特性》一文中他写到:“语法形式的缺乏令人想起儿童语言。儿童在说话时通常只把词语一个个排列起来,而不太去管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假定,犹如在个人身上那样,在各个民族中间也有过一个童年时期。这样看来,很自然的结论便是:汉语正是停留在人类语言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2]165错误的类比推理导致其语言理论的瑕疵。

不过,瑕不掩瑜,他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论述和语言分类方法在西方语言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语言理论传播到美国,并在那里得到提炼和升华。

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爱德华·萨丕尔 (Edward Sapir 1884-1939)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后曾在加拿大谋职,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任人类学和语言学教授。他精通德语、英语、希伯来语,研究若干北美印第安语言。在语言研究中侧重意义研究,采用实地调查法,进行跨学科研究。他对语言学的独特贡献是坚持语义研究,阐述语言、文化、思维的关系。

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Whorf 1897

-1941)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语言学家。他出生在波士顿郊区,1918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化学工程专业学士学位。毕业后在一家防火保险公司工作。对密码的浓厚兴趣使他涉足于语言学。在二十多年的业余时间里,他先后研究了阿兹台克语(Aztec)、玛雅语 (Maya)、霍皮语 (Hopi)等语言。1931年萨丕尔开始在耶鲁大学执教,开设了印第安语言学,沃尔夫选修了这门课程。在萨丕尔的影响下他开展实地语言研究,并在这位教授的帮助下获得一笔项目经费,集中研究霍皮语。霍皮语与英语的显著语法差异成为他提出语言相对论的重要语料基础[3]。

他们关于文化通过语言影响思维的观点被后人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系统的论述见于沃尔夫于 1940年发表于《技术评论》的题为“科学与语言学”的论文。下面一段引文明确表达了他们的观点:

“当语言学家能够用一种批评的、科学的态度去检验许多模式差别很大的语言的时候,他们的参照基础便得到了扩展;在此以前被认为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其普遍性已被打破;一种全新的意义秩序进入了他们的视野。我们已经发现,背景性的语言系统 (或者说语法)不仅是一种用来表达思想的工具,而且它本身也在塑造我们的思想……想法的形成不是一个独立的、像过去被认为的那样非常理性的过程,而是特定语法的一部分,在不同的语法中或多或少有所不同。我们用自己的本族语所划的线切分自然……这种切分和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契约,即我们所在的整个语言共同体约定以这种方式组织自然,并将它编码固定于我们的语言形式之中……

这一事实对现代科学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它意味着没有人能够对自然进行绝对公正的描述。即使在他认为自己最为自由的时候,他也受到了某种阐释方式的限制……由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新的相对论。该理论认为,同样的物质现象并不能使所有的观察者对世界产生同样的认识,除非他们的语言背景相近,或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得到校准”[3]211-212。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引发了一些实证研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伯林和凯 (Berlin and Kay)关于基本颜色词的比较研究。他们采用诱发法,要求被试用自己的母语说出卡片的颜色。在调查的 98种语言中,他们发现:基本颜色词最多的有 11个,最少的只有 2个;这些语言中基本颜色词呈现的顺序是:两种为黑、白,三种为黑、白、红,四种为黑、白、红、绿或黄,五种为黑、白、红、绿、黄,六种为黑、白、红、绿、黄、蓝,七种为黑、白、红、绿、黄、蓝、棕,八种为黑、白、红、绿、黄、蓝、棕、紫 (或橙、粉、灰)。他们的结论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属于极端的语言相对论,否认语义普遍性的存在。而他们的研究结果证明语义普遍性是客观存在[4]。

然而,他们的实证研究方法也有明显的局限性。第一,如露西指出的[5],研究的设计基于西方的颜色概念,而有的语言中的颜色概念更复杂。祖尼语(Zuni)中有两个与英语 yellow对应的词,一个是指成熟或老化所致的“黄”,另一个指外加的“黄”。第二,我发现每一种语言的被试人数极少,可靠性令人质疑。就普通话来说,他们的被试只有一位台湾人。他们统计的汉语中的基本颜色词只有 6个,显然与事实不符。他们的发现也可能有另一种解释。虽然 98种语言中共发现了十一种基本颜色词,但不能说这些就是颜色词的普遍性,而只能说基本颜色词这一范畴普遍存在。不同语言中的基本颜色词系统不同,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语义的民族性。语义的普遍性和民族性同时存在,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这一观点可见于列文森的综合观。

