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汉译佛经被动式研究概述

2010-08-15高列过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0年6期

高列过

(浙江外国语学院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12)

汉语史研究者关注的被动式,一般是指具有结构特征的被动句。作为古今形式差别明显的句式,被动式的研究一直都是语法研究者关注的对象。被动式的历时演变及断代研究,被动标记的认定标准、形成、演变与更替,被动标记的语法属性,特殊被动式的揭示等等,都有论述。

关于被动式的历时演变,王力(1957/1959)《汉语被动式的发展》①[1]导夫先路,勾勒了汉语被动式发展的脉络。王力《汉语语法史》[2]、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3]、向熹《简明汉语史》[4]都有专章描写。

太田辰夫(1989)在“被动”一节,罗列了不同时期的被动式,重点强调了中古一期的被动式:“中古又有11式成立,其中有三式(8—10)现代汉语仍使用。……此外中古特有的形式有九种”[5]36-37。这是较早关注中古汉语被动式的论述之一,也是较早利用汉译佛经研究汉语被动式的著作之一。

从1985年开始,唐钰明等陆续发表三篇论文②,描写被动式从先秦到清代面貌的演变。尤其是《汉魏六朝被动式略论》(1987)一文,利用数据统计的手段,调查范围以两汉以后的白话语料为主,描写先秦到汉魏六朝这一时期被动式的面貌、演变,既有共时特点的分析,也有历时演变机制的探讨。该论文从方法和语料都有创新,数据可靠,结论大多很有说服力,是高质量的学术论文[6]216-223。

董志翘、王东(2002)专列“被动句”一段,介绍中古汉语被动式研究的概况[7];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要》[8]、蒋绍愚、曹广顺《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9]均有专节综述近代汉语被动式的研究概况,并对被动标记“被”“给”“吃”“教”(叫)等进行了分析,高屋建瓴,颇有见地。

目前有关汉译佛经被动式的研究,约略有以下四点:

一、利用中古译经进行汉语被动式或佛经被动式研究

利用中古汉译佛经研究被动式,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早期的研究,利用汉译佛经口语性强的特点,勾勒被动式的发展面貌;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更关注汉译佛经这种翻译文献中被动式自身的特点。

(一)早期研究:利用汉译佛经,考察汉语被动式

在20世纪80年代,吴金华、唐钰明等先生利用汉译佛经研究汉语被动式,发表了系列论文。吴金华先生着眼于利用汉译佛经勾勒某个被动式发展演变的轨迹,唐钰明先生则用心于利用汉译佛经揭示汉语被动式面貌的历时演变。

1.勾勒被动式的发展

吴金华(1983/1995)③指出,在旧题东汉安世高译《佛说太子慕魄经》④中“R为A所见V”式已有用例,可见“此种句式早已在中原口语里生根了”。“到了南北朝,‘为……所见’式及其省略形式,更是屡见不鲜。单是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所译的《出曜经》(下称《曜》),就有六十多例。毫无疑问,这一语法形式已经成为表示被动意义的凝固结构了。”[10]5-6之后,吴金华(1985/1995)⑤把汉译佛经和中土文献结合起来,指出“为……之所”在南北朝以前“已经运用颇广”[11]14-15;吴金华(1988/1995)⑥认为唐宋以前,“R为A见V”式被动句是“汉语史上出现很早、流传很广的被动句式”。证据之一就是“活跃在富有口语特色的佛经译文之中”。又利用汉译佛经,归纳了东汉以来“R为A见V”变式的七种类型[12]。

唐钰明(1987)一文,是利用汉译佛经研究被动式面貌历时演变的先锋之作。作者考察六朝被动式时,把《百喻经》《出曜经》两部汉译佛经也列入调查范围,较为全面地揭示了六朝被动式的面貌[6]216-223。随后,唐钰明(1991)调查了《兴起行经》《中本起经》《生经》《杂宝藏经》,进而指出汉译佛经对汉语语法史研究有重要的价值:“佛经的口语化程度的确高于正统文献,《大藏经》无疑是一座有待进一步发掘的语言宝库。”⑦[13]唐钰明(1993)再次强调了这个观点⑧[14]。

