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丹

(武警学院基础部,河北廊坊 065000)

翻译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中悠久的活动之一,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各民族各区域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正是有了翻译活动,世界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融合”,各民族人民才能最大限度地享受一切文明成果,共创最广泛意义上的文明。翻译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肯定,曾经有人说过：“跨文化交际和翻译无疑使各民族文化摆脱了狭小的地域限制,开拓了精神视野,增进了不同价值观念的相互碰撞和借鉴交流,有利于世界各民族间的交往与和平共处,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承、发展和繁荣”。在翻译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时候,人们似乎较多地关注了翻译的成果、翻译的方法和翻译的内容,而忽视了翻译过程中的重要角色——译者的地位及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译者的地位更应被人们重视和认定。笔者认为,译者是翻译的主体,在翻译中起主体地位。

一、从翻译观的转变看译者的主体地位

迄今为止,在人类翻译的研究中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下阶段：语文学翻译研究、结构主义翻译研究、解构主义翻译研究和建构主义翻译研究。这几种不同的翻译模式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翻译观。几种翻译观中,译者的地位不同,扮演的角色也不同。但它们从各个视角为我们阐述了翻译的主体是译者。

语文学翻译观下,翻译的过程被看做是“忠实”地传达原作的过程,译者对作品不能有丝毫的改动,译者地位极其低下。如西塞罗提出翻译家是“演说家”,传达的是原文的意义和精神;最有影响力的是德莱塞的观点,他认为译者必须绝对服从原作,把翻译比作“戴着脚镣在绳索上跳舞”,舞者是“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然而酿出来的酒却是主人的”。这种观点说明译者只是仆人,是受原作品和作者支配的,而原作者才是翻译的“主人”,即主体。

这种观点错误在于,极大地限制和禁锢了译者的翻译活动,把翻译看成是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而忽视了翻译更是文化的转换,作品是不可能不被做“丝毫的改动”的,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限制下,译者可以对作品进行合适的改动,那么,译者的地位也不应是奴隶,而是主人,因为是译者再现了原作。语文学翻译观从狭隘的范围和视角反证了译者的主体地位。

结构主义翻译观下的结构主义者认为：语言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与客观世界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译者要做的就是“忠实”地把作者预先设定在语言内部固定而惟一的意义挖掘出来,达到与原作“等值”。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居于附属地位,因为原作是第一位的,译作只是复制品。

这种观点把翻译当做复制活动,是机械的语言转换过程,它的错误在于完全抹煞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翻译中的作用,只看到了矛盾的对立性,即原作第一、译作仅是其复制品的关系,而没有看到矛盾的统一性,即译作对原作的影响,同时也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这违背了辩证法的唯物论观。结构主义者的错误观点从反面说明译者才是翻译的主体。

解构主义的翻译观下,解构主义者通过“延异”概念的引入,冲破了传统译论的“忠实”原则,解脱了套在译者身上的十字架。它消解了作者在文学创作中的中心地位,指出译者与作者一样,都是创作的主体、原著的主人,因为翻译不仅是传达原文内容的手段,也是使原文存活下去的工具。这无疑提高了译者的地位。

结构主义赋予了译者更多的自主权,彰显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这是翻译观中对译者作用的最大的肯定,足以证实翻译的主体是译者。这种观点对后来的影响极大。

当然,此翻译观认为译者可以随意操控原作,从而导致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为胡译乱译提供了合法的借口。从这一点上看,它过分夸大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建构主义翻译观下,对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和完善,把翻译活动置于一种实际语境中进行研究,认为译者和作者处于一种积极互动地位。作者创造出原文文本,译者需要积极介入,在正确理解作者意图的基础上创作出译文文本。

这种观点认为译者和作者一样,在翻译过程中,要发挥主观性,从而使语言陈述层面的表达和语旨层面的理解达到统一。笔者认为：正是译者的加入和努力,对作品进行了更好地诠释和表达,才使译文读者对原文作品有了更深刻的感受,更容易与原文作者产生共鸣。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及作用。建构主义翻译观对译者的地位进行了恰如其分地论述。

