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龙

(安徽大学历史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陈垣是20世纪中国成就卓著的史学家。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等三大领域的研究成果享誉海内外，被学术界誉为“民国以来史学开山大师”。其治史方法为后辈史学家所借鉴，尤其是佛教史的研究方法更有独到之处。

一、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

陈垣研究佛教史，重视材料的丰富性和准确性，让事实说话，对佛教、佛教人物不加以自己的褒贬。在抗战之前和建国之后的这段研究中，主要是以求真、求实为特色。重视材料的丰富性和准确性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抗战大背景，服务时局，经世致用的研究目的引导下，仍然坚持材料的丰富性和准确性，材料对于史学研究的基础作用，让材料事实说话，而不对所评人物加以褒贬。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该书引证材料主要出自佛家语录、金石碑碣、地方史志、明代正史、明朝实录、文人笔记、学者文集、诗词歌赋，清初天主教史料等等，史学视野之广博，材料运用之精当，在当时实属不易。陈寅恪在为《明季滇黔佛教考》所作的序中说，“寅恪颇喜读内典，又旅居滇地，而于先生是书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1]足见陈垣搜寻史料的详备。在史料运用上有两大特点:一是能够于常书中发掘出不被人重视的材料，如《徐霞客游记》所记载的佛教史料。二是于罕见书中得到大量别人未曾运用的资料，如《嘉兴藏》中的大量僧人语录。“本书特出者系资料方面多采自僧家语录，以语录入史，尚是作者初次尝试，为前此所未有。”[2]对于玉林琇，木陈忞这样的新朝国师也用他们的语录言行来表现他们的品质，“崇祯十四年，洞宗钜子瑞白雪卒，玉林撰《辨魔说》以斥之，两派遂成嫌隙。康熙元年，瑞白弟子百愚斯住荆溪善权，玉林门人谓其起憎嫉见，盗葬祖塔。”还有“‘王林却继绿林风，惯占丛林伐己功’之句，王林即玉林也。”[3]让材料说话而不加作者的评价褒贬是他的佛教史研究的一大特色。坚持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所以其佛教史研究主要是叙述佛教发展的兴衰趋势，很少涉及佛教教义和佛教理论的研究。按照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规律，结合教内和教外典籍，以及敦煌新文献的成果，来勾勒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以《明季滇黔佛教考》为例，全书主要是论述明季滇黔佛教的兴盛，以及兴盛的三大原因:一是佛教复兴的影响。二是滇黔僧人的开拓精神。三是中原地区的沦丧，遗民南迁的影响。全书只是在讲滇黔佛教兴盛的史实，在谈到法门之争的时候，“滇黔法门虽盛，未闻有宗旨学说之争，惟门户派系之争则有之。”[4]陈垣本人否定了滇黔佛教宗派关于教义教理的争论，只讲门户势力之争的史实。

二、注重比较的研究方法

陈垣的佛教史研究，是由其治基督教史的热情演变而来的。他在治基督教、佛教的时候，也对伊斯兰教、道教、摩尼教等有研究。因为他有广博的文化视野，故非常注重各种宗教兴衰变化的规律，以及各种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在研究佛教时，善于运用与其他宗教比较的方法，这是陈垣治佛教史的一大特色。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如《耶稣基督人子释义序》，《汤若望与木陈忞》等文章。在《汤若望与木陈忞》中，表面是写二人在顺治朝的事迹，其实是写佛教与基督教在顺治年间的政治影响以及势力的消长。在比较中可以看出在顺治初年基督教势力较大，到顺治中晚期佛教势力得到了增长。在《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异趣》中耶律楚材信仰佛教，而其子耶律铸却信奉道教，宗教信仰的不同，导致了耶律楚材去世后，其《西游录》不能留传后世。从耶律氏父子信仰相左这一个案，来考察当时佛道二教在社会上的争斗与消长，是其历史视野深邃的明证之一。《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也有关于佛教道教在金朝争夺寺院田产的记录，也有二教都义不仕金的壮举。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宗教间争斗与联合交织的关系。并且他还注重佛教与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佛教对中国古代的石窟艺术和园林绘画艺术提供了素材。《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中就谈到佛教石窟对东方艺术的影响，“然至今石质剥落，间有影迹模糊，近而即之，一若无有，远而睇之，神态宛在者，正与所谓‘远而炳然，转近转微’之说相合，则真足代表五世纪东方美术之一斑也。”[5]云冈石窟佛像的精美刻画，飞天的栩栩如生是与佛教文化的影响分不开的。佛教对中国古代的政治也有很深的影响，木陈忞，玉林琇等佛教高僧是顺治朝的国师，受到顺治礼遇，影响了顺治朝的政治，以至于有顺治皇帝出家之类的举动发生。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之《焚经之厄运第十》中，谈到了佛教和全真教的斗争，指出这四次斗争的实质不是辨别伪经与否，而是佛教借辨伪为手段要夺回被全真侵占的地盘。争夺实际利益是主要目的。自金朝占据中原后，由于战乱，许多佛寺都已经荒芜。全真教此时兴起，就趁此把佛寺改为道观。当时道观多达四百八十二所。因此也就有了少林僧人福裕和全真掌教李志常的第一次论战，以后其后继者又进行了三次论争，最终佛教战胜全真，道教遭到焚经厄运。《大道篇》中也提到了大道教侵占佛寺的情况。如“《志元辩伪录》三，列举道教侵占佛教寺宇，凡数十处，有名著为大道教占者二处，一悯中寺东塔院，为大道信道姑占守住坐，二顺州年丰龙泉寺麻地枣园，并馀白地，被马法师占定，改为大道观，”[6]反映了这一阶段大道教与佛教之间的相互争斗关系。

三、历史文献学与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建国前，陈垣的佛教史研究主要是运用中国传统的历史文献学与西方实证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他对历史文献学的几个重要分支:目录学、校勘学、避讳学、史源学、年代学、版本学、辨伪学、金石学等都作了总结性或开创性的工作。并把它与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相结合，在史料搜求上精确详备，竭泽而渔。所以，他既重视正史中有关《释老传》的记载，也重视僧人编撰的《高僧传》，《开元释教录》之类的教内典籍；既重视敦煌残卷，文人笔记等教外典籍，也重视海云碑之类的金石碑刻。还引用了大量的僧人语录以及诗文作为史料考证佛教。注重史源，考证精密。这一时期在历史文献学和实证主义的指导下，他写出了一些有成就的论著:《元也里可温考》(1917年5月)、《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1918年10月)、《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年 11月)、《火祅教入中国考》(1922年 4月)、《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年初)，《元西域人华化考》(1923年12月)等。抗战时期的考证性成就有《汤若望与木陈忞》(1939年1月)、《语录与顺治宫廷》(1939年3月)、《顺治皇帝出家》(1940年12月)等。除实证主义方法外，也借鉴了西方其他学术方法如图表法、统计法等文化理论。明季黔南灯系表、禅宗五家宗派表、清初济宗世系表、清初洞宗世系表，明清间僧诤年表等各章就是近代图表统计法的运用。建国后，陈垣的史学研究是与时俱进的，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历史文献学与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在史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如1961年发表于《人民日报》的《谈北京双塔寺海云碑》、《佛牙故事》、1962年《文史》第1辑的《法献佛牙隐现记》以及1963年的《鉴真和上失明事质疑》等等。

[1][2][3][4][6]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外宗教史论著八种)(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235页,480页，290页，277页，654页。

[5]陈垣《陈垣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