魏培泉(1990/2004)⑨在讨论“主动与被动‘见V’式的消长”[15]时,把《鹿母经》《贤愚经》《出曜经》《四分律》等汉译佛经作为重点考察的语料。王洪君(1991)分析“见之分布的变移”,“我们将主要以A类材料为依据来探讨见之演变”,所谓A类语料,就是比较通俗的语料,其中就包括“佛经中故事性较强的本生经、譬喻经部分:《修行本起经》、《六度集经》、《生经》、《过去现在因果经》、《百喻经》”[16]。王玥雯(2005)“以中古汉译佛经文献为语言材料,考察、分析了出现于中古佛经中的大量‘见V’结构”[17]。

柳士镇(1992)“被动句”一章,在描述被动句面貌时,列举了《生经》《出曜经》《百喻经》《佛说睒子经》等佛经用例作为例证[18]。

2.判定被动式构成成分的使用特点

这主要集中在“为A之所V”式和“为A所见V”式中V音节的单双及成因的讨论上。

(1)“为A之所V”的“V”

多数研究者认为,“为A之所V”式的V具有以双音节为主的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协调音律有密切关系。

吴金华(1985/1995)考察了旧题三国吴支谦译《菩萨本缘经》⑩、旧题东汉支娄迦谶译《佛说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⑪、西秦圣坚译《佛说睒子经》的例句,认为V双音节特点的形成,是为了适应“四字一顿”的语音节奏而出现的[11]16-17。

柳士镇(1985)[19]、(1992)[18]“被动句”一章以及王洪君(1984)[20]等文,以《百喻经》为考察对象,也得出了相同结论。

高列过(2003)指出东汉佛经的“为A之所V”式的“V不以双音节为主,而是以单音节为主,单、双音节之比为2:1。”“V的单、双音节与协调音律没有关系。”“‘为A之所V’式与‘为A所V’式并用时,没有‘前者通常与双音节动词搭配,后者通常与单音节动词搭配’的特点。”因此该文认为“汉以后译经‘为A之所V’中V以双音节为主,不是这个句式固有的特点”[21]28。

(2)“为A所见V”的“V”

吴金华(1983/1995)指出V多为双音节。“‘所见’二字与双音节V相应,可以求得音节上的和谐。”重点取证的文献即是《出曜经》,也举了《生经》的例证[10]8-9。

柳士镇(1992)[18]的观点与吴金华(1983/1995)[10]相近,文章的重要证据来源于吴文提供的材料。

蒋冀骋(1993)一文认为:“由于双音节词的增加,为了求得句式的齐整、音节的和谐,人们将‘所’‘见’连用,以构成双音节,使语言更具节奏感。吴金华先生认为‘为……所见’的独特功能是接双音节动词,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不完全如此,‘所见’后接单音节动词也时有所见。”[22]17

3.判定被动标记的语法特点

这主要集中在“为A之所V”式中“之”的语法属性和“为A所见V”式中“所”“见”关系的认定上。

(1)“为A之所V”的“之”

观点一:“之”“所”同义复用,“之”来源于被动式“为A之V”的“之”。

唐钰明(1987)认为:“为A之所V”式表示被动,是表示被动的“为A所V”式和“为A之V”式的结合,“之”“所”是同义复用,为了强调。作者利用的证据之一就是汉译佛经:“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与玄奘译《说无垢称经》是同一佛经的异译本,……而交替使用‘为X所X’与‘为X之所X’,可见两种句式并无二致。从发展的层次来看,‘为X之所X’无疑是‘为X所X’的加强式。”[6]218文章不仅利用佛经,而且还注意从同经异译的角度进行论证,令人耳目一新。

