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 青

价值取向：概念、形成与社会功能

阮 青

价值取向是价值主体在进行价值活动时指向价值目标的活动过程，反映价值观念变化的总体趋向和发展方向。人们进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说到底是为了满足各种需要，实现自己的价值理想。所以，实践的第一个内在的动力是人的需要，第一个外在指向就形成价值取向。一种价值取向的产生源自于主体的某种需要，其实现则是主体需要的满足。价值取向具有强烈的凝聚力和渗透力，影响和支配着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表现出独特的社会规范、社会定向和社会驱动功能。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准确把握人的需要、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确立科学、合理的价值取向，是执政党或领导集团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

价值取向；价值目标；社会功能

价值取向是人们在日常生活或文章著作中经常使用的概念。但是，对于价值取向的界定以及相关问题，学术界却没有像对价值本质或价值评价等问题那样给予充分的关注和研究，有时甚至因为对含义的不同理解，导致了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中的迷茫。因此，有必要对价值取向问题给予充分的研究。

一、价值取向的界定

价值取向是价值主体在进行价值活动时指向价值目标的活动过程，反映价值观念变化的总体趋向和发展方向。在日常生活中，价值取向常常表现为一种“热”，如出国深造作为一种价值取向，表现为“出国热”；领导干部重视相应的学历教育，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就表现为“读研热”，等等。

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是两个经常被人们混用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确实有相似之处。从表现形式来看，它们都是人们在进行价值活动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价值追求，是一种理想性的存在。从产生基础来看，它们都是人们在把握客体及其发展规律、主体的需要及其发展，以及主客体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现实价值关系的一种观念性把握。从社会功能来看，它们都能够对人们的价值活动起到定向、引导、规范等作用，其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人们价值活动的成败。从性质来看，它们都有真实与虚假的区别，真实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能够真实地反映价值关系的存在与发展，成为一种真实的价值追求；而虚假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往往是虚假地反映了价值关系的存在与发展，成为一种虚假的价值追求。

但是，仔细研究会发现二者还是有差别的。

首先，从存在状态来看，价值目标具有相对稳定性，而价值取向则围绕着价值目标的实现表现出一种动态的趋向性。价值目标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经历艰苦的、长期的探索而形成的一种价值追求；但价值目标一经确立，由于它真实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们的需要，就具有某种相对稳定性。如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目标，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才得以确立。中国古人凭着一种美好愿望和主观想象，设计出理想的“大同世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以“思维着的知性”和“批判的理性”为武器，对私有制社会的弊端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设计出“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这些理想由于其空想性而不可能得到实现。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成果，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使共产主义社会成为人类社会最高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是人们在实现价值目标的过程中，围绕着如何实现价值目标而形成的一系列的观念性活动，是一个变化的动态的过程。如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的价值目标，但如何实现这个价值目标，不同国家和民族都在进行各自的探索和实践，其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共同的带有倾向性的东西就是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否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相一致？应该说是不一致的。但是，这种经济制度确实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能够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其中体现的价值取向依然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

其次，从二者存在的地位来看，价值目标决定着价值取向；价值取向是被动的、受决定的，其形成和变化受制于价值目标。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价值目标，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价值目标发生了变化，价值取向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价值取向对价值目标也有一定的反作用。价值取向作为人们对现实价值关系的观念性把握，贯穿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过程中，价值取向是否建立在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正确把握的基础上，对价值目标的实现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最后，从实现方式来看，价值目标是主体对自己的价值追求的一种观念性把握，具有某种自我意识性，需要主体不断加强内在自我调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坚定理想和信念”。针对价值目标的这个特点，我们通常采用引导、教育的方式，通过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帮助广大人民群众确立其价值目标，并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而奋斗。正因为价值目标是对价值追求的一种观念性把握，因而很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冲击，导致价值目标的丧失。价值取向是人们围绕着如何实现价值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主体也处处体现出对自己的认识和实践活动进行各种内在调节，但主要表现为主体牢牢把握自己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方向，使之既要从现实的具体情况出发，把价值目标与现实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寻找到实现价值目标的最佳途径，又不能使这种“寻找”或“结合”离开了价值目标，或者背离了价值目标。因此，价值目标一经确立就是固定的，需要通过多种方式来“坚定”或“强化”；而价值取向则相对灵活，常常要在价值目标和现实生活之间寻找最佳的结合点。

