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军

(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河北保定 071002)

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作用

王浩军

(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河北保定 07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邓小平首先提出并创立的,但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总结及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源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源泉;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实践,他试图将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紧密结合,开创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是在这些探索中所积累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孕育和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1.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3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抗美援朝的同时,迅速恢复了遭受重创的国民经济。1952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决定自 1953年实行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然而,基于当时的国情,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毛泽东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1956年 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指出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应引以为鉴。我们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学习别国长处,借鉴别国经验,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成为中共八大的指导方针。1956年 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三大改造完成后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制定了党在经济、政治、组织等方面的方针和政策,取得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成果。随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又从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7年 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形成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成果。尽管这些探索经历了严重曲折,存在着历史局限,却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铺垫。

2.20 世纪 50年代后期至 1966年 5月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继续探索。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跌宕。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断了1955年底开始的正确探索。毛泽东把主要精力转到阶级斗争方面,使其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偏离了正常轨道,并且对以前的许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采取了否定的态度,造成了不良后果。1958年 5月,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紧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设想,认为只有变革现有的、与飞速发展的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才能继续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毛泽东认为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是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并认为已经找到了这条道路。但由于这些探索既违背经济规律,又不符合中国当时生产力发展现状,不但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甚至破坏作用。面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峻经济形势,中央在 1961年 1月举行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决定对国民经济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新的转机。这次会议的重要贡献就是强调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强调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1]在 1962年 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2]毛泽东明确提出,必须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60年代初期的调整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左”倾错误思想作为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并未得到根除,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所发展。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正常探索。

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所取得的成果

1.关于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3]。1956年 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指出,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57年 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向自然界开战,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0年初,加上了国防现代化,形成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毛泽东还充分估计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提出了相应的战略步骤。他在 1962年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4]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规划了实现社会主义战略目标的步骤。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62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国民经济的长远规划,提出了实现四化要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上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目标大大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对新时期“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2.关于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设想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在实现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上,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经过摸索,既总结了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又吸取了苏联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给国民经济造成损失的教训,在上世纪 60年代初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体战略思想。1962年中央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原则,在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的基础上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指明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还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他说,过去为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应实行这个方针。为此,毛泽东主张把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求,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和根本指导思想。

3.关于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在中国式经济体制的探索中,我们党完全赞同陈云提出的“三主体、三补充”的所有制结构,这种经济体制结构有利于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管理体制上,毛泽东主张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关于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毛泽东认为企业管理体制对于搞活企业起着重大的作用,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改革方向,为形成中国式的企业管理模式,指明了方向。在管理体制方面,毛泽东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管理形式和方法的正确主张。这些探索成果,对于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4.关于坚持尊重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的原则。从 1958年 11月到 1959年 7月,毛泽东多次强调发展商品生产的必要性,认为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自然就要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毛泽东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5]。肯定商品生产,承认价值规律,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又一重大成果。

5.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考。在人民民主专政中,作为专政主体的不仅有无产阶级,而且还有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其中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盟是专政的基础。专政主体的这种阶级关系,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的、带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议行合一的政治制度。这种新型的政治体制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它在今天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社会主义时期处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时,毛泽东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指导方针。在我国民族政策问题上,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探索,经过历史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

6.关于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作为党在科学文化工作中的一条基本方针。党继承和发展了新民主革命时期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同时强调,发展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吸收和借鉴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今天,这些方针政策,仍然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

三、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作用

1.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又一次最生动的体现。民主革命时期,党提出并坚持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搞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从实际出发,寻找适合中国特色的道路。如果“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6]。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吸取了这些有益经验,也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

2.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成果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毛泽东在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有许多创新的思想观点,也有不少偏离我国实际的论断。无论是正确的观点还是错误的教训,都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没有毛泽东的探索及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就失去了形成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论渊源和立论基础。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艰辛探索中形成的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源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起了奠基作用。

[1][2][4][5]毛泽东文集(第 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6,300,302,34.

[3]毛泽东选集 (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76.

[6][7]邓小平文选 (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

[责任编辑 常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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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701(2010)03-0010-03

2010-04-12

王浩军 (1971-),男,河北沧州人,硕士,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