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重德:“全球地方化”理念实践的典范

2010-08-15桂清扬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0年6期

桂清扬

(浙江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浙江杭州310012)

一、翻译文化研究的新视角——“全球地方化”

(一)“全球地方化”:定义及其实质

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是为了强调当全球化的产品或服务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时更有可能取得成功而新产生的一个词。该词把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地方化(localization)结合在了一起。国际著名社会学家、英国苏格兰阿伯丁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罗兰·罗伯森教授认为,“全球地方化这个词描述了本土条件对全球化的反馈作用,意味着普遍化与特殊化趋势的融合,两者共同起着作用。”[1]麦当劳在世界范围内市场的逐渐扩大是全球化的例子,而为适应当地人们的口味,其连锁店的菜单各不相同,则是全球地方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地方化的本质是全球化,全球化的目的是地方化。全球地方化的实质是“全球化思维,地方化行为”(Think globally and act locally)。

(二)“全球地方化”理念与翻译文化研究的关系

翻译不只是在两种语言之间穿梭,而是一系列艰难、复杂的解码、编码活动。正是翻译家们这种特殊的二度编码活动冲破语言的障碍,开通了跨文化传播的渠道。著名传播学者麻争旗指出:“翻译的二度编码过程是不同文化符号之间的信息功能转换,是文化与文化的对话,其根本属性就是文化传播。翻译的过程本身,既是文化行为,又是传播活动,是发生在语际交流过程中的跨文化传播。”[2]笔者曾于2007年提出“翻译即跨文化传播”的命题,认为绿原先生翻译的《浮士德》是跨文化传播意义上的经典译作[3]。谭载喜教授指出:“在21世纪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今天,全球化的进程更是对翻译和翻译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和期望。”[4]可以说,“全球地方化”为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全球地方化语境下,翻译研究在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的同时,也面临更大的挑战,所以很值得我们作深入细致的探讨。

二、刘重德为人为学——“全球地方化”的烙印

2003年8月“中国翻译理论回顾与前瞻研讨会暨刘重德先生九十华诞庆祝会”在湖南师范大学召开。一副对联悬挂大门两端,上联是:“卫水立程门,衡山鸣木铎,中西博洽,德艺双馨,累累九旬年,几代生徒秀,入库英名昭万古。”下联是:“宏微观范式,直意法文风,译人六书,著己七种,殷殷千万字,一唯信达存,莅湘学者寿无疆。”这是刘重德先生的真实写照。杨晓荣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刘重德先生少读私塾,1934年在河南首届全省高中毕业生会考中考得甲等第一名,并于同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西语系,就学于梁实秋、朱光潜、叶公超、潘家洵、钱穆等名教授门下,抗战爆发后,历尽坎坷,负笈南下,至西南联大继续求学,师从罗常培(语音学)、柳无忌(英国戏剧)、冯友兰(中国哲学)以及英国诗人兼批评家燕卜苏(莎士比亚)等著名学者。从这一串姓名中,不难看出刘重德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是建立在一个怎样的起点之上;更重要的是,自北大至西南联大的这一批知识分子,已经成为特定历史时期内中国现代学人的代表。他们生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又具有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广阔视野和开拓精神。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一种中国学者特有的人文精神,这就是‘治学应事,惟重者德’。可以说,在我们今日堪称学界中坚的一大批学者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精神的存在。”[5]刘重德先生的人品与德行、学问与风骨是我们必须传承和发展的宝贵遗产,从中也不难窥见“全球地方化”理念的烙印。

(一)身体力行,重英译汉,亦重汉译英

中国文化要在全球地方化中确立自我位置,不仅要以开放的态度去主动、积极地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点,而且要突出其自主性和独立性,以确立一种具有地方差异性,又能促进全球化进程的文化语言。刘重德先生深知这一道理,所以,他主张在“引进”的同时,要做好“推出”的工作,从其个人翻译轨迹可见一斑。

