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士兵

权力谎言不能承受之重

■ 单士兵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这句话打动过无数人的内心。只不过，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要真正打通被民意苦苦诉求的那条“讲真话”的路径，似乎仍有重重的阻碍。

“讲真话”，这样一件本属常识范围内的事情，近来却不断被捧场热议。人们不禁要问，这三个看似直白平淡，却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的文字，在我们社会的变迁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

前不久，《南都周刊》一篇名为《谁在讲真话》的深度报道清晰地盘点了近来有关“讲真话”的尴尬情境，让人们看到中国各个阶层在各种领域内，围绕“讲真话”这样的诉求，曾进行过太多的努力与试探，但最后往往还是会陷入令人失望的境地。在这篇报道中，有这样的建议，比如白岩松说，“当你不畏惧的时候，就会说真话”；六六说，“希望我们的人格能统一”。

问题是，谁能轻易说自己真的无所畏惧？老子曾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句话说得不仅是勇气，更有悲情。悲情就是缘于代价的沉重。过多寄望于以“民不畏死”的代价来实践讲真话的诉求，太奢侈，也不现实。在贵州省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痛定思痛：“瓮安不安，老百姓不敢讲真话，是我们的责任。”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权力制造出强大的压抑与紧张，导致人们不敢说真话呢？

在权利与权力的博弈中，权力曾经制造出重重的障碍，让真话与真相无法展示于公众面前，在公众内心植入强大的无力感。比如，3个月前在江苏省东海发生的父子自焚阻止强拆事件中，连自焚者的遗体都被权力部门移走，连当事人的亲属都被送至野外看管。对真相的回避，对公民话语权的剥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可以让谎言拥有自由生长的空间。

在稀薄的讲真话的土壤之中，在频繁为一句真话支付过多代价之后，麻木中庸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个体生存姿态，人们越来越像是“联系松散的土豆”，这也使个体维权经常处于尴尬的地位。这种民众“说真话”的逼仄空间，其实寓意着空话、套话、谎话已经形成了极其强大的话语霸权。

继年初《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及报社公开挑战山西省卫生厅的权力公信之后，前不久昆明市五华区政府就“城管部门在执法中与违法占道经营者发生纠纷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由于一些说法与记者表述的内容不符，也招致出席发布会的《生活新报》编委当即表示强烈抗议。这种挑战与抗议，意味着权力谎言已经成为社会无法容忍之痛，全社会对“讲真话”的诉求已处于空前激烈的阶段。

一个充斥着谎言的社会是可悲的。在今年“两会”期间，连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都感叹，当高官20年“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而倪萍委员则干脆说：“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这样的现实与逻辑，其实也直接揭示了现在很多权力阶层处于六六所说的“人格分裂”状态。当社会把大量关乎民生福祉与公共利益的责任，托付给很多“人格分裂”的群体，这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警示，谁也无法预期这样的权力何时会温顺，何时会暴蛮，何时能守规矩，何时会变得疯狂。

巴金曾说：“只有讲真话，才能认真地活下去。”的确，人人都需要讲真话。但政府官员更需要讲真话，因为讲真话是权力的底线。太多的权力不说真话，其实就是最大的社会不理性。特别是在那些涉及公共安全与权利福祉的问题上，如果没有讲真话与听真话构建起的制度通道，一边是民意得不到应有的尊敬，一边是公众的知情权得不到及时的满足；在这样的情况下，权力就只是活在自己的任性中，随意践踏公民权利的现象就会时常发生，导致公众内心聚拢起的浓厚积怨无法得到及时释放。在近些年发生的许多群体性事件中，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帮闲”与“不明真相的群众”，说到底，是因为权力在一次次讲述“狼来了”的谎言之后，招致强烈的信任危机，成为了民意仇视的对象。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古人早就阐述过的道理，只是今天依旧未能成为权力普遍信奉的真理。当一些权力在谎言的“人格分裂”中慢慢沦陷于人性与法治的黑洞，再去简单诉求那种说真话的道德回归，显然已是无力回天。

如果对那些不能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下运行的权力继续姑息纵容，任由他们依据编织的谎言去维护自身利益，那么整个世界就会因为缺少真话和充斥谎言变得让人无所适从。如此这般不能活在真实中，恐怕谁也不敢说自己不会成为谎言的受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