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安

（无锡市广播电视大学经管系 江苏 无锡 214021）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执政历史条件下总结出的把治党和治国、执政和为民有机结合起来的科学执政规律。它所依据的历史背景虽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但它所揭示的的执政规律及体现的执政价值无疑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可以这么说，凡负责任的政党或政府，其执政必能程度不同地体现出“三个代表”的基本价值取向。反之，只要违背了“三个代表”的基本要求，甚至只要不能很好地做到其中的某一个“代表”，则其执政效果必将大打折扣甚将遭致完全失败！发轫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虽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引进并发展了一些近代先进的生产力，并在长达30余年的时间内对增强清朝的国力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领导洋务运动的官僚集团，既不能代表近代的先进文化、更不能代表国家、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连其是否拥有代表近代先进生产力的能力也大可值得怀疑！

一、洋务派官僚集团缺乏代表近代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意识和能力

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不断完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判断洋务派能否代表当时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归根到底要看洋务派是否具有通过改革，促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方面不断体现近代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超前意识和能力。显然，洋务派不具备这样的意识和能力。

（一）洋务派创办的企业具有鲜明的企业在官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出资人制度上。洋务运动几十年，国家垄断一切产业，民间寥无资本，众多行业民营禁入。结果，新兴产业几乎全是官办。这种出资人制度，客观地说，开始是合乎后发外生型国家工业化道路的一般规律的。如日本初期也是以官营半官半民的企业为主，先由政府承担起工业化启动者的历史重任。这是因为对于后发外生型国家来说，没有官办企业的第一步，就很难有商办企业的第二步。从这个层面来说，洋务派创建官办企业的历史进步意义曾经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与日本明治政府相比较，洋务派的历史局限性很快暴露无遗。这是因为明治政府很快就认识到政府创办企业的作用只在于“诱导奖励”，其目的是“振兴民业”。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880年，明治政府颁布官营企业条例，果断采取廉价出卖官办企业，发展私人企业方针。结果取得巨效：随后不过五六年的时间，即出现了产业革命，又五、六年的时间，工业便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洋务派对“振兴民业”、藏富于民却持抵制的态度。如李鸿章所言：“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分”。私人资本任意发展会“漫无钤制”，与洋务企业争利，所以要“官为控制”。[1](P.14)而要实现这种控制，除了企业官办以外，洋务派官僚还肆意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对它所控制的企业，给以专利或营业特权以及减免税收、津贴、缓息等方面的优惠待遇，使商办企业难以与之形成平等竞争，客观上对中国民族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压制、阻碍作用。由此到80年代中期以后，甚至连原来坚决支持官督商办的郑观应亦反过来持批评态度说：官民视投资公司为畏途了[2](P.115)。这时，洋务派非但已不能代表近代中国先进的生产力，反而已成为了近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二）洋务派创办的企业具有鲜明的官僚治企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和管理方式上。洋务派作为清政府中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新型官僚集团，没有也不可能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形成并采用先进科学的结合方式和管理方式。这是因为洋务派在封建统治集团中虽然是属于比较开明的一批人，但他们毕竟未能实现资产阶级化，他们的基本身份仍然只是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一批掌握实权的官僚而已，因此采用官僚的思维、政治的办法来管理经济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洋务派创立的企业几乎都采取了类似于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法，如设总办、会办、提调等若干人，类似于官场并要接受总督、抚巡的监视和总理衙门的节制，这样企业也就成为了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这种不可克服的封建性所产生的结果必然是因滥用私人而机构臃肿、冗员充斥，导致企业人才匮乏，缺乏竞争性技术积累，并由此引发腐败的盛行及企业运行效率的极端低下，导致成本高企而质量低劣，从而使企业从根本上丧失竞争力。

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形成一个相对公开、公平、公正、自由的竞争型市场经济环境，但洋务企业权力加资本的模式，恰恰严重阻碍着这种经济关系的形成。就企业自身的发展来说，能否真正成为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市场主体，能否有效建立起一套科学的近代企业管理制度，从根本上决定着企业发展的活力。但是，洋务派封建官僚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必然会追求垄断，必然要设法集中、控制企业的各种权力。“官商本相隔阂”[2](P.117)，这就必然造成与商要求的自由发展，与企业作为经济实体要依市场需要而发展的基本要求形成根本性的矛盾。由于洋务派无法由其自身来克服这种矛盾，所以其失败的命运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洋务派官僚集团缺乏代表近代先进文化发展前进方向的意识和能力

