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冰冰

(浙江外国语学院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 310012)

论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关冰冰

(浙江外国语学院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 310012)

在“自我”文学史观的指导下,明治时期的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中一直处于较低的位置。此后虽然出现了对政治小说再评价的动向,但其地位却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由于立场与观点的不同,文学史的书写内容及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也会不同。在“自我”文学史观被摈弃的今天,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位置将发生根本性改变。

日本近代文学;日本文学史;政治小说

柄谷行人在《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解释夏目漱石撰写《文学论》的动机时得出如下结论:夏目漱石感觉受到欺骗的并非普通意义上的英文学,而是作为近代文学的英文学。也就是说:他反抗的是经过从雨果到巴尔扎克、从巴尔扎克到左拉的顺序而发展起来的“与今日法兰西文学拥有同一性质的东西”。与此相对,他表明了对莎士比亚、斯威夫特而且特别是对斯特恩的喜好。用一句话概括说就是保持着巴赫金所说的文艺复兴文学或者保持着“狂欢节性质的”文学。……他所考虑的是:近代文学所追寻的那条道路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其他的文学是否也有成为近代文学的可能[1]13-14。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西方绝对主义的幻想在此种热潮中迅速形成,文学当然也被包含在其中。在夏目漱石产生上述疑问并着手撰写《文学论》的明治时代,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自然主义的近代文学的标准模式已经定型到了日本文学界,因此,柄谷行人又写到:《文学论》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是一种唐突且奇妙的存在。事实上,即便对于漱石个人存在着必然性,但这样的书籍被撰写的必然性在日本 (即使在西洋)也必须说是不存在的[1]5。

夏目漱石所要拒绝的是西方的思维模式,即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他所考虑的是由西方产生的近代文学的定式能否进行重新组合或替换;日本文学也是否一定遵循此种定式;是否有成为其他东西的可能。但是,当时的日本已毫无条件地接受了西方标准并以其为指针,夏目漱石的疑问当然不会被人所认识,其疑问也仅仅只能是停留在个人层面。而事实上,夏目漱石的《文学论》一书在出版后也的确未受到热捧,先前的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界也并未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夏目漱石对于近代文学的疑问之所以被提起是因为在 20世纪 80年代日本产生了逐步摈弃西方中心主义并重新确立自我认同的思潮。站在此种思潮的立场上来看,在一切皆以西方为标准的时代里,夏目漱石却能够拒绝西方中心主义,这不仅显得弥足珍贵而且还极其具有代表性。

那么,如果用夏目漱石的思维来看待日本近代文学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

有关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脉络,猪野谦二曾做出如下总结:贯穿近代日本小说史的共有两种趋势。一是从逍遥·二叶亭到自然主义,在宣告确立之后被视为主流,另一个是开始于自由民权时代的政治小说,后来移至明治三十年代的社会小说·社会主义小说,在那不久伴随着以自然主义为中心的日本近代文学的广泛确立,作为未成熟倾向的小说被打入旁系,也就是说是非近代的政治社会文学流派[2]62。

猪野谦二的这段话至少提供了两个信息。首先是比较客观地叙述了日本近代文学的两条发展脉络;其次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从坪内逍遥到自然主义是主流,而从政治小说到社会小说·社会主义小说是旁系。猪野谦二之所以拥有上述观点,很显然是以西方的标准来看待日本近代文学,也就是被夏目漱石所怀疑的从雨果到巴尔扎克再到左拉的文学历程。如果以此种标准来考察日本近代文学的话,从坪内逍遥到二叶亭四迷再到自然主义的文学发展脉络被视为近代文学的主流应该是绝对正确的,与此相对,把从政治小说到社会小说以及社会主义小说打入旁系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抛弃以西方的自我认同为标准的判断体系来考察日本近代文学,如果借用夏目漱石的思维模式来思考,是否可以提出如下疑问,即,政治小说是否有成为近代文学的可能?