观点二:“之”无实在意义,有调整句子语音节奏的作用。

吴金华(1985/1995)认为:“如果说,古老的‘为……所’式是以判断句的形式表示被动意义,那么,‘为……之所’式的‘之’字当有两种功用:A.联结名词性偏正词组。B.调整句子的语音节奏。从‘为……之所’式发展的趋势来看,其中‘之’字在先秦时代兼有A、B两种功用;至于汉魏,它的功用近乎A弱B强式或单一的B式。”文章列举了旧题东汉安世高译《佛说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⑫“癃残跛蹇,为人之所憎”一句,并认为这一例的“之”字“似乎B式功用较强,A式功用较弱。”[11]15

柳士镇(1992)观点与吴文大致相同,不过他认为“之”连接的是“偏正化主谓词组”,柳文也认为其中“之”的功用是调整音节,没有实在的意义,作者提供的例证,有一部分来自《百喻经》和《佛说睒子经》[18]。柳文不同意唐钰明(1987)[6]的观点,文章指出“为A之V”式表示被动较“为A所V”式早,二者之间不大可能形成同义复用。

观点三:“之”是连词。

高列过(2002b)[23]、(2003)[21]28-29认为,从这一句式的来源看,“为A所V”式和“为A之所V”式都是先表判断,后来又用以表示被动。这两种功能在相当长的时期是共存的,在东汉佛经中亦是如此。如果认为表判断的“为A之所V”式的“之”是连词,就没有理由认为表被动的“为A之所V”式的“之”是“衬音成分”;东汉佛经被动句“为A之所V”的行文没有协调音律的特征,这与其在后代译经中的使用特点不同,根据三国之后的译经判定“为A之所V”式中的“之”为衬音成分,不妥。

(2)“为A所见V”式的“所见”

对于“为A所见V”式的“所”“见”的关系,普遍的看法是:“所”“见”同义复用。太田辰夫(1989)[5]、吴金华(1981/1995)⑬[24]、(1983/1995)[10]、唐钰明(1987)[6]、王海棻(1991)[25]、柳士镇(1992)[18]都持这样的观点。柳士镇(1992)进一步指出:“它的出现显然同加强语意有关”[18]321。

就笔者所见,这些文章,利用汉译佛经论述的有:太田辰夫(1989)[5]、吴金华(1983/1995)[10]、唐钰明(1987)[6]、柳士镇(1992)[18]等。

蒋冀骋(1993)认为:“‘为……所见……’式的出现,应是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结果,是词汇发展形式对语法形式影响的产物,同时也与汉语喜用四字一顿的节奏有一定的联系。”“‘见’‘所’复用,凑成双音节,以与上下文构成四字一顿的节奏。”“‘见’的作用只在于调整音节,并不在乎动词的音节的单双。”[22]16-17

(二)深入研究:揭示汉译佛经被动式自身的特点

1.专书研究

(1)《百喻经》

王洪君(1984)统计描写了“为……之所”“为……所”两种句式的用例和句式特点[20],柳士镇(1985)指出:“《百喻经》中具有结构特点的被动句共63例,可大别为四类进行考察。”[19]31该文没有描写《百喻经》中的“所V”式被动句⑭。

(2)《大庄严论经》

胡湘荣(1994)分类列举了该经119例被动式⑮,并据此探讨了中古汉语被动式的变化[26]。

(3)《杂宝藏经》

姬红岩(2007)考察了北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把90例被动式分为“为”字式、“为……所”式及其变式、“被”字式、“见”字式、“蒙”字式、“於”字式等六大类进行了描写,认为“汉译佛经也必然受到佛经原典的影响,产生了一些不合乎汉语特点的变式用法,如:‘……所……’式、‘……之所……’式等在同时期中土文献中罕见”[27]17。