二、从“创造性叛逆者”看译者的主体地位

一谈到翻译,我们会立即想到“翻译者,叛逆者也”这句名言,而最早提出“创造性叛逆”的人是法国的埃斯卡皮,他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我们拿文学作品为例,予以解释。翻译是叛逆性的,是因为译者从语言和意义的不同中,找到反映作品的办法,从而使作品被其它语言的读者接受,并传播开来。在不同的文化语境里,翻译的作品使读者产生某种崭新的文学交流,这种交流无疑延长了原作的生命,给予了原作第二次生命。译者赋予原作再生的这种工作,自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译者又是叛逆性的,是因为译者运用各种翻译方法(如节译、编译、转译、误译、漏译等)时,有意识或无意识造成了原作的变形。两者综合的结果导致了创造性的叛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译者根据主观的追求进行的创造性叛逆翻译活动是在动态的视角下进行的全新的再创造,甚至可能颠覆了原作品原有的风格、语体、语态等。这种再创造的译作可能不如译作,也有可能超过原作。如不懂外文的林纾,他的译作依他人口授,全部以意译译出,但翻译仍属上乘,虽然“漏译、误译随处可见”。他所做的,正是创造性叛逆的翻译活动,而林纾自然是他的译作的主体。由此推广开来,翻译中的创造性与叛逆性的因素使译者成为创造性叛逆者,它使我们重新认识了翻译的本质：即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同时,文化也随之转化,这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提供了更新的、更有力的证据。

三、从翻译过程看译者的主体地位

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活动,更是一种文化活动,是跨文化交际活动,所以有人把翻译也叫做“跨文化交际”、“文化融合”。翻译的目的是文化交流和传播。在翻译这个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译者分别承担了不同的角色,这是译者主体地位的最好体现。跨文化交际翻译过程为：作者←原作←译者→译作→译文→读者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两大组成部分或称作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原语文化语境下所发生的作者→原作→译者之间的交际活动。第二阶段是在译语文化语境中发生的译者、译作、译文读者之间的交际过程。第一阶段是第二阶段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可以看出：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靠译者联系起来,是译者跨越了两种文化。因为译者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他既了解原语文化,又熟悉译语文化,才能起到帮助两种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两种文化是通过译者的翻译活动融合得以实现的。整个交际过程始于作者而终于读者,但进行跨文化交际翻译活动本身的却是始于译者,而终于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各环节都是双向互动的。这也是由于译者发出的双向活动引起的：首先指向作者的理解活动,通过借助于原作与作者的交际活动理解原作的思想内容,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第二步交际活动,即指向读者的表达活动,将原作中的思想内容通过翻译、完成译作传达给译文读者。在这一交际活动中,译者扮演着以下角色：

读者和研究者。译者首先作为读者通过原作而与作者发生交际关系。但译者又不是原作的一般读者,而是特殊读者,他承担着对原作进行传达的责任和义务,需要读透原文内容,更要读懂文字背后的蕴意,因此译者的难度大于一般的读者。译者又是原作的研究者,要对原作进行研究、分析,洞悉其思想内容对于译语民族的可接受性、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决定翻译活动是否有必要进行下去。译者的这一特殊身份,决定了译者在翻译中处于居中的位置,对原作进行阅读、分析、研究的过程自然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是主体性地位起作用的过程。

作者。译者以作者的身份,将从原作中得来的思想观点通过译作传达给译文读者。在这一过程中,译者把译作和读者的活动联系起来。译者给了原作第二生命。他不仅要对原作进行思考还需尽量运用自己的文学修养、作家的语言感觉、文字表达能力、形象思维能力,把握原作精神实质,把原作内容与形式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传达出来。也就是说,译者充当了作者的角色,拥有了作者的身份。俄国诗人特列格亚科夫斯基说过：“译者和作者只是名目上相异而已”。译者从特殊读者、研究者到作者的过程,证明了他在翻译中起主体作用,起到了联系原作与译作、译文读者了解原作者和作品的纽带和桥梁。没有了译者,自然就不会有译作,更不会有原作语言以外的更多的读者了。译者的主体地位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再现和证实。

四、结语

随着翻译观和翻译研究方法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人们在分析认识客观翻译现象的同时,将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创造性叛逆”是根据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对其所做工作的另一称呼。在译者把创造性和叛逆性因素结合起来的同时,为我们认识译者的主体地位提供了新的视角。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特殊身份,使其在翻译实践中自觉地将主体意识和科学方法结合起来,才能使译作具有更大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译者是翻译的主体,在翻译中起主体作用。

[1]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2]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候向群.翻译的学科定位与逻辑思考——几种不同翻译观的比较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2).

[4]牛新生,张万防.论译者在不同翻译观中的地位〔J〕.宁波大学学报,2005,(6).

[5]王安,邱惠林.从仆人到创造性叛逆者——论译者的主体地位〔J〕.四川大学学报,2004,(增刊).

[6]刘傲冬.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J〕.社会科学家,2004,(1).

[7]何冀,王治江.译者的主体地位〔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