三、列文森的综合观

萨——沃假说之后,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研究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普遍主义者与相对主义者见仁见智。列文森综述了两派的观点之后提出了他的综合观[6]13-45。我简述如下:

所思与所言是什么关系?列文森概括了两种观点:同构观和异构观。持同构观的学者以兰盖克为代表。他在《认知语法基础》中提出“认知语法将意义等同于概念”[7]。持异构观的平克则截然反对把意义等同于概念,“将思维混同于语言是荒唐的观点…一定存在着与所言不同的所想。”[8]

列文森概括了持异构观的理由。第一,自然语言中都有词项空缺,例如英语没有表达母亲的姐妹的词。第二,语用研究证明,意义与表达不一定对应。第三,指示语离开语境无法确定其意义。第四,言语的线性决定说话人表达事物时必须采取某个视角。第五,思维是个体心智活动而语言是公共符号系统。

假如语言决定思维,而不同的民族语言不同,跨文化交际如何可能?怎样解释自然语言中语义的民族性和普遍性的关系?列文森提出了他的综合观[6]28:

(1)不同语言使用的词汇概念体系不同;

(2)不同语言中的词汇在“分子”语义层的意义表征各异;

(3)在概念系统内,“分子”层面的意义可以分解为“原子”层面的概念;

(4)从人类种系的进化角度来理解,这些“原子”意义概念完全可能具有普遍性;

(5)讲不同语言的人可能使用不同的“分子”层面合成意义系统和相同的“原子”层面意义概念系统;

(6)人们在使用不同的“分子”层面概念系统进行思维和交流时,在很大程度上说,不存在人类心理共性;然而,他们是在“原子”层面概念基础上组合“分子”层面概念系统,因此,可以说有普遍的表征系统。

综上所述,语言相对论及其引发的争论对于理解文化、语言、思维的关系颇有启示作用。从争论中可见不争的事实:文化通过语言影响思维;自然语言之间的词汇——语法差异背后是语义差异;自然语言的语义系统兼有民族性和普遍性。

四、语义普遍性和民族性

(一)语义普遍性

西方当代语言学家中高举普遍主义旗帜的是乔姆斯基,但是他主张句法自足,他的早期转换生成理论不涉及语义。在语义普遍性研究方面成就卓著者是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的威尔兹比卡。她的研究思路是:只有确定一些语义元素才能描写语义(定义复杂意义必须借助简单词语);观察自然语言中都普遍存在的基本词语和语法范畴就找到了普遍的语义元素;这些语义元素是人类与生俱有的概念;找出这样的语义元素就可以解释语义普遍性。

她和她的合作者从 1972年开始这项研究,最初提出 14个普遍词语,1993年增加到 37个, 1996年上升到 55个。首次提出的普遍词语包括名词和代词(第一、第二人称单数代词)、限定词、量词、心智活动动词、行动动词、言语活动动词、评价词、描述词、时间词、空间词、表达部分和类别的词等。后来又增加了情态动词、位移动词、条件句连词等范畴的词语,同时又增补了原有范畴的词语,例如限定词 some。她认为,这个基于近三十年研究列出的词语表是完整的,可以表征人类最基本的概念体系,它们可以生成所有其他概念[9]13。

然而,读者在她的专著中找不到列出这些普遍词语的标准,也见不到所列出的英语词在其他语言中的对应词语。她们观察的语言数占自然语言数的比例很小,因此读者对其普遍词语的完整性容易产生质疑。另外,在普通名词类中只列了people(人,人民),读者也会自然联想到表达“物”这一概念的词。各个民族是否都有表达食物的词呢?民以食为天,表食物概念的词可能在各民族语言中都再基本不过了。

由此可见,语义普遍性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语义元素假说还有待于验证。在自然语言语义描写还未普遍展开的情况下,语义普遍性的研究基础欠缺,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

(二)语义民族性

语义民族性研究的先驱是人类学家们。继洪堡特、萨丕尔、沃尔夫之后,一些人类学家从某些语义场入手研究自然语言的语义民族性。亲属词语的比较曾是一个热门研究课题。朗兹博瑞于1956年发表了关于波尼语 (Pawnee)亲属词的语义分析[10]。不同语言中的亲属词系统反映不同文化关于亲属关系的不同观念。汉语中有明确区分父亲、母亲双方的亲属词语,英语中却没有。汉语中有兄、弟之分,英语也没有。亲属词语的差异成为语义民族性的例证之一。

