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现领导批示的最为重大的事件，是贵州关岭岗乌镇大寨村因连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造成该村107人被掩埋的特大事故。6月29日，贵州当地官员传达学习了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

现在，有关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对各种问题的批示，已经成为媒体日常报道的一部分。这些被报道的批示所关注的大多是诸如救灾、春运、煤矿事故等重大问题，而在处理上述问题中，领导批示也必然会被提及，并作为应对之策的指导原则。

文化部2010年3月的一份文件说，2009年，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持续大幅度增长。全年共收到中央领导批示655件，此前的2008年是399件，2007年是378件。

事实上，更多的批示来自省部直至市县官员。这些批示在处理各种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已然是中国政治的一部分。批示和文件一起，成为从中央到乡镇各级党政系统之间政治运行的重要手段。

这些批示，有的只是一个简单的“阅”字或者干脆是画一个圈，然后消失在各级党政机关的档案室里，有些是“请×××同志会签”而转往其他部门。一些批示需要承办部门派专人前来阅读，并不得带出“保密室”；另有一些则被工整誊抄，在“一定范围内”传达；有的更进入各级宣传机构视野，成为“重要批示”，全系统乃至全党、全国都要学习。文件与批示，是中国政府这架行政机器最重要的日常吞吐。

“批示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日常的“请示”、“汇报”等需要领导作出正式回复的文件上的批示；另一类则是在“传阅”性质的“工作简报”、“内参”、“通报”等各种信息上作出的批示。前者是主管官员定夺问题的权力体现形式；后者则是表明上级官员对他认为的下级汇报的某个重要事情的态度。

“我的工作就是努力写稿，写大稿。如果上级领导能在上面批示，我这一年的考核就基本评优了。”接受采访的某地级市公务员小曹说，他现在整天琢磨的，就是如何给自己的稿子“起标题”。小曹负责撰写本部门“工作简报”的部分内容。他说：“各地的日常工作都差不多，关键还是看起标题，吸引‘读者’眼球。能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就可能被作为上一级部门的工作成绩，进入上级的‘工作简报’。然后层层递进，最终摆上省部领导的办公桌。”

除了公安、城管、民政这类社会管理部门，财政、税务之类的政府运转命脉部门，多数公务员和机关的日常工作都难以量化衡量。领导批示的次数、详略，也是衡量其工作进展的重要指标。“审计部门就最看重领导批示。因为审来审去，很多问题，他们只能是发情况汇报给领导看。领导批示，就是他们的成绩。”小曹解释说，“2008年，我隔壁办公室的同事写了一份下属单位的安全工作经验，这个经验很快就被逐级上报。部里、国务院领导都分别批示调研推广。部里迅速组织工作组，来我们这儿集中调研。收到中央领导批示的那天，我们领导高兴得在办公室里直转悠，很快就树成了新的系统内的典型，同事今年也提拔了。”

根据2001年颁布的《国家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各级政府机关不得越级报送公文。这为赢取“批示”制造了难题。不过，党报系统的各种内参，成了另外一个重要途径，尤其是大名鼎鼎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正是此类“越级”上报的重要渠道。

对于各级秘书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通过细微差别，领会“批示件”的真实意图。比如，在一份“请示”上，批示“同意”和“拟同意”之间的差别巨大——“拟同意”是近10年才开始流行，并逐步取代“基本同意”的“流行”批语，最常见于各类政府开销报价请示、公务员晋升录用等敏感话题。对于“拟同意”这种批示，负责文件传达和落实的办公室主任，往往会和领导秘书密切沟通：是对此文件请示内容已经满意，仅仅表示谦虚，还是确实另有所想但不便表态，或者对事情敏感性有所警惕，以“拟”字表达自己谨慎的态度？

另外，诸如“请酌情办理”、“按规定办理”、“根据某会议决定，同意办理”等批语，亦是下属要谨慎考虑的问题。“酌情办理”，是可办理可不办理，还是一定要办理？“按规定办理”，那么如果该事按规定无法办理呢？如果下属理解为领导是同意了，贸然给办理了，是否会被追究责任？而“根据某会议决定，同意办理”，有时也可能是表明官员是按照集体决定办事，而个人未必完全同意，这时办公室主任或许要翻翻会议记录，看这一官员当时的具体表态是什么。

纵览各地的“批示件”办理规定和流程，突出对领导权威的重视，对“批示”进行逐级保密，则一直是工作的重心。一般情况下，一份文件上的批示，只有在该文件传阅范围内的“班子成员”才能看到。而且，只能按照由文秘部门根据惯例制定的传阅顺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