为了讨论上述问题,本文将做如下两个工作:一是考察在此之前的有关对日本政治小说的评论并梳理其脉络;二是在前面的基础上,探讨政治小说成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可能。

一、先前的关于政治小说的主流评价

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所说的政治小说是指明治 10年到 20年之间的为宣传政治思想而出现的小说。它被认为是明治时期政治思想全盛期的副产品,形成于 1877年西南战争之后,代之武力斗争的言论文笔成为主张自由民权运动的强有力的武器。

对于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状态,大多数文学评论家认为,根本就没有产生什么像样的文学作品,是日本文学史上的不毛时代。而之所以产生上述观点,其源头来自于坪内逍遥。众所周知,坪内逍遥在其《小说神髓》中主张小说是艺术,排斥文学上的功利主义而重视文学本身的自律性。而政治小说被坪内逍遥视为政治话语的传声筒,因此自然而然地是要遭到其批判的。

从整个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上来看,在文学方面接受西方的自我认同标准的第一人非坪内逍遥莫属。虽然对于坪内逍遥在文学上的不成熟的理解以及坪内逍遥的小说与欧洲近代文学相比而显示出的落后的指责在此之前是日本近代文学史的通说。但对此现象,龟井秀雄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指坪内逍遥,笔者注)本身是处于一个把西洋诸国与日本的关系定位在了先进/落后,或者文明开化/半开化的框架中的时代通念当中。……《小说神髓》的研究者们也立刻察觉到了这一框架,但是,他们自身也在无意识当中被囚禁在了这一框架当中。……当然,后世的研究者所拥有的关于西洋诸国的文学知识量要比《小说神髓》时代的逍遥多得多。他们就是依仗那种后世人的特权,一边把自己熟知的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在没有验证的状态下,作为“欧洲近代文学”普遍化,一边对逍遥小说与欧洲近代文学相比下所显现的滞后性加以指责[3]。

龟井秀雄的这段话可以说明,在《小说神髓》之后,即便是对坪内逍遥加以指责的文学评论家们其实也是与坪内逍遥处于同一思想框架当中的。那么,坪内逍遥如果反对政治小说的话,后来的评论家自然而然地也会反对政治小说,其与坪内逍遥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会用更丰富的知识、更加体系化的言论来对政治小说加以评判。

小田切秀雄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做出了如下概括:明治 10年代的政治小说,作为作品是以粗糙而未完成的形式终结的,虽然在其中蕴含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多样的可能性无论哪一种都没有被展开便消亡了。……也就是说,在《浮云》出现以前,是一个向日本近代文学成立发展的准备时期。……以明治 10年为分界线,我们把在此之前的时期视为“过渡期”,把在此之后的时期视为“启蒙期”是文学史上的事实[4]。

小田切秀雄的上述言论是对明治元年到明治 20年这一时段的日本文学状态的评判。“过渡期”“启蒙期”等词汇让我们很清楚地明白,小田切秀雄认为这段时期所产生的文学作品根本上无法被称作“近代文学”,而政治小说无论是从作品本身来说,还是从其发展的可能性上来看都被其彻底地加以否定。

小田切秀雄的评论是结论性的东西,而中村光夫对政治小说的评价便显得更加具体。他说到:与自由民权运动基本上共命运的政治小说蕴含了各种各样的内容,虽然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其形式都各有区别,但大体上讲,它是一种以把体现作者政治理想的人物作为主人公,其他登场人物也全都是观念的比喻为特色的小说,这与以写实为主干的逍遥以后的小说相比是截然不同的。……在政治小说中,新的具有近代意味的人物没有得到描写,其登场人物从根本上来说全都是与支配当时社会的封建良知不发生冲突的类型。最后,政治小说最大的魅力在于其文体。其所使用的所谓的汉文简化体的文章从形式上来讲当然不能说是新鲜,但是因为最符合当时的青年的教养和风气,因此在后来的白话文中消失了的文章的音调和抑扬顿挫持有陶醉读者的感染力[5]。

中村光夫是从三个方面来解释政治小说无法成为近代文学的。概括起来是:(1)没有写实;(2)具有近代意义的人物没有出现;(3)没有使用言文一致体。

而上述这三点也正是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界在以西方的自我认同为指针的时代里判断日本近代文学是否成立的标准。按照上述标准来看,政治小说是不符合近代文学的标准而只能算作是“前近代”的东西。

