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吴青

1 通货膨胀大背景不可避免

如果通胀在未来真的爆发，那么其根本原因就是现阶段各国的经济刺激政策，这些政策使得市场上的流动性大幅增长，这种增长不是市场自发的而是由政府强力推动的，政府的做法简而言之就是“向市场发钱”。而其中动作幅度最大的就是中国和美国。首先是美国，用《华尔街日报》的话说，是坐在直升飞机上向下洒美钞。作为危机发源地的加印钞票增发国债使得美元贬值是美国必然的选择，其好处有三：激活内需，扩大产品出口，抵销国债。而由于国际大宗商品均为美元结算，美元走势和大宗商品呈负相关，美元贬值则大宗商品必然上涨，这对中国而言就是输入型通胀的开始(2007年国际石油、铁矿石、粮食暴涨、国内煤炭供不应求就是最好的例子)。

目前，美国的货币乘数在下降，而我国的货币乘数在上升。次贷前，美国的货币乘数是8.5倍，到2009年5月份，已经下降到4.7倍。而中国，却呈现出快速上升态势。央行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3月末货币乘数为4.27，根据测算，6月份货币乘数将上升到4.6倍左右。然而虽然美国的货币乘数在下降，但货币投放仍在加快。截至今年6月底，美国基础货币投放量已经上升到1.7万亿美元(2008年9月份是9050亿美元)，美联储目前持有的证券为1.1万亿美元，达到金融危机之前的1.9倍。中国就更不用说了。而另一个数据更触目惊心。据统计，仅今年4月，全球M0增长就高达103%，是1908年有记录以来首次出现3位数增幅。整个世界都在疯狂。

“由于找不到新的增长点，找不到增加财富、摆脱危机的捷径，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都在拼命通过滥发货币转嫁危机，而中国由于人民币的非国际化缘故，绝大部分风险只能自行消化”(时寒冰——中国怎么办)，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这种货币的天量投放，正在为全球性恶性的通货膨胀埋下巨大隐患，中国亦是。自从2008年11月开始，中国各家银行大幅度增发贷款，11月新增4769亿，12月7400亿，2009年1月9000亿，创下历史性新高，2月1.07万亿，再创新高，3月1.89万亿，又创新高，4月5918亿，5月6700亿，6月新增贷款1.53万亿，远远超出此前市场预计的1.2万亿元左右的规模，8个月合计放贷7.83万亿，2009年以来6个月放贷6.613亿元(7月8月份的数据分别为………)。

根据中央精神(7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申“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在短期内更改，据此估算，2009年度的新增贷款总额必将突破8万亿元，很可能逼近10万亿元(也就是此后6个月每个月的平均放贷量需要维持在3000～5000亿左右的规模)。而2008年，中国的GDP约为30万亿元，按保八的既定目标，2009年的GDP应该在33万亿元左右，那么新增贷款量居然就占去了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这样的数据，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

其实我国自2002年起就一直处于通胀的威胁中，在过去十余年间，我国经济成长的速度很快，但是货币发行的速度更快。(2002年起M2/GDP的比率达到180%以上，居世界各国的前列)，但是那时为什么没有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呢？归纳起来，可以有以下几种解释：

(1)经济的高速成长吸收了过度发行的货币；(2)外汇管制通过单边结算而形成外汇储备的增长，对冲了本国货币的超额发行；(3)进出口顺差扩大形成的外汇盈余进一步吸收了本币的流动性过剩；(4)储蓄率的居高不下平衡了货币的流动性过剩；(5)股市房市泡沫吸收了货币的流动性过剩。

这些原因都能够解释我国超额货币发行的合理性，但是大家也都承认货币发行的速度过快，会造成另外一种结果：过度发行的货币由于上述原因沉淀下来，从而推迟了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一旦经济增速实际或预期放缓(例如低于8%)，出口盈余降低，股市房市泡沫难以维持，那么仅仅靠我国现行的外汇管制制度以及寄希望于高储蓄率的传统都是不切实际的。

所以说我国正处于一个悖论当中，不继续放贷，经济增速就会随即放缓，通胀会即刻到来；而继续放贷，无非寄希望于国际需求恢复，抑或祈求我们的经济体的自身运行效率能短时间内“自主自发”的提高，再或者有相当量的财富从天而降(例如发现巨型矿藏等)，否则经济增速将在未来2～3年内势必逐步放缓，甚至最终陷入滞涨(商品供应很足很足，但是消费乏力，同时因为货币大量投放造成流动性过剩而伴随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而那时通胀造成的危害只会更加强烈。

