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 翔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国的文学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现代小说也不例外,几乎所有小说家不论以哪种艺术方法进行创作,其着眼点都不在告诉读者客观世界的状况,而在于传达对客观世界的评价。新写实小说出现,这类“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的小说,似乎摆脱了以往“问题小说”的责任,往往只是一些生存本相的描述、表现,尽量不介入作者的情感,也不明显流露批判什么、谴责什么的倾向。但是在新写实小说对生活有距离的审视背后,我们还是能够看出新写实小说对现实的介入意识,这体现在小说介入现实的叙事姿态,底层关怀的叙事内容和距离背后的价值判断上面。

一、介入现实的叙事姿态

以池莉、方方、刘震云、刘恒四位作家为代表的新写实作家,他们以看似平静的笔调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平凡人物的生活故事,他们小说中的情节内容多取材于现实,虽然说这是在先锋小说对“形式”和观念“抽象”的过度实验之后转向现实的反拨,但这又不是简单的对以往现实主义的回归,而是一种新的写实方式。我们从叙事姿态这一角度可以窥见新写实小说与以往写实小说的不同。

首先是叙述时视角选择的不同,视角的切入为小说通往现实标明叙述的坐标。按照叙述学的理论,小说的视角分为三大类型:非聚焦型、内聚焦型、外聚焦型,而新写实小说家的很多作品是内聚焦型视角的,它完全按照作品中主人公的感受和意识来呈现①祁丽岩:《“底层”的介入与现实的批判——论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创作》,《名作欣赏》2007年第16期。:

你也无非是买豆腐、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洗衣服、对付保姆弄孩子,到了晚上你一页书也不想翻,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也活了一辈子?有宏图大志怎么了?有事业理想怎么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一辈子下来谁不知道谁!

倒使人不耐心的,是些馊豆腐之类的日常生活的琐事。过去总说,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农民意识,但你不弄老婆孩子弄什么?你把老婆孩子热炕头弄好是容易的?老婆变了样,孩子不懂事,工作量经常持久,谁能保证炕头天天是热的?

这是《一地鸡毛》中主人公小林的想法片段,很明显的一点,小说直接把作品中主人公的想法和意识呈现出来,没有过多的提炼和净化,无论是对于作家笔下的生活本身还是人物的意识,都是力求将“好酒般浓稠的液体”(刘震云语),也就是原始的“生存状态”呈现给读者,让读者去品味。以往的现实主义,强调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这类作品多半有很强的加工痕迹,这些作品中描写的所谓现实,很大程度上是作家所想象的现实,是作家主体在作品中的强力渗透,而不是活生生的人物所切身感受到的现实。

再看刘震云以前的两部小说《塔铺》和《新兵连》,作者没有像《单位》和《一地鸡毛》那样以全知视角来展开小说,而是在故事中分别设了一个“我”,前者的身份是高考补习班的班长,后者的身份是新兵连里的副班长,作品中的情节都在“我”的视野中和经历下展开。当然,前者作为叙述者的人物本身情节性更强一些,而后者叙述者本身的情节性就淡了很多,更多的是起一个贯穿内容的线索作用。新写实小说家提倡“只有在艺术把生活表现为毫无秩序,就像生活本身的样子时,我们才更接近真理”①[美]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析出刘保端等译的《美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6-47页。。因此作家利用叙述者的视野这个渠道表现的生活也是直指生活本身的样子,例如:

我没有答话,也没有吃蝉,但我心里,确实涌出一股辛酸。我打量着他,暗淡的月光下,竟如一匹低矮低矮的小动物。

第一个离开新兵连的是王滴。他可真威风,军部来接他了。来的是一辆小吉普,班里有几个人坐过小吉普?大家都去看他上车。他一一与大家握手,倒没露出得意之色。只是说:“有时间到军部来玩。”

……我说:“不是当公务员吗?”