二、对政治小说的再评价

对于上面有关政治小说的主流评价当然也不是没有出现反对的声音,飞鸟井雅道和平冈敏夫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飞鸟井雅道在《政治小说与“近代”文学》一文中首先开启了对政治小说再评价的道路。他这样写到:以自由民权运动为背景的政治小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抹杀了。即使在今日也被认为仅仅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前史”或者是“旁流”。……在我看来,政治小说既不是“前近代”,也不是文学史的“旁流”。正是政治小说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出发点,而且在近代文学史中书写了最光辉耀眼的一页[2]62-63。而作为上述结论的根据,飞鸟井雅道首先批判了小田切秀雄以德国文学为蓝本来衡量日本文学的行为之后写到:政治小说首先是以公然夺取民主主义的党派与大众运动为背景的攻击性文学。德国由于被分割为数十个封建联邦,因此党派不可能以民族单位集结而进行公然斗争,在德国,席勒等人只能作为个人来要求民主主义,像日本那样作为“集团的党派文学”并没有出现。……近代文学中所说的“个人”的烦恼在英国革命期并没有成为问题,……在这里我想确认的是革命期乃至变革期,文学被某种急进的党派=集团公然动员起来的事实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形态[2]64-65。在上述前提下,飞鸟井雅道分析了东海散士的政治小说《佳人之奇遇》后得出如下结论:东海散士不是“前近代”的。这是近代初期的革命能量酝酿出来的一个独立的人的形象,“近代”并不是以挫折的个人以及对社会无批判的个人开始,而是在个人与集团的结合当中诞生[2]72。

飞鸟井雅道的这段论述首先是反驳了先前的以小田切秀雄为代表的一些文学评论家所制定的衡量“近代自我”是否建立的标准的前提。具体来讲就是:先前的衡量标准是在参照德国文学的情况而制作出来的,但是德国的情况与日本截然不同,根本就不能作为一个参照系来进行思考。那么,可以进行参照的是英国,因为英国的情况与日本相类似。而无论是当时的英国还是日本,由于政府及站在其对立面的民权派都对前途持有希望,因此,所谓的受挫的近代的个人的成立条件并不具备,所以政治小说当中的主人公应该是在“个人”与集团相结合之处而诞生的。

综上所述可以明白,飞鸟井雅道抛弃了先前的日本近代文学界所设立的主流标准,即以“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为标准而构建的近代文学史理论,并规定了处在变革期的个人的主要特征是:在本质上与集团不仅不发生矛盾而且还拥有能融入集团当中的特质。因此,政治小说作为党派或者说是集团的文学出现,是一种同时注重文学的自身价值和政治意义的近代小说。

飞鸟井雅道虽然提出与先前的近代文学史理论不同的论点,但是其观点并没有被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界完全接受,松永正义就评价说:飞鸟井的个人与集团一体化的视角的提出过于性急,这完全抛弃了在此之后的文学史中的“个人的确立”的侧面,或者使之成为与“个人与集团一体化”相矛盾的东西[6]160。就连与飞鸟井雅道处于同一脉络中的平冈敏夫也说到:(其理论)虽然在今天来看还不能说完全被接受,但却是不可忽视的提议[7]108。

尽管未被日本近代文学界全盘接受,但飞鸟井雅道的论述毕竟是开辟了日本政治小说再评价的道路,这推动了日本近代文学史界对政治小说的再思考。但是,仔细考察飞鸟井雅道的言说可以发现:其言说只是对先前的主流评价的一个反动,其思考框架还依旧处在“自我的建立”这一思考框架中,其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对“自我的建立”的内涵进行了修改。

在飞鸟井雅道之后对政治小说进行再评价的是平冈敏夫。平冈敏夫的思维与飞鸟井雅道截然不同,如果说飞鸟井雅道依然是依附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先前的思维模式中并对其论据进行驳斥的话,那么,平冈敏夫的行为是对先前的思维模式的改造。平冈敏夫认为:如果在战后 20年后的今天依然固守以“近代的自我”为中心的文学史像的话,那么对日本近代文学就无法全面而又深入地进行掌握。因为这遗漏了西欧近代中无法测量的民族以及国民的问题[7]89。这也就是说,只以“近代自我的确立”这一视角来考察日本近代文学的话是极其片面的,因为其遗漏了民族或者说是国民的问题。而其理由是:西欧近代不仅包含了“自我的建立”而且也包含着“无法测量的民族以及国民”的问题。因此,按照西方的近代历程来考察日本近代文学的话,必须从“自我”和“民族”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二者缺一不可,而在此之前的考察日本近代文学的标准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在日本,“国民文学论”的首倡者是竹内好。竹内好在《近代主义和民族的问题》一文中指出了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界在评判近代文学确立时抛弃了民族的要素。竹内好的理论虽然给予了当时的文学研究者以巨大的冲击,但“由于对民族主义的生理性的厌恶的再度产生”[7]88,很快又被遗忘了。但平冈敏夫认为“个人的解放与国民(或者说民族)意识的产生在多数场合是同时进行的;个人的独立如果离开国民的连带意识是无法实现的”[7]88。因此,在讨论日本近代文学的过程中,国民或者说是民族的问题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