2.断代研究

高列过(2003)穷尽调查了东汉汉译佛经,把搜检到的151例被动式,分为15类作了描述⑯[21]23-41。

韩燕(2006)对东汉佛经的“为A所V”式结构进行了全面分析:A由哪些短语充当、V是单音节还是并列短语,同时也分析“为A所V”的变形形式的产生与形成[28]。

3.专题研究

如:汉译佛经被动式演变的研究。高列过(2002a)从被动式这一典型句式入手,对东汉两位最主要的译经者——安世高和支谶的风格做了辨析。认为:“从被动句使用及分布的情况看,支谶的译经确实要生动、流畅一些,其句式的种类及分配比例,比安世高要灵活、善于变化。”“支谶译经句式的变化比较丰富,动词不仅有同义词的变换,而且有单、双音节的变换,与安世高经中大量使用同一句式相比,确实要灵活得多。”[29]79高列过(2005)又指出,东汉佛经那些不合汉语规范的被动式都只见于早期支谶和安世高的译经[30]。

二、揭示汉译佛经被动式与中土文献不同的使用特点及其成因

(一)高列过《东汉佛经被动句疑问句研究》[21]34-36

该文把东汉佛经被动式的使用特点概括为三点:生命力旺盛的“为”字系列句式使用频率比中土文献高、生命力不强的“见V”式、中土文献流行不广的“为A见V”式使用频率非常低;有八种被动式中土文献没有用例、“为A所V(O)”式的A和V的特征中土文献和佛经不同;中土文献被动式“见V”式、“V于A”式、“见V于A”式、“为A见V”式东汉佛经没有使用。

文章进而分析了东汉佛经被动句使用特点的四个成因:东汉时期佛教主要在下层社会以口头宣讲的形式传播,口语色彩很强;佛教口头宣讲的传播形式要求表义明确,有歧义的句式、不成熟的“被”字式没有使用,表义明确的句式使用较多;东汉译经者没有完全掌握汉语的实际情形,决定了东汉佛经被动句的运用存在不合汉语习惯的现象;东汉佛经没有“V于A”式被动句,与其有大量“V于O”句式有关。

(二)陈秀兰《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的被动式研究》[31]62-75

该文“利用数理统计,调查被动式在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中的使用情况,了解两种文献在使用被动式方面存在的差异,探讨产生差异的原因”。文章以表格的形式列举了36种被动式在两种文献中的使用次数,概括了二者的相同之处及差异,分析了形成的原因:“两种文献具有相同的因子,是由于它们是记录同一时期、同一种语言而形成的书面语。两种文献具有不同的因子,是由于两种文献的性质不同。魏晋南北朝文是典型的文言文献,汉文佛典是文言与白话混杂、汉语与外来语混杂的文献。”

三、以上述研究为基础,作进一步的挖掘,解释中古译经新兴被动句的来源、规律及成因

(一)“所V”式被动句的来源

1.(梵文)原典语言影响的产物

朱庆之(1995)认为是“(梵文)原典语言影响的产物”,“这些‘所V’就是原文被动态谓语动词‘完整’的汉译,其中‘所’这个字就是原文被动记号的汉译;原文当中并没有一个与汉语被动句里引出施事的介词‘为’相当的成分,所以地道汉语必须使用的这个‘为’也就不一定非得出现了,结果在汉译佛典语言中就产生了大量的汉外混合型的‘所V’式被动句。”朱先生列举的例句,首例出自西晋竺法护翻译的《生经》[32]。

2.受何种原典语言的影响,难以断定

高列过(2003)认为:东汉佛经的“所V”式被动句,是受梵文原典的影响,还是受与之相关的西域语言的影响?难以断定。证据是:东汉佛经“A所V”式,除中国助手严佛调参与翻译的《法镜经》没有外,其他译者的译经均见。而东汉几位译经者的母语各不相同,而且“(后汉至南北朝)译经时所据原本不是纯粹的梵文,而是俗语,或者是中亚古代语言的转译本。”⑰[21]30-31