如果把先进的生产力称之为硬实力，则先进的文化体系无疑是一国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必然要求有先进的政治文化、市场文化、科技文化、社会文化、文学艺术、道德文化以及为公众所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等的建设与之相配套。否则，即使有政治集团的强力推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亦只能是昙花一现，难免失败的结局。

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帝国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阻断的不仅是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流，更阻断了与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当西方列强在政治文化、工商文化、科技文化等方面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清帝国却在一种对儒家文化的自我满足、自我执着中被世界潮流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洋务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先进科技文化的作用，并在人才培养方面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总体而言，它并没能够体现出文化革新的高度自觉。集中表现在未能在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文化和改造本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文化上有任何的作为。

（一）洋务派缺乏建立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需要的近代政治制度的文化自觉和能力。洋务运动几十年，其指导思想是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提倡学点西方技术，但认为不能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甚至认为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三纲五常恰恰是比西方高明的地方。诚如1865年李鸿章所言：“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国帮，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偏端，有本有末，如病之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本修养之方，即在是也。”[3](P10)这说明西学在洋务派的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仅仅是用来巩固封建统治的一种手段和工具，这也就充分表明了洋务派在政治上根本就没有搞懂民主政治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促进和保驾护航的作用，因此直至洋务运动灰飞烟灭，也没把政治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结果，晚清权力的产生和分工一直因袭封建传统，拒绝引入选举和权力分立制度，由此使权力的产生缺乏最基本的优胜劣汰机制，而权力的执行运作也缺乏了必要的监督和制衡。因此洋务派即使搞了一些近代工业，但由于权力的过分集中和不受有效的监督和制衡，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权力寻租现象，同时即使侥幸发展起了一些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但建立在权力加资本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充其量只是一种官僚资本主义，其反动性是不言而喻的。总之，近代政治的阙如，使大清政治必然成为近代先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枷锁。

（二）洋务派未能有效改造传统的小农经济意识。清帝国曾一度拥有数量巨大的G D P和人口总量，但在1840年的时候终究经不起弹丸之国英国的一击，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数量巨大的G D P是建立在极端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的。由小农经济发生的小农文化，自私自利，目光浅陋，满足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完全与近代工商文化背道而驰。再加上腐朽没落、消极保守的儒家文化的长期荼毒，导致大多数中国人失去了强烈的进取精神、失去了开拓创新的精神、失去了社会公共精神和责任意识。洋务派官僚集团中的大多数人本身也是大、中土地的所有者，他们从事洋务活动，但本身并没有资产阶级化（这是因为从收入来看，他们依靠的主要是还官俸和地租），因此他们仍不可避免地要受小农文化的影响，其直接的表现就是小胜即骄，满足于小富即安。因而这样的一批人不可能形成完整的国家战略，不可能具有未雨绸缪的远见卓识，使这种仅在器物、技术层面上学习西方的有限的经济体制改革依然表现出了文化上的高度自闭。其结局只能如马克思所说的：“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样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4](P3)当然后来给洋务运动致命一击的是日本，而不是英国罢了。

三、洋务派官僚集团不代表国家的、民族的、人民的整体利益

（一）洋务派要维护的是清帝国落后过时的极权专制制度，代表着清帝国内部特权阶层的特权利益。鸦片战争以后，洋务派一方面被外国的坚船利炮和山崩地裂的平民暴动所困扰，深感自己特权的危机和力量的衰弱，对中国器物技艺的落后体会深刻；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自己的特权受到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减损和制约，因而主张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维护落后过时的极权专制制度。他们企图在不损害自己特权利益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制造武器的先进技术，名义上虽然是“自强”，但其真正目的不过是想藉此对外吓阻列强勿再对华作进一步的侵略，并维持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的既成事实；对内则想稳定住太平天国及捻回起义之后中国社会的旧秩序。它缺乏一种推动社会向一个新的方向继续发展的动力，也没有一项为达到“自强”目标而拟定的全盘性计划，更从未能鼓动起全国官民爱国的热情，以全力以赴推动此运动至较高的层次。很明显，这一所谓“自强”运动无论在作用上还是在意义上，其对内的性质都远较对外的性质浓厚得多。