如果把民族的问题纳入到视野当中来考察日本近代文学的话,平冈敏夫认为:“在文学自律性的名义下,只对政治与文学对立·分裂或者是对政治不关心的文学的出现加以评价是一个问题”[7]105。因为“如果只有被动的政治形象的话,那么本来意义上的政治也就丧失了。事实上,正相反,文学应该具备反击的政治形象。文学应该置身在上述两种政治尖锐斗争的紧张感中”[7]105-106。而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考察日本近代文学的话,政治小说正好符合了这一标准,“以最明确的形式反映了明治初期的政治和文学关系的是政治小说。在那里,政治是文学,文学是政治,我们似乎看到了政治和文学幸福地统一到一起”[7]105。

在政治小说出现之前,日本文学便存在政治与文学分裂的倾向。明治时代以前的近世文学被认为是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武士的诗,这是没有小说性的文学,是没有人性的思想的文学;另一个是町人的小说,这是欠缺文学性的小说,是官能小说或是人情小说。而这种文学概念的分裂正是被政治小说,尤其是被《经国美谈》和《佳人之奇遇》两部作品完美无缺地统一起来。而此种统一在平冈敏夫看来,不仅涉及到了政治小说再评价的问题,而且对于描绘统一的近代文学史像来讲是不可或缺的。

平冈敏夫对政治小说进行再评价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其认为仅仅从“自我的文学”来考察日本近代文学是存有巨大缺陷的,因为西欧近代中存在着无法测量的民族以及国民的问题,因此,民族的问题也应该被充分地进行考虑。如果考虑民族的要素,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便是一个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问题,而政治小说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并实现了政治与文学的统一。但综观平冈敏夫的论述可以发现,平冈敏夫虽然对先前的“自我的建立”的文学史的框架进行了改造,但作为其理论支撑的主要内容,其最终还是在西方的近代史中寻求到了帮助,这也就是说,平冈敏夫也被囚禁在了“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未开化”的思想框架中。

三、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文学史家在书写文学史的过程中究竟选定哪个作家或哪部作品以及如何进行评价一定会有其原则及标准。日本近代文学自坪内逍遥以后,全面接受西化并主张文学的自律性,抛弃文学的功利作用。在此种潮流的影响下,日本文学史家在选定文学作品的时候,其主要标准是:是否符合西方小说的水准。越接近西方文学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便越高,反之则不被接受。但在以此种思维模式下书写出来的文学史却存在一个巨大的缺陷,那就是由于太注重与西方文学的关联而忽略了读者这一十分重要的因素。

自然主义作家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受到过较高评价,但他们在当时却未曾真正地拥有过广大的读者。之所以出现上述原因是因为,在明治时代开始以后,日本的作家们开始拼命地学习和追赶西方,而在进入到自然主义时期之后,终于与当时的西方文学处在了同一水平线上。然而,日本作家这种学习和追赶的行动却是在一个很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在当时的日本,文学本身是被社会所轻视,因此,作家们不得不完全脱离日本现实社会并创造一个封闭的别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作家们进行自由的艺术上的探索并与当时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保持步调一致。正因为此,作家的写作并非是以广大读者为对象的,其制作对象是少数的思想同步者,也就是能与自己产生共鸣的人。这样一来,最终形成了一个叫做“文坛”的特殊社会。作家们在这一特殊社会中一边追寻着西方的脚步,一边进行自己的创作,而对此种创作是否能被除文坛以外的读者理解与接受却全然漠不关心。

自然主义作家虽然存在着忽略读者的状况,但由于后来的文学史家是以西方的标准来选取作家与作品的,所以,自然主义作家在文学史上享受较高地位便显得顺理成章。

与自然主义相对,政治小说虽然被评价为是旁系,但它却拥有广大的读者。以《佳人之奇遇》为例,首先在明治 18年到明治 30年间,它一直属于畅销书,总计发行了数十万部,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当时的读者都把《佳人之奇遇》的行文认为是从来未有的名文,而且对德富芦花、内田鲁庵以及井伏鳟二等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政治小说的作者在写政治小说的过程中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向世人阐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但也正因为此种注重作品的社会作用的倾向,而导致了许多文学史家在文学的自律性的原则下把政治小说评判为是旁系作品。

文学史的书写,由于文学史家的立场和观点的不同,其内容会发生改变是理所当然的。但问题是,在书写文学史的过程中,只注重作者这一写作方式是否合适?