3.来自中土文献“为……所……”式被动句

何亮(2007)认为:“因为受汉译佛典特殊的四言句、五言句句式字数的限制,译经句子多有省略,被动句也不例外。汉译佛经中‘所V’式被动句正是省略或其它语用因素的结果,它来自中古最常见的‘为……所……’式被动句,‘所V’式是省略‘为’字后‘为……所……’式被动句的变体。”[33]何文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东汉安世高、支谶的译经并没有“四言句、五言句句式字数的限制”,而高列过(2003)的统计数据表明,安世高、支谶译经这类句式已有使用,支谶译经尤为多见[21]30。字数限制、句子省略之说,恐怕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韩燕(2006)[28]、姬红岩(2007)[27]在行文时将这类句式归入“为A所V”式的变式,但在具体描述时又根据朱庆之等的论述,认为其是受原典影响产生的句式。

(二)其他特殊被动式的来源

高列过(2003)[21]24-33、(2005)[30]列举了“为A所V1所V2”“为A而所V”“为A而V”“A之所V”等特殊的被动式,认为这些被动式的产生“可以从第二语言习得和中介语的角度来解释”,“多是译经者对汉语这一目的语的规则加以内在处理时产生的”[30]。

四、利用中古译经被动式的特点,进行早期汉译佛经的语料鉴别和考察

1.曹广顺、遇笑容《从语言的角度看某些早期译经的翻译年代问题——以〈旧杂譬喻经〉为例》

该文以被动式作为判定译经年代的根据之一,对《杂譬喻经》的翻译年代进行考辨。“被动句我们从‘被’字句、‘为(见)’字句的出现频率、所占比例和‘被’字后是否出现施动者,这两个方面来考查。”文章调查了《撰集百缘经》⑱《六度集经》《旧杂譬喻经》《生经》《过去现在因果经》《众经撰杂譬喻经》《佛本行集经》,认为《旧杂譬喻经》被动式的特征接近三国时期的译经[34]。

2.方一新、高列过的汉译佛经考辨论文系列

方一新、高列过的一系列汉译佛经考辨论文也经常把被动式列入考察范围。

(1)方一新《〈兴起行经〉翻译年代初探》[35]

文章把《兴起行经》的25例被动式分为“为……”、“为……所……”、“见”字句、“被”字句作了统计描写,并与《中本起经》《撰集百缘经》《六度集经》《旧杂譬喻经》《生经》等的被动句相比较,指出“《兴起行经》的被动句比例介于《旧杂譬喻经》(旧题吴康僧会译)和《生经》之间,这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该经的翻译年代”。

(2)方一新《翻译佛经语料年代的语言学考察——以〈大方便佛报恩经〉为例》[36]

文章把《大方便佛报恩经》的38例被动式分为“为……V”、“为……所V”、“……所V”、“为……之所V”、“……之所V”、“见V(见字句)”、“被V(被字句)”等七类进行统计描写,指出:东汉译经没有出现“被字句”,《大方便佛报恩经》“被字句”虽仅1例,但也已经呈现出和东汉译经不同的情况。

(3)方一新、高列过《〈分别功德论〉翻译年代初探》[37]

文章统计了《分别功德论》的被动句,其中“为……所”和“见”字式两类相加为78%,“被”字式为22%,而可靠的东汉译经,未见到确凿可靠的“被”字句,因此,从被动式的角度看,《分别功德论》应该不是东汉翻译的。

文章又把《分别功德论》的被动句与曹广顺、遇笑容(2000)提供的几部魏晋佛典被动式对比,指出《分别功德论》被动式的分布与几种三国译经大体类似。进而指出,《分别功德论》的翻译年代距东汉不会太远。

余论

中古汉译佛经被动式的研究,大致有这样一个轨迹:视之为汉语被动式研究的补充语料——以之为专门研究对象——揭示其特殊形式,探究其成因——探究其与中土文献的不同——以之为衡量标准,进行语料判定。

但是很明显,目前汉译佛经被动式的研究仍有许多尚待努力之处:

其一,中古汉译佛经被动式的全貌有待揭示。

到目前为止,学界对汉译佛经被动式的描写大多是一鳞半爪,东汉佛经、《百喻经》《大方便佛报恩经》《大庄严论经》《分别功德论》《佛本行集经》《过去现在因果经》《旧杂譬喻经》《六度集经》《生经》《兴起行经》《杂宝藏经》《众经撰杂譬喻经》《撰集百缘经》等佛经的被动式,尽管已有学者揭示,但相对于卷帙浩繁、数量巨大的中古汉译佛经,这些实在是太少了。