刘重德先生的英译汉成果颇丰,主要有《爱玛》《黑奴吁天录》(缩写本)《瘾君子自由》《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老马和小马》(合译)《莎士比亚戏剧人物论》《寻常人家》《象的孩子》《骆驼是怎样长出驼峰的》《独来独往的猫》等,且以《爱玛》译本最著名。《爱玛》作者奥斯丁曾说过:“我的作品好比是一件三英寸大小的象牙雕刻品。”罗皑岚和吴景荣二位教授在刘译本《序》中一致认为,刘重德先生翻译的《爱玛》“畅达,颇能传达原著精神”[6]。先后在1949、1982、1986、1993、1997、2001年由不同出版社出过多个版本,在向中国读者译介奥斯丁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刘重德先生70多岁时,由于翻译的需要,竟开始研究达尔文学说,皓首穷经,最终完成了《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的翻译。

刘重德先生1987年退休,退休20年,业绩斐然。他始终将一只眼睛放在国外,一只眼睛放在国内。重英译汉,亦重汉译英。在呼吁译界重视中国典籍英译的同时,他主译了《汉英对照千家诗》(1995)。20世纪90年代,当他看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国代表作品丛书》中竟没有一部完整的《论语》《大学》《中庸》英译本时,感叹不已,故积极参与了湖南出版社组织的翻译出版工作。他对《英汉对照中国古典学术名著》丛书的译校和审稿,对由英国人理雅各翻译的《四书》(主要是《大学》《论语》《中庸》)进行修订和加注,都考虑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读者的接受性和审美趣味,这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他还曾担任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学术顾问。事实上,典籍英译研究成了刘重德先生晚年的主业,发表的多数学术论文均与典籍英译相关。他的《中国古诗汉英比译五十三首·序》被收入由诗人、翻译家海岸选编的《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被视为珍品。

当人们谈到中国诗译理论和典籍英译时,每每会提及两个人,即刘重德和许渊冲。他们俩的译介成就都很高,堪称中国译介银河里的“双子星座”!

(二)兼收并蓄,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关于翻译研究,中国历代都有不少引人注目的学者。远的不说,当代王佐良、刘重德、郭建中、谭载喜、潘文国、杨自俭等都为之倾注了大量精力。刘重德先生著有《翻译漫淡》《西方译论研究》(“十五”国家重点图书)《文学翻译十讲》《浑金璞玉集》;主编《英汉语比较研究》《三湘译论》《英汉比较与翻译》《英汉翻译例句词典》。吸收是创新的基础,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再立足于实践,突破前人,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这才是真正的治学之道。刘重德先生在继承严复和西方译论家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信、达、切”的翻译原则;在鲁迅翻译思想的影响下,提出了自己的直译、意译观;在阿诺德(Mathew Arnold)关于风格的理论的启发下,形成了他对风格的新认识,即风格是对审美客体整体的认识,而非对个别语言层面的分析;在奈达(Eugene A.Nida)的语言科学观的指导下,提出了文学作品可译的观点。刘重德先生正是在继承前人和突破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系统。

刘重德先生关于学术研讨一贯所持的观点:

“第一,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均应予以批判的继承,取其精华,补其不足,为我所用,不断充实丰富自己民族的文化。闭关保守、敝帚自珍固然是错误的,而照搬洋货、食而不化也同样是不足为训的。

第二,所有学者专家,都各有千秋,有其长,亦有其短。无所不知的万能专家,古今中外都未曾出现过,连中外圣人孔仲尼和亚里斯多德也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因而在研讨学术的过程中,应取人之长,补己之不足,而不是把自己凌驾于众人之上,否定一切,靠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真正有学问的大师名家,无不谦虚谨慎,因为他们深刻体会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的人生哲理。’”[7]

研究西方翻译理论是刘重德先生翻译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这些成果都收入其理论专著《西方译论研究》一书中,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他深得“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之真谛。没有全球化,就没有地方化;没有地方化,就没有全球化。刘重德先生无疑是“全球地方化”理念实践的典范。