任何一部文学史,它首先是那个国家的文学的历史,而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相当浓厚的政治性。即便是在文学自律性的前提下所书写的文学史,其最根本的目的也是向世人展示日本文学也有与西方文学水平相一致的作品,日本文学并不输给西方。

但是,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原则而书写的文学史却忽略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那就是一部文学作品,它首先是那个国家的文学作品,是用那个国家的国语书写,并属于那个国家的文化共同体当中的。这也就是说,一个作品的好坏以及水平高低,它首先是需要文化共同体内部成员的认同的,从这一角度来看,读者的要素在书写文学史的过程当中是需要考虑的。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接受了“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未开化”的世界史思想,并把自己安排在了一个落后的位置后开始了文明开化运动,而文明开化运动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以西方的标准为指针来规定自己,在此种情况下忽视读者的要素,重视作者的思想是否与西方相一致是可以理解的。而在以西方为标准的共同幻想破灭后,“近代”以及“近代国家”等一些自明的前提被重新认识,其基本思路就是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体》,其内容简单地说就是:近代国家在建立以后需要在其政治疆域内建立一个统一的文化共同体从而使其成员拥有归属感,而作为文化统合的要素之一,文学当然也被包括在其中。这也就是说,文学作品是使文化共同体成员相互认同并产生归属感的一个重要侧面。如果从这一角度出发来考察日本近代文学的话,《佳人之奇遇》等政治小说取得的成就要比自然主义作家的一些作品重要得多。

四、结束语

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一直处在一个较低的位置。日本大多数文学史家都从文学的自律性的角度出发而给予它很低的评价。飞鸟井雅道和平冈敏夫等人虽然对政治小说进行了再评价,但也没有改变其在文学史上的根本地位。

以西方的标准评判日本近代文学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它必须要注重作者,但问题是,符合西方标准的作品未必能得到日本本国读者的共鸣,这就是为何《浮云》被视为近代文学的第一部小说,在文学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但却没有被当时的读者所理解的根本原因。在抛弃西方中心主义,重新确认自己的文化认同的潮流下,日本近代文学史已经没有必要为了迎合一个所谓的西方标准而忽略一些真实的状态。而要想较客观地反映当时的日本文学的发展状况的话,读者的要素一定要考虑到其中,如果这样,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应该得到根本性改变。

[1]柄谷行人.柄谷行人集 1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M].東京:岩波書店,2004.

[2]飛鳥井雅道.政治小説と「近代文学」[J].思想の科学,1959(6).

[3]亀井秀雄.「小説」論[M].東京:岩波書店,1999:4-5.

[4]小田切秀雄.明治文学史.東京:潮出版社,1973:17-18.

[5]中村光夫.日本の近代小説[M].第 55刷.東京:岩波新書,1992:26-31.

[6]松永正義.近代文学形成の構図[J].東洋文化,1981(3).

[7]平岡敏夫.日本近代文学史研究[M].東京:有精堂,1969.

The Status of Political Novels i n Modern L iterature History of Japan

GUAN Bingb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University,Hangzhou 310012,China)

Under the“ego”notion of literature history,political novels of theMeiji period had long been marginalized inModern literature history of Japan.Although later timeswitnessed an evolving effort of revisiting political novels,the relatively inferior statusof that genre was not transformed overnight.Due to the diverse backgrounds and perspectives of literature historywriters,their narration and critiques usually varied from author to author.Nowadays,however,when the“ego”notion of literature history has been abandoned,the status and significance of political novels in modern literature history of Japan would be rewritten completely.

modern literature of Japan;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political novels

I313.44

A

1671-6574(2010)04-0051-07

2010-06-15

关冰冰(1970-),男,吉林长春人,浙江外国语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