由此可见，价值取向与价值目标是有区别的，价值取向贯穿于人们围绕着如何实现价值目标所进行的一系列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价值取向的终点是价值目标的实现。所以，价值取向包含着价值目标，但不能归结为价值目标。

二、价值取向的形成与实现

人类进行的所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说到底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实现人们的价值理想。所以，实践的第一个内在动力是人的需要，第一个外在指向就形成价值取向。没有需要，就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就没有人类其它一系列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没有价值取向，人们就不知道如何组织生产和消费活动，不知道如何构建并保证社会诸系统结构的合理性和运行机制的畅通性。

当然，价值取向的产生和形成不是偶然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价值取向的形成和实现价值取向手段的发展，呈现出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价值取向的形成依赖于实现价值取向的手段的发展。没有生产制造电视机的技术，并真实地制造出电视机，人们不可能产生看电视的价值追求；没有现代航天技术的高度发达，人们不可能实现遨游太空的价值追求。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每一个时期人们所形成的价值取向，总是与当时实现价值取向的手段，即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应用水平相适应的。如果某一种价值取向脱离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应用水平，这种价值取向就会因不可能实现而成为虚假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实现价值取向的手段的发展又必须与一定的价值取向相适应。恩格斯晚年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P732）科学技术发展史证明，每一种科学技术的发展或生产工具的应用，都内在地包涵着人们的某种价值需求。当一种新的包含着重大科学发现的东西还没有被人们所需要时，这个重大的科学发现或者与人们失之交臂，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者被人们搁置在试验室，而不可能进入实践过程。

价值取向的产生和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过程。一种价值取向的产生源自于主体的某种需要，其实现则是主体需要的满足。但是，人们现有的需要得到满足，新的需要又同时被创造出来，于是又开始产生和形成新的价值取向。所以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

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如何准确把握人的需要、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确立科学、合理的价值取向，是执政党或领导集团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错误地理解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提出“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样一种脱离实际的价值取向，试图通过“抓革命”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其结果是由于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失去其特有的凝聚作用；而广大人民群众由于没有合理的价值取向，遂失去创造的冲动，使经济的发展缺乏内在的动力，带来社会的普遍贫穷。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因为我们党以“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根据，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一个新的价值取向，真实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才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社会主义主义改革开放事业蓬蓬勃勃发展起来。

三、价值取向的社会功能

价值取向反映了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某种共同的价值理想，凝聚着社会主体对自身利益和自身创造活动的根本态度和强烈追求，因此，它具有强烈的凝聚力和渗透力，影响和支配着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有效地协调和规范社会生活各领域，表现出独特的社会功能。

（一）价值取向具有社会规范功能

价值取向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稳定性，规定着社会主体所进行的价值评价、价值选择、价值创造等活动，成为社会主体认识世界或改造世界的内在尺度。价值取向之所以具有这种社会规范功能，是由人的活动所特有的个体性和社会性来决定的。马克思说：“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1]（P532）价值主体首先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的，个体的特定状况决定其特定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这就使价值的产生与个体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具有直接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是个体的，个体的个性化决定了每个个体都是特殊的，都有与其他个体不同的需要及满足需要的方式，也就必然会形成各自的价值评价和选择体系。现代社会的发展，应该而且能够提供一个维度更加丰富的价值选择空间，使人们在追求价值和创造价值的过程中能更好地展示自己的个性。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任何个体的价值活动都不可能孤立进行，而是发生在各种社会联系之中，这就必然要受到各个方面因素的制约。如果个体的价值活动与社会的价值取向相一致时，往往就会因为得到某种赞赏或鼓励而比较容易实现；如果个体的价值活动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不相一致甚至相违背时，就必然会因为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制或否定而不能实现。因此，不论个体的主观愿望如何，个体的价值活动必须与社会的价值取向相一致，至少不能相违背。社会价值取向对个体的价值活动起到一种规范作用。价值规范是促使社会发展与个体活动基本一致的重要保证。