（二）洋务派虽然也讲自强求富，但着眼点只是清政府、官的利益，而罔顾商民利益的实现。70年代后期，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当谈到中国新式企业的投资时，出现了这样两则评论：一是“这里有许多私人资本在寻找出路，但是当一个打算进行的计划刚刚落实，政府的爪子就抓住不放，必至发起人破产而后已。这种恐惧心理，就把所有的出路都否定了”[5](P68)。一是“在中国拥有巨资而有才干的人数以百计。他们都极愿把这些钱投到矿场、电报和所有能使他们富有并对国家有利的公共工程上面去，但是他们却又不得不尽一切办法隐蔽他们的财富，装成一付穷样子，否则满大人就会把他们最后的一文钱攫括以去”[5](P68)。事实也果真如此。当1882年郑观应被委为招商局帮办之时。他就担心“官督商办之局，权操在上,官商维系，难以久远。”[1](P60)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当几个大的官督商办企业，如招商局、织布局等，先后落入官僚盛宣怀、杨宗瀚等人之手以后，官僚势力有了明显的增长，这就使一般商股在企业中更是处于无权的地位。正如1887年在轮船招商局有过投资的天津商人们所说的：“局中有着他们的资产，但处理这些资产，则从未征询过他们的意见。他们对局中事务已无发言权。”[6](P135)这种排斥斥中小商股的少数人把持，便利了官僚们一己营私舞弊的活动，使得企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挫折。以上海织布局为例：上海织布局从筹建到开工，经过12年的漫长岁月，其间不但没有发过一次股息。而且连股本也一再被经营者侵蚀损耗。开平煤矿算是惟一经营比较成功的官督商办企业，然在最初10年间，一般商股也没有分到一文股息。而在金属矿中，有的甚至还没有正式开办就已经把商股消耗得干干净净。如漠河金矿是仅有的能获利的一个官督商办金矿，但它的全部盈利中，“各股友余利”只占50%，其余一半由所谓“员司花红”和“黑龙江军饷”瓜分。[7](P739)至于铁路、电报，原来就在国家严格控制之下，要“保证所投资金不被剥夺，并让他们取得对企业应有的管理权”[7](P739)，更是难以指望了。

（三）洋务运动于发轫之时固然以“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强”等口号暂时占据了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但终究没能摆脱传统体制下旧式官僚为争权夺利、为自保而缺乏民族整体的利益观念、缺乏顾及长远的利益观念，更缺少危机意识的桎梏。

总体而言，清帝国在对外战争中之所以会一败再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始终存在着严重的内耗。这种内耗当然首先应归咎于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中国政府从来都是皇帝的御用工具，而政府内部也经常缺失一致的观念和起码的共识，表面上，他们都对皇权中心负责，从不同方面服务于皇权利益，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利益的组合，是皇权中心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采取的相互牵制的策略。以李鸿章、张之洞等当时第一流的政治家，也仍然未能摆脱这个陈腐体制的窠臼。洋务运动本来是可以成就为一项利国利民的大事业的，但由于这项事业在他们那里最后不可避免地沦落为贪银子，创政绩，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尤其还被视为私人的势力范围以后，则非但不可能给国家带来任何中兴的希望，反而成为了致乱的新的动力源。由此洋务派官僚集团也只能在历史上留下一个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只顾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骂名。

1894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和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定，证明了富强未能达到，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其沉痛教训，实在令人深思！

[1]牟安世.《洋务运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2]桑咸之、林翘翘.《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5月第1版.

[3]李鸿章.《同治四年奏折》.转引自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编.《洋务运动》第四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5]转引自汪熙.《从轮船招商局看洋务派经济活动的历史作用》[J].《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6]转引自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

[7]《新辑时务汇通》第83卷.第9—10页.转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