1.“直译观”:传达原文风姿,译文明白通顺

从对直译、意译的界定看,可以刘重德与许渊冲为代表。刘重德先生在回顾了中西各自关于直译、意译的论争后,对直译作了如下界定:“在翻译过程中,以句子作为翻译的基本单位,同时亦考虑到整个篇章;力图再现整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风格,尽可能保存原作的修辞手法与主要句子结构,如SV、SVO、SVC等。”通过大量搜集资料和研究路易斯·拉穆尔(Louis L’Amour)的一篇故事的结尾部分,刘重德先生发现:在总计的64个句子当中,可直译者42句,占65.5%强,可意译者8句,占12.5%,两种译法结合运用者14句,占22%弱。他指出,虽然这个比例不能机械地用于一切材料,但就其倾向性来说,似仍可达到:“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直、意结合,灵活运用”的结论。他还强调指出:“无论是汉化(归化),还是欧化(保持洋气),都要力求做到恰如其分,适可而止,方成佳译。”[8]

刘重德先生善于运用矛盾对立统一的规律,“一分为二”地解决翻译中的具体问题,例如,他对直译与意译,忠实性与创造性,形似与神似,洋化与归化等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这种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与孔子的“中道”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如此解释“中道”的含义:“中者”,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之谓也;“道者”,方法也,规律也。孔子提出“中道”思想符合辩证法的原则,可以完全灵活运用于翻译实践和立论。例如,在处理“洋化”与“归化”问题的时候,译者应当将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把握分寸,恰到好处。“凡是在以原语为本的前提下能够万变不离其宗在中道范围或幅度内的译文译著,均可称为正规的佳译”[9]88。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都应把握好一个“度”,一个“全球地方化”意义上的“度”。刘重德先生于2000年和2002年先后发表了《试以“中道”来评判翻译问题》和《试从“中道”来观察翻译研究中的矛盾问题》两篇文章,视角独特,影响深远。

2.“信、达、切”:普适性更高,操作性更强

刘重德先生在《翻译原则刍议》一文里将“信、达、切”翻译原则描写为:(1)信——保全原文意义;(2)达——译文通顺易懂;(3)切——切合原文风格[9]90。“信、达、切”的翻译原则取严复“信、达、雅”和泰特勒翻译“三原则”之精华而形成,是“全球地方化”的结晶,以其更符合翻译客观规律,更具可操作性而为译界称道。楚至大、林玲帼教授充分肯定了刘重德先生的翻译原则:“多年来,翻译界对严复首创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看法不一,有褒有贬,见仁见智。刘重德教授则于1979年提出了‘信、达、切’的翻译原则,并在‘十讲’中又一再加以强调。他认为,‘信达’两字仍可沿用,只将‘雅’字改为‘切’字便可,因为‘切’字是中性词。刘教授给‘切’字下的定义是:要切合原文的风格(closeness—to be as close to the original style as possible)。他认为,原作风格有雅俗之分,人物对话也有雅俗之分,一律雅之,显属不妥。我们觉得这种提法是很有见地的,我们对这个‘切’字的理解是:在翻译时要‘贴切’,要‘切合实际’,要‘切中要害’。因为并不是所有翻译都能用一个‘雅’概括得了的,汉语里有‘雅俗共赏’一说,这恰好证明了有‘雅’就会有‘俗’。同样,作品的风格有‘庄’就会有‘谐’,有‘细腻’就会有‘粗犷’或‘豪放’等。若一律求‘雅’,无异于千人一面。只有‘切’才能宜‘雅’宜‘俗’,宜‘庄’宜‘谐’,宜‘粗’宜‘细’。……”[10]关于译诗,刘重德先生也指出:应传达原诗的内容、情绪及大体的形式和韵律,做到“信于内容,达如其分,切合风格”。“诗可译,但难译”,“诗可理解,诗可欣赏,诗可互译”。总而言之,刘重德先生的“信、达、切”翻译原则既适用于文学翻译,又适用于科技翻译和应用文体翻译,颇具影响力。但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不止一次这么说过:“中外译论都在发展中,任何人都不敢说自己的论点是定论,只不过是百家千家中的一家之言,一得之见,相辅相成。”其言虽短,其理至真。