“说是让我到军部当公务员,今天司机才告诉我,原来军长他爹瘫痪了,让我去给他端屎端尿!”王滴说着涌出两包泪。

这是刘震云《塔铺》和《新兵连》中“我”的视野下的两幅图景,叙述者并没有带着道德评价的有色眼镜来看生活中的各色风景。我们对比一下五六十年代的现实主义,里面的对话和作家对人物的描写,都带有很强烈的评价色彩,如《苦菜花》刻画王柬芝的语言“王柬芝想到把自己比成老灰狼的角色,不觉脸上皱起一层笑纹”。到了七八十年代以后,这种叙事的评价痕迹在一些作品里面仍然存在,例如《钟鼓楼》中谈到卢宝桑时,加进了一大段关于小市民的讨论。“你之所以能保持一种‘大市民’的优越感,恰恰是由于有许许多多的‘小市民’在社会上为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填补着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所不甘、不屑去填补的社会空隙——并且绝非小而无碍的空隙。”这段话似乎是作家在给读者上道德课了。

不同的叙述视角,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叙事话语,而叙事话语又是话语权的一种体现,从一种叙事话语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出作家和他笔下人物之间的权力关系,通过对这种话语的阅读还可以体会出作家想要和读者达成的一种关系。比如余华曾经说他早期的小说是双重的“暴力叙事”,一方面他的作品中充斥着各种人为的血腥和暴力,另一方面写作者也如同暴君一样压迫他笔下的人物,作家在他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任意穿行,不让他们发出任何一点自己的声音。而现今流行的一些欲望叙事的作品,例如卫慧的《上海宝贝》,在外包装上,策划者精心设计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封面,左上角是一个低头遐思的披发女郎,再配以诸如“一部女性写给女性的身心体验小说”之类的文字。在软包装上,把小说的章节命名为“遇到我的爱”、“引诱者”、“不可靠的男人”、“芬芳的夜”、“我们的一天”等等,从小说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迎合消费市场,讨好欲望化的大众读者的倾向。

新写实小说的一些代表作,在叙述话语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作家和他们笔下人物的关系是比较平等的,这些小说:“不再教人以心理医生或上帝的眼睛去看世界”,而是“教人用一个在城中漫步除眼前景物外别无他物的人的眼睛去观察世界”②[法]罗兰◦巴特语,析出柳鸣九主编的《新派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20页。。新写实小说的作家,已经不再扮演道德劝诫者或审判者的角色,他们不以发现描写生活中的重大社会问题为取向,也不寻求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对笔下人物的言行也不用修饰词来褒之贬之,只是像摄影师那样把镜头投向纷纭繁杂的世俗生活,看这些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七情六欲,以及平庸琐屑的生存状态。

池莉的小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里面有一个细节,猫子在汉珍那里买了一个温度计,因为温度过高而爆炸了。猫子则与燕华、街坊见面时一遍又一遍的提这件事,同时骂几声武汉的天气。这些反复出现的场景,既衬托不了多少人物的性格,又传达不出多少主题思想,还显得有些罗嗦,为了简化叙事甚至可以删掉。但正如池莉所说:“我不篡改客观真实,所以我做的是拼版工作,而不是剪辑,不动刀剪,不添油加醋”①丁永强:《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这样把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原汁原味的端出来,不提纯也不装饰。所以我们在《烦恼人生》中看到的印家厚,他似乎被庸常生活的洪流所淹没,烦恼无处不在,在半夜时分狭小的居室里,在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里,在很难碰到顺心事的工作环境里,在妻子的泼辣粗野与温存柔顺里。但是印家厚身上有时又闪烁着带有中华民族内涵的道德光辉,他以宽广的胸怀包容了老婆家常便饭般的刁蛮任性,家庭的秩序得以在磕磕绊绊中正常运行。双方父母寿辰在即,他时刻念叨准备厚礼,身影虽然疲惫,但绝不猥琐,虽然沧桑,但仍然坚定。《你以为你是谁》中的陆武桥,也被生活这团乱麻般的网纠缠着,要忙着协调姐姐陆掌珠的家事,要忙着管教不务正业的弟弟,要撑起自己的饭店保障邋遢等十几号农村伙计的生计,但是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陆武桥处处体现着顶梁柱的作用,和刘板眼谈的时候敢于出手,管教在大街上设圈套骗路人钱财的弟弟也毫不手软,对心爱的人欣宜又表现出了一个成熟男人应有的风度,这些都是时代的坚强男人的表现。