2 未来的我国经济政策

新放出的贷款从现在的态势看，一是投放给了“铁公基”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二是去了资本市场。然而这两个地方，再怎么火爆，都不可能直接的拉动民生产业和家庭消费。而且随着中央财政进一步捉襟见肘、股市资金回流银行或外逃避险，现在的好形式很可能会被无情腰斩。然而未来中国经济政策，短期内(5年左右)应该还是会延续凯恩斯的经济刺激思路，增大的政府赤字、不断调整利率、增减信贷规模、调节货币流通规模以及具体表现出的更多的政府主导投资。

当然“凯恩斯主义”并不那么有效，其起到的至多也只是短期镇痛的作用并不能改变甚至不能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趋势。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一直被“凯恩斯主义者”称颂，然而与其说这是“凯恩斯主义”的胜利还不如说是罗斯福推动社会改革的结果。政府干预起到的最大作用仅仅是新政初期以大量政府赤字换来的短暂的景气(截止到1935年)，以及1937年的股市大崩盘。之后虽然政府仍有所举措，但低迷仍将一直持续到社会改革的效果慢慢显现出来为止。直到最大的转机出现——二战爆发后所带来的庞大的战争需求。

这都是因为凯恩斯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建立在正常健康的经济是处于静态平衡的经济这一假设的基础上，其认为只要在现有的经济结构中调节一两个变量，就可以带来或者延续均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静态均衡并不存在，动态均衡才是经济的真实面目，在与凯恩斯齐名的熊彼特眼中，创新只有“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这只是创新的很小的一部分)才是打破旧均衡创造新均衡的关键。惟有符合将资源从旧的有的失去活力的生产项目中，转移到新生的更有生产率的生产项目里的活动(这也是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才是在创造财富，才能拥有利润。也就是说在熊彼特的眼中真实的财富只有可能来源于效率的提升，当然除非还有一条，就是人们愿意把希望寄托于那种从天而降的财富(例如新发现的巨型金矿上)等。

3 结构性的转型是未来的出路

因此我们要想真正摆脱此次危机，不能寄希望回到过去的那种均衡。而且这已经是不可能实现的，通过外贸、房地产拉动经济的模式已经到了迫切需要改变的时刻，这两种发展模式在环境、经济、乃至社会层面都难以延续。

因为鉴于比较优势，我们从外贸中获得的利润，很大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于我国资源、劳动力、环境的廉价使用结果；而这些年居高不下的房价，已经使得房地产丧失了曾经让中央寄予厚望的对于普通居民消费起到的那种正向刺激的作用且反而对广大普通居民除了住房外的其他消费需求起到了挤出效应。因此当过去的路已经很难延续，以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刺激经济也只会是救一时之急，要想中国经济不重蹈日本“失落的十年”的覆辙，我们必须改变旧的经济增长方式。

为此，让大家了解政府不应该背负更多的对于经济持续增长的承诺，而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投注于规则的制定与维护，确保社会的公平，以自身的能力将社会保障尽可能覆盖更多人群，建设等等一些政府能做的更好的工作。只有我们从政策、经济、社会、科技、环境、法律等几个角度出发，通过创新的方式将资源转移到其他更具有生产率的领域，或者使得资源在社会内部的移动更加自由、更少的损耗、更有效率，那么这种结构性的转型也许就是中国不仅仅突破此次经济危机更是中国崛起的真正方向所在。

而这其中：(1)在财富分配上由政府向民众倾斜(医疗、教育负担降低养老保险进一步完善)；(2)在资源的分配上，政府不再向国有企业倾斜而对民营经济一视同仁(2009年信贷的60%都给了国企)；(3)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垄断是最无效率的，惟有市场化的改革才能带来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

[1]寒冰.中国怎么办：当次货危机改变世界时[M].

[2]彼得·德鲁克.管理前沿——当代先知熊彼特还是凯恩斯[M].

[3]哈耶克.哈耶克文选——通向失业的通货膨胀道路[M].

[4]吴小波.我们的钱将不值钱[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77cc60100dxqk.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