(三)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跨文化研究的载体

刘重德先生集教育家、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于一身,也有人说,仅凭专著《英语AS的用法研究》,他即可进入语言学家的圣殿。此书参加过荷兰、西德等四国书展,行销香港、英国等地,1980年被湖南省社联评为湖南社会科学的重大成果之一。刘重德先生在做了大量的对比语言学和比较文学方面的深度研究之后,于1994年牵头成立了“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建立跨文化研究的载体。任首任会长的刘重德先生代表研究会提出了3个方面的任务:(1)英汉语本身的宏微观对比研究;(2)英汉互译实践和理论探索(即应用对比);(3)与英汉语有关的文化因素的对比研究。又于2002年在研究会内增设“汉语典籍英译研究”学科委员会,后增设“中西文化比较学科组”,并先后召开了6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编辑出版了论文集《英汉语比较研究》。从学会成立之日起,刘重德先生即始终把学风建设放在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如今,“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已发展成为学术界影响较大的一级学会,刘重德先生制定的“信息公开、学术民主、工作协商”的12字方针广为传颂。

(四)加强全球地方化语境下的中译外人才培养

许渊冲先生评论中西文化时说:“希腊罗马都是小国,美国历史不长,才两百多年。中国五千年文化要走出去。”[12]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王岳川教授曾做过一个调查,结果发现:“整个20世纪西方译介的中国图书只有1000多册,但是中国翻译的西方著作数量却高达100000册,相差100倍;我们翻译的西方著作品种多不胜数,而输出西方的中国文化的品种却少得可怜,内容极不成比例。”[13]由此可见,我们的文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处于“失声”状态。目前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仍无法与中华文化自身的内涵和底蕴媲美。当年刘重德先生等老一辈翻译家都十分重视中国典籍的翻译工作,并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外语界中青年学者国学根底扎实的委实不多,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因此后继乏人。这也是晚年的刘重德先生甚为忧虑的。

在2010年“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高层论坛开幕式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指出,由于中外语言、文化、思维认知方式等各方面的差异,从事中译外工作的人员除了必须具有较高的中外文水平这一基本条件外,还要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和对外传播业务素质、广博的社会文化知识,真正做到“内知国情,外晓世界”。“这几年翻译学科建设发展很快,不少学校设立了翻译专业,可不可以把培养中译外人才作为翻译学科建设和教育培训的一个重要课题。”[14]中国翻译工作者承担中译外重任在目前阶段几乎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如果跨不过这个坎,中国文化就不可能大踏步走出去。因此,我们必须加快全球地方化语境下的中译外人才培养及研究的步伐。

三、结束语

刘重德先生曾如此勉励自己:“一个人无论取得多大的成就,不应该骄傲。但是,在生命的宇宙中有自己的一份贡献,留下自己的痕迹,是应该的!”[15]刘先生一生“为人重德”与“为学重精”,这为我们树立了一面旗帜。本文从全球地方化视角探究不同文化的互相渗透,将帮助我们进一步认清刘重德的生平业绩、道德品质、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他的成就可概述如下:(1)重英译汉,亦重汉译英;(2)兼收并蓄,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3)建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为跨文化研究提供载体;(4)重视全球地方化语境下的翻译人才尤其是中译外翻译人才的培养——所有这一切均将有助于中国文化在全球地方化时代永远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外语教师和翻译工作者应是沟通两种或多种文化的使者——这是刘重德先生的生命之旅给予我们的启示。

[1] 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M],梁光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49.

[2] 麻争旗.翻译二度编码论——对媒介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之思考[EB/OL].[2010-08-17].http://www.cctv.com/tvguide/tvcomment/tyzj/z jwz/7105.shtml.

[3] 桂清扬.跨文化传播意义上的经典译作——关于绿原《浮士德》译本的思考[J].中国翻译,2007(6):67-71.

[4] 谭载喜.《东方翻译》的东方视角[J].东方翻译,2009(1):XV-XV I.

[5] 杨晓荣.德高望重,垂范学林——记著名学者、翻译家刘重德先生[J].外语研究,2000(2):62-63.

[6] 简·奥斯汀.爱玛[M].刘重德,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2.

[7] 刘重德.事实胜雄辩——也谈我国传统译论的成就和译学建设的现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7):34-38.

[8] 刘重德.西方译论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XI.

[9] 刘重德.试以“中道”来评判翻译问题[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87-92.

[10] 刘重德.试论翻译的原则[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79(1):114-119.

[11] 楚至大,林玲帼.信达两全形神兼顾——评文学翻译十讲[J].外国语,1993(1).

[12] 刘文嘉.许渊冲:诗译英法惟一人[N].光明日报,2010-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