在新写实小说家的写实话语中,他们自觉地摆脱了文学之外多余的负担,努力舍弃从概念出发演绎概念,不以“理想”去掩饰或回避现实中某种不合理存在,不再居高临下,也没有出于讨好消费者而卑躬屈膝。这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不再作为政治的驯服工具与附庸,文学又开始了向文学本体的回归,虽然中间绕了先锋派的实验这样一个折线,但新写实小说对现实的介入,已经更专注于文学自身的任务。

二、底层关怀的叙事内容

近段时期“底层写作”成为当代文坛的一个热门词汇,其实底层关怀作为叙事内容,很早就渗透在新写实小说中。底层关怀主要体现在对底层人物的关怀,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十七年”时期小说描写人物遵循“三突出”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新写实小说则掀起了一股写小人物的潮流。从表面上看,新写实小说和以往的“工农兵文学”有相似之处,“工农兵文学”的主人公也大多是生活中的工人、农民以及解放军。不过受主流话语的限定,“十七年”文学中的“工农兵”非普通平民可比,他们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他们名义上是“平凡的”社会一员,但被赋予了不凡的意义而超越了一般的“凡人”。在新写实小说这里,普通人已彻底褪去了那种附加在人物身上的意义而回归到生命的本真状态。新写实小说作家以平凡普通的人物作为关注的对象标志着作家平民意识的自觉。新写实小说对人的生存、人的生命、人的精神关注和描写使新写实小说的作品充满着人本色彩,洋溢着人道主义情怀。②

先从“工农兵”中的“工”谈起,在新时期,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新写实小说中,“工”也包括了城市中的小市民和普通知识分子。我们从新写实小说家笔下的人物看到,《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燕华不过是一名公交车司机;《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原本是肉联厂扛冷冻猪肉的工人;《风景》中的父亲是码头工人,大哥进了铁厂当锻工,三哥在驳船上当水手;《桃花灿烂》中的粞也只是装卸站的一名装卸工人。《小姐你早》中的戚润物是粮食储备局的研究员,《不谈爱情》中的庄建非是医院胸外科的大夫,《你以为你是谁》中的湖北大学李教师与《无处遁逃》和《行云流水》中的严航、高人云都是的大学教师。他们全都是都市生活中的普通人。在新写实小说中,这些普通人“生活得和书本不一样,和报纸不一样”③池莉:《两种反抗》,《中篇小说选刊》1992年第1期。。现实的生活并非总是诗情画意,有黯淡也有灰色,他们的悲哀也不再是为了某种崇高理想的悲哀,他们也不再以巨人或哲人的姿态来思考生活。例如,刘震云笔下的机关人员小林,与王蒙50年代创作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的小林相比,虽然都是青年干部,但两人的思虑与憧憬却存在鲜明的反差。50年代的小林关心的是党的事业、革命的目标,焦虑的是机关队伍中的官僚主义懒惰思想,憧憬共产主义生活的早日实现。而80年代的小林关注和焦虑的是自身生存状况不尽如人意。①丁力:《“新写实”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学术研究》1999年第6期。

再谈谈“工农兵”中的“农”,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和《伏羲伏羲》都是以乡村中农民为主人公。《狗日的粮食》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前后,而《伏羲伏羲》故事的时间跨度就比较长,从民国三十三年,即1945年,一直写到“话说民国三十三年秋天——那个落雨的秋天的日子已经死掉四十多年了”。这两篇小说的内容都是在一系列运动的历史背景之下,但是作品中的人物却并非沉浸在土地改革的历史潮流之中,他们所关心的,是最贴近他们生活的东西,粮食和子孙后嗣。

“她做活不让男人,得看在什么地界儿……担水一晨一夕十五担,雨雪难阻,五担满自家的缸,十担挑给烈属、军属,倒不是她仁义,而是每日四个工分诱着。地里就不同了,一上工立即筋骨全无,成了出奇的懒肉。别人锄两梯玉米的工夫,她能猫在绿帐深处纳出半拉鞋底,锄不沾土。”

“互助组形成燎原之势,顽固的单干者们已经土崩瓦解……杨金山不入互助组。”“洪水峪仿照邻村的榜样,成立初级社了。动员的干部找到杨金山,老东西在炕上装聋作哑,死也不肯交出那十亩地。干部们找到天青,让他拿主意。他只是笑,嘿嘿地摊着两只大手,像是很呆钝的样子。‘有粮吃咋都行!’”