在语言学语义学领域,有的学者着眼于词项空缺的比较研究。例如,英语中有 corpse和 carcass,分别表达“死人躯体”、“死动物躯体”,但没有表达“死植物体”的词语。由此引出“词化”概念 (lexicalization)。雷赫勒比较了一些语言中的烹调词语,得出的结论是:词项空缺并不是一个容易界定的概念[11]。汉语中的“烙”、“涮”“汆”在英语中都没有对应词。

莱恩斯提出了语义“文化凸显”概念 (cultural salience),用来解释自然语言中文化内涵丰富的词语[12]。张岱年在《中西哲学比较的几个问题》一文里列举并阐述了汉语中某些难以译成英文的词语,如“道”、“气”、“神”、“诚”及英语中难以译成汉语的词语,如 being。这个词来自于希腊语,在西方哲学中表达重要的本体论概念,过去多译为“有”或“存在”,也有人认为不妥,便译为“是”[13]。李幼蒸认为,古汉语的单字词难以翻译西方的抽象概念。现代汉语经历了语义现代化,用双字词就能较好地表达西方的一些抽象概念,因为双字词可以搭配组合成大量新的意义组合单元[14]。

综上所述,自然语言语义普遍性和民族性好比一个硬币的两面。迄今为止,哪一面的图案的描述都还支离破碎。语义普遍性和民族性研究都刚刚起步,两方面都需探索,探索,再探索。

五、语义研究的视角

既然语义普遍性和民族性都是客观存在,那么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差异只是研究视角的差异,无正、误之分,无优、劣之别。不同研究视角是互补关系。观察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研究语义也同理。采用什么视角进行语义研究取决于研究目的。若为探求人类认知共性,自然以语义普遍性为研究对象。若为语言教学、翻译、词典编撰提供可借鉴的研究成果,则以语义民族性为研究对象。举一简单的例子为证。如果中国学生学习英语或英语国家学生学习汉语不理解为什么汉语中的红茶在英语中称 black tea这样一个词义问题,哪一个视角的语义研究成果可以提供答案呢?显然是后者。

功能主义语言学以语言使用为研究对象,以语义为研究出发点,将语义视为语言符号与经验世界结合的层面。人们的经验就是通过语言识解的现实。韩礼德和马蒂亚森认为语义创生的过程可以从三个角度来阐释。一个是种系视角(philogenetic time frame)。从这个角度看,语义创生的过程即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另一个是个体视角(ontogenetic time frame)。从个体观察语义可以发现说话人/作者怎样用语言建构意义,表达意图。再一个是逻辑视角,语义在语篇中展开[1]17-18。

然而,进行语义的民族性研究必然需要一个种族视角。既然:1)语义与经验密不可分;2)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物质世界、社会世界、精神世界,那么,不同自然语言的语义系统必然存在差异。

从种族视角研究语义自然首选对比或比较的研究范式。遗憾的是,由于语义学的发展远远滞后于语音学和语法学,语义对比研究成果甚少。就英语、汉语对比来说,“语义对比非常薄弱”[15]。近三十年来国内发表的英、汉对比研究论文中语义对比的论文只占 0.3%[16]。

结束语

本文概述并简略评论了语言相对论及其引发的一些语义研究,提出了语义研究视角的选择取决于研究目的的观点,主张从种族视角进行语义对比研究。尽管语言相对论引发了长而未绝的争议,这一语言观的倡导者们在语言研究中始终坚持意义研究,应该说他们功不可没。尤其令人赞佩的是萨——沃两位,是他们在当时主流语言学忽略语义研究的情况下坚持语言研究必须重视语义研究。

在西方现代语言学发展过程中语义学滞后于其他语言学分支。过去的语言比较和类型学研究都基于语言的形式,迄今还没有基于语义的语言类型学研究。英语和汉语等通用语言的语义特点世人还知之甚少。已有语义研究成果能应用于英语教学、汉语国际推广、英汉翻译、双语词典编撰等领域的更是凤毛麟角。全球化背景下,空前广泛的国际竞争与合作期待着大批各领域双语和多语专门人才。人际交流和跨文化交际说到底是意义的沟通和理解。因此,种族视角的语义研究意义重大,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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