陈秀兰(2006)把魏晋南北朝佛典视为一个共时的语言系统,调查了“李维琦先生‘佛典语料库’中的有关语料以及笔者的‘汉魏佛典语料库’”,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魏晋南北朝佛典”的被动式[31]67。数据详实,但不细致,很难从中窥见中古汉译佛经被动式的发展轨迹。当然,这本身也不是一篇文章就能完成的。

笔者以为,对汉译佛经被动式的研究,需要扎扎实实做一些工作。

就历时研究而言,目前只有东汉佛经的被动式有较为全面的揭示,三国到隋每个阶段的汉译佛经的被动式的面貌,也应该作穷尽性的调查和揭示,如果分解为专人、专类、专题等若干小题目进行研究,就能够达到浅入深出、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共时研究的角度说,汉译佛经被动式特点的研究,不仅有赖于和中土典籍的对比,汉译佛经内部本身也应该有所对比。因为从三国时期开始,佛经的翻译已经有南北两大流派,南方译经与北方译经语言风格不同,也可以从被动式的角度给予揭示。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很少有人涉足。

从宏观的角度,描述汉译佛经被动式的面貌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从微观的角度,深入分析汉译佛经被动式的内部结构特点也是当务之急。唯其如此,才可以使汉译佛经被动式的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更加深入。

其二,对中古汉译佛经特殊被动式的解释有待加强。

汉译佛经有许多特殊的被动式,这些被动式,中土文献没有用例,有的在汉译佛经中也使用很少。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句式本身的形成有何理据?这些问题都需要回答。

目前的解释,除极个别文章外,大都比较浅近笼统,如陈秀兰(2006):“汉文佛典是翻译作品,译人大多是外来僧人,对于华语的运用或许不如他们自己的母语那样纯熟,可能会有误用某些语法的现象发生,从而导致有些被动式的用法很特别。”[31]67需要仔细分析的是,不同译者误用的情形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用而不是那样的误用?这种误用的产生与汉译佛经所据原典的语言、译者的母语、译者所在的翻译地点有无联系?等等。

要准确揭示汉译佛经特殊的被动式,研究者既要熟悉汉译佛经,也要有扎实的梵文功底。这当然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了。

方一新师对本文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在此谨致谢忱。

注释:

①该文首次发表于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语言学论丛》第1辑,1959年上海教育出版社重印此书。

③该文首次发表于《中国语文》1983年第3期,后收入作者1995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文献研究丛稿》,本文以后者为参考文献。

④关于《佛说太子慕魄经》,张永言《“为……所见……”和“‘香’‘臭’对举”出现时代的商榷》(《中国语文》1984年第1期)指出:该经不是可靠的东汉译经,也不是安世高所译;方一新、高列过《旧题安世高译〈太子慕魄经〉翻译年代考辨——兼论题竺法护译〈太子墓魄经〉的年代问题》(《文史》2008年第3期)认为题名安世高译的《慕魄经》并非安世高所译,而是竺法护所译。

⑤该文首次发表于《中国语文通讯》1985年第4期,后收入作者1995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文献研究丛稿》,本文以后者为参考文献。

⑥该文首次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后收入作者1995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文献研究丛稿》,本文以后者为参考文献。

⑦方一新《〈兴起行经〉翻译年代初探》(《中国语言学报》第十一期,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认为《兴起行经》的译经年代大致处于三国到两晋;最早也在三国时期,有可能晚到晋代。高列过《东汉佛经被动句疑问句研究》(浙江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认为《中本起经》没有可靠的“被”字式被动句。