这就是《狗日的粮食》中的瘿袋和《伏羲伏羲》中的杨金山与杨天青在土地改革时的态度,他们对于身外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反应是很冷淡的,寥寥数语中看出他们的追求是“有粮吃咋都行”。小说中的情节繁多,反映人物与时代的矛盾冲突的情节却少之又少,更多的冲突来自人物与他们本身的生活。瘿袋一辈子关心的事情是“明天吃什么”,而杨金山只关心给老杨家留后,杨天青则陷入乱伦的情欲而无法自拔。

最后是“工农兵”中的“兵”,刘震云的《新兵连》,这里的军营不再是保家卫国杀敌戍边的地方。对那些告别家乡的青年来说,入伍是改变自身农民命运的人生转折点。在《新兵连》里的士兵,与此前军事题材小说里的传统军人形象大相径庭。“老肥”和“元首”、王滴三人因为彼此的表现和差错,在“骨干”的资格得失之间喜喜悲悲。李上进熬了三年的时间,就快被批准入党了,却阴差阳错,最后被判了十五年徒刑。“老肥”因为抽羊角风被遣送回家最后投井自杀,王滴去军部的光荣任务竟是给军长瘫痪的爹端屎端尿。总的看下来,军人的那种飒爽与豪迈,集体主义的热血和豪情丧失殆尽,这些士兵也和那些小市民一样,关心的是自己的入党、提干,复员分配等问题。

陈晓明说“‘新写实小说‘对所谓底层人’的关注,其实是在消解经典文本确认的精神镜像,还‘底层人’以本来面目”②陈晓明:《反抗危机:论“新写实”》,《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依据“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原则”,以塑造新的英雄形象为中心,是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突出的人物观念。而新写实小说则把人物从概念的神坛拉回了鲜活的生活,人物形象不再是面具而是有血有肉的个体。传统的写实主义创作,作家在介入的热情支配下,将视线集中于理性思辨,以此展开小说的构思,可能在不自觉之中将生活描写成与观念完全吻合的状态。情节或人物的指向性太强,会使读者由不信任而产生一种排拒心理,因为他们感到这种对应和吻合是出自作者的刻意安排,而不是生活的本来面貌。③阎真:《在现实生活与虚构世界之间——略谈中国现代小说的介入意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1期。新写实小说对生活本来面貌的还原,是真正为小人物提供了演绎自己喜怒哀乐和生活酸甜苦辣的舞台。

三、距离背后的价值判断

“而我和七哥不一样。我什么都不说。我只是冷静而恒久地去看山下那变幻无穷的最美丽的风景。”这是方方《风景》的最后一句话,也代表了新写实小说家对待他们笔下的风景的态度,他们不再拥有在时代中激荡风云的热情,笔者认为他们也并非对生活放任自流漠不关心,他们只是有意和生活拉开了距离,放弃了“劝诫者”的身份但并不缺乏价值判断。

在《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中,当作家“四”企图给猫子命名时(“你的名字叫人”),猫子却“睡着了”,这个具有讽刺性的寓言场面,暗示了五四启蒙传统的终结,也宣布了知识分子终极关怀的精神破灭。