在社会生活中起规范功能的因素很多，如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制度规范等。与它们相比，价值规范的强制性、惩戒性、威慑性要弱得多。社会成员若不遵守法律法规，必然会受到法律法规的惩罚；若违背伦理道德规范，必然要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若违反规章制度，必然要受到有关部门的警戒。但价值规范功能的实现主要体现为，通过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氛围来规定或引导着个体的行为，通过某种功效性的诱导促使个体完成社会化的过程。它往往是通过人们的需要能否得到满足、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来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怎样做有好处、怎样做没有好处等，因此，价值规范具有较大的选择性和宽容性。

（二）价值取向具有社会定向功能

价值取向对社会成员的定向功能，主要是通过设立社会价值理想，以便使社会成员能够把自己的价值追求与社会价值理想相一致，进而认同社会价值理想来实现的。人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也就是说都带有一定的方向性。价值取向作为社会主体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价值追求的凝聚，集中体现着社会主体超越现实的创造性冲动，从而对社会主体的活动提供理想目标和行为规范，同时为人们的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提供必要的尺度。可以说，人们的一言一行，无不是在某种价值取向指导下进行的。区别只是有些人是自觉地以某种价值取向支配自己的言行，而有些人是在无意识中接受价值取向的支配。

一种价值取向能否发挥社会定向功能，关键要看这种价值取向所体现的价值理想能否被广大社会成员所接受。只有当社会成员认同了某种价值理想，才会自觉地把对这种价值理想的追求贯彻在自己的价值活动中，从而使个体的价值活动与社会价值理想相一致。一般说来，个体对某种社会价值理想体会得越深刻，把握得越准确，实践得越充分，其价值活动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其价值活动必然失败。同样，某种社会价值理想被其社会成员认同的程度越高，遵守得越彻底，其定向功能就会发挥得越好，对社会成员的规范作用也就越强；反之，它就会形同虚设，发挥不了应该发挥的功能，起不到应该起到的作用。所以，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价值观，设立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们的接受能力相适应的价值理想，才能不断提高社会成员对社会价值理想的认同程度，进而发挥价值取向的社会定向功能。

（三）价值取向具有社会驱动功能

如果说价值取向的定向功能侧重于人们对价值规范的认同和遵守，即以一定的社会价值理想统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价值活动，纠正极少数人违背社会价值规范的行为；那么，价值取向的驱动功能则在于通过人们对价值理想的追求，以激发社会个体内在或潜在的各种能力，并使之集中到实现社会价值理想的实践活动之中。价值取向的定向功能通过设立价值理想，使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的价值活动实现了必要的统一，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存在和发展；价值取向的驱动功能推动社会成员产生并保持从事价值活动的热情，使社会成员的价值活动能够连续持久进行下去，保证社会充满蓬勃发展的生机。由此可见，对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来说，价值取向的定向功能和驱动功能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一般说来，价值取向驱动功能的发挥是依照层次递进的原则，从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质需要开始，逐步进入到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或自我实现需要等较高层次。马克思恩格斯告诉我们：“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生活处于极度贫穷状态的人，解决温饱问题会成为支配人们全部价值活动的内在驱动，而吟诗作画、游山览水的需要则可能全部丧失。如果人们长期处于不得温饱的贫穷生活状态中，其价值理想也就只能被局限在最低的层次上，为祈求温饱而奔波忙碌成为其价值活动的核心内容。所以，解决社会成员的温饱问题，满足其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是促使人们从初级的生理需要向更高的价值理想提升的前提条件。假如人们的物质需要得到基本满足后，而社会没有及时创造条件使人们的价值理想得到提升，人们就难免会沉溺于物质享受或低级趣味之中，挥霍浪费、奢侈享乐之风就可能兴起。

价值取向驱动功能的发挥对于中国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四人帮”宣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谬论，否定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需要的合理性，片面强调“大公无私”、“灵魂深处闹革命”，其结果是人们的精神境界没有得到提升，物质生活也全面陷入贫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进行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掀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高潮，生产力水平迅速得到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人民生活状况得到应有的改善，温饱问题普遍得到解决，多数人已经进入小康生活阶段。在这个时期，要注意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使广大人民群众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要努力培养人民群众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广大人民群众价值理想的提升。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8－11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9.

责任编辑：张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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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10X（2010）05－0062－04

2010－06－21

阮 青（1957－），女，山东威海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