⑧文章认为:“佛经材料在宏观统计方面的确具有正统文献所不可比拟的特殊价值。至于微观方面的研究,佛经材料也能够提供更活泼的用例。”列举证据如下:“‘被’字句动词带宾语的现象,在六朝佛经材料中就比同期的正统文献更为常见。”“再如‘被X(之)所X’格式,笔者普查六朝九种正统文献仅仅发现两例(均在六朝末),而在佛经材料中却已屡见不鲜”。作者进而指出:“新兴的语法现象更早更频繁地出现于佛经材料之中”。

⑨该文是作者1990年的台湾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出版,本文以后者为参考文献。

⑩颜洽茂、熊娟《〈菩萨本缘经〉撰集者和译者之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认为该经的撰集者目前尚无法确知,译者不可能是支谦,其翻译年代应晚于三国时期,可能在西晋之后。陈祥明《从语言角度看〈菩萨本缘经〉的译者及翻译年代》(《长江学术》2010年第2期)认为该经非支谦所译,其翻译年代不早于西晋,很可能是东晋或东晋以降的译作。

⑪史光辉《从语言角度判定〈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非支谶所译》(《汉语史学报》第五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认为该经不是支谶所译。

⑫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92页:“1104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1卷。失译【祐】”(齐鲁书社1980年版),可见该经不是可靠的东汉译经,也不可能是安世高所译。

⑬该文首次发表于《中国语文》1981年第5期,后收入作者1995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文献研究丛稿》,本文以后者为参考文献。

⑭何亮《汉译佛典中“所V”式被动句来源小议》(《古汉语研究》2007年第3期)指出:“《百喻经》‘所V’式被动句共有四例。”

⑮胡湘荣《试析〈大庄严论经〉的被动句式》(《古汉语研究》1994年增刊)没有统计该经的“A所V”被动句。

⑯高列过《东汉佛经被动句疑问句研究》(浙江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提供的数据分别是163例、15类,后参考了蒋绍愚等先生的意见,重新确定为151例、13类。

⑰观点来源:热扎克·买提尼牙孜《西域翻译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⑱该文把《撰集百缘经》作为三国吴支谦的译经,但该经的翻译年代及译者存在争议。日本出本充代认为《撰集百缘经》大概出现在六世纪中叶,详参辛岛静志《〈撰集百缘经〉的译出年代考证——出本充代博士的研究简介》,《汉语史学报》第六辑49-5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陈秀兰《“S,N是”句型在梵、汉本〈撰集百缘经〉中的对勘》(《中国语文》2009年第6期)认为出本充代的观点尚需进一步论证。季琴《三国支谦译经词汇研究》(浙江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从词汇的角度看〈撰集百缘经〉的译者及成书年代》(《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4期)、《从词语的角度看〈撰集百缘经〉的译者及成书年代》(《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1期)、《从语法角度看〈撰集百缘经〉的译者及成书年代》(《语言研究》2009年第1期)都认为《撰集百缘经》的作者确实不是支谦,至于它的成书年代,可能晚于三国。陈祥明《从语言角度看〈撰集百缘经〉的译者及翻译年代》(《语言研究》2009年第1期)认为其翻译年代不早于西晋,很可能是两晋之际或东晋以降的译作;卢巧琴《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整理研究》(浙江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认为该经大致的翻译地点可能是在北方,也有可能是玉门关外的高昌。

[1] 王力.汉语被动式的发展[C]//语言学论丛:第1辑.北京:新知识出版社,1957:1-16.

[2] 王力.汉语语法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272-288.

[3] 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244-259.

[4] 向熹.简明汉语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148-153;337-341;494-502.

[5] 太田辰夫.汉语史通考[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6] 唐钰明.汉魏六朝被动式略论[J].中国语文,1987(3).

[7] 董志翘,王东.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概述[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2):148-162.

[8]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36-258.

[9] 蒋绍愚,曹广顺.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79-416.

[10] 吴金华.试论“R为A所见V”式[C]//古文献研究丛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

[11] 吴金华.南北朝以前的“为……之所”式[C]//古文献研究丛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

[12] 吴金华.“R为A见V”式述例[C]//古文献研究丛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