当崇高无以为继,新写实作家们转回了世俗。这不是无动于衷的世俗,因为完全以一种非介入的价值中立态度表现生活的作品,是不存在的。哪怕仅仅满足于一种客观的展示,小说家的价值趋向也不难察觉。在新写实的一些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作家笔下的小市民在生存的庸碌中的挣扎,就像《风景》,但《风景》并不是一个纯粹写实的故事,它通过“小八子”这个已经死去的孩子的眼来看这个世界,“……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见那些奇异世界……”这是《风景》开篇引用的一句话。开篇和结尾,一前一后,就给整个故事套上了一层悲悯的色彩,来看世间这些人物的挣扎,令人联想到曹禺在《雷雨》的序言里的那句话“我是个贫穷的主人,但我请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这是一种对“人”的存在的关怀,无论七哥大哥五哥六哥还是大香小香,他们在生活中令人同情或憎恶的言行,都被放到一种更高的悲悯的眼光下审视,他们都是需要以更高尚的情怀去爱的“人”。

刘震云的《单位》和《一地鸡毛》,实际上是两个具有故事连续性的小说,刘震云的精通人情世故在这两篇小说里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两个故事中,出场的人物总共就老张、老孙、老何、老乔、小彭、小林以及他们的家属亲戚这么一点,而这些人成天斤斤计较,也就是当处长、分房子,让小孩上幼儿园这些事情。这两篇小说和其他的新写实小说有一点不同,里面的人物通篇都在围着为过日子的事情打转,小说中居然找不出几处景物描写。小说中景物描写的作用,一是可以为场景增添色彩,二是有一个传达情感的作用,人物内心的丰富性可以通过他(她)眼中景物的样子传达出来。《单位》和《一地鸡毛》中的景色是灰色的,只有家中和单位的一些一成不变的场景,里面人物的心理空间也是逼仄的。可以这么说,里面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在生活中随处可以见到与他们有相同性格的人,但是里面的人物又都是苍白无力的、符号化的,作者给他们涂上了各种各样关于生活的言行和想法,但没有给他们添上感知生活丰富性的多彩内心。《单位》中有一个场景,老张和老孙在出差的路上忽然谈得来了,吃饭时抢着付钱,而一吃完饭双方觉得刚才都像表演,内心的东西一点没有交流,回去以后互相在心里咒骂。刘震云的小说,机锋所向,尤在官场,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虽然作者在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是褒贬在行文之中已不言而喻。

我们从新写实作家的笔下看不出多少分明的爱憎,但是在看似平淡的语言之中,有着作者的感情倾向,对于故事中人物言行的评判,更多的依靠读者自己的思考,而作者的感情倾向对读者的思考有着一个隐性的引导作用。《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本来是一个肉联厂扛冻猪肉的工人,与段莉娜结婚,后来下海经商,事业正上升的时候,糟糠之妻却要离婚,他的情人们也最终没能填补他的精神空虚。作者在文中没有给出道德评价,只是平静的叙述故事,在面对与现实生活如此近的故事时,读者们自然而然会有思索,池莉让她笔下的主人公从“升腾”到“坠落”,在这个过程中康伟业得到的是什么,又失去了了什么,这种启发不是启蒙式“我说你听”被动接受的启发,而是通过自主思考得出的。

新写实小说减少了许多“文以载道”的功能,小说正面叙述的声音就减弱了许多,没有了呐喊似的传达,更多的是引导读者的思考,作家和笔下的内容在情感上拉开距离,却有着一种隐性的价值判断。我们不难从刘恒的作品中看出他的人性——生存之思,从刘震云的作品中看出他对权力与世相的练达与洞明,从池莉的作品中看出平凡人摆脱精神之累和对世俗的拥抱,从方方的作品中看出对人世间挣扎与苦难的悲悯。

新写实小说的叙事姿态是介入现实的,以底层关怀为叙事内容,在情感上与笔下的世界拉开距离,但在这距离的背后,有着对作品中的现实与人物的隐性价值判断。当然,这是由于新写实小说一方面继承了写实主义的传统,刻画现实人生;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文学作为“载道”工具,形式上有了更多创新,更多专注于文学自身的任务。在物质文明高速发展,文学日趋边缘化的今天,文学对现实的介入很难再有那么多的“轰动效应”,也许启发式的价值诱导比劝诫式的价值布道,在接受层面上能收到更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