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式”话语叙事与女性命运言说<br/>——以《杀夫》、《金锁记》为例

“恶魔式”话语叙事与女性命运言说
——以《杀夫》、《金锁记》为例

2010-08-15仲米磊

重庆开放大学学报 2010年4期

关键词：李昂金锁记恶魔

仲米磊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65）

“恶魔式”话语叙事与女性命运言说
——以《杀夫》、《金锁记》为例

仲米磊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65）

“恶魔式”话语是《杀夫》和《金锁记》在叙事中最显著的特点，两部小说文本的共同特征是：空间地域的恐怖梦魇、人物形象恶魔般的呐喊与反抗。李昂和张爱玲借助这种独特的叙事手段，宣示了自己女性主义文学的价值观，并试图在“恶魔式”的叙述话语背后，彰显出对女性主义文学中女性命运的再诉说。

恶魔式话语；女性命运；地域空间；女性主义

所谓的“恶魔式”（“恶魔性”）的话语叙事，是指文本不仅仅具有恐怖的现代因素，令人发悚的场面建构，更重要的是，在作家笔下，叙事已经成为一种在存在主义哲学看来极具现实人性真实的“境遇”。杨宏芹在《试论“恶魔性”与莱维屈恩的音乐创作》一文中，认为“德语中的‘恶魔性’，既是指一种以‘创造性与毁灭性的因素同时俱在’为特征的，宣泄人类原始生命力的现象，又强调其运动过程中毁灭性的因素是主导的因素，是在破坏中隐含着新生命的创造。”［1］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也从对张炜小说“恶魔性”因素的解读中，表达了自己对这一术语的看法，他更倾向从对人性力量的发掘上去理解“恶魔性”,认为其深深隐藏在人自身的内在性中，面对“恶魔性”也就具有了真正面对自己的勇气，看到了人性中所含有的“恶魔性”因素。“它（恶魔性）必然是以某种非理性的形态展现其本来面目，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因素和社会规范所不能容忍，同时它又是深深扎根于人类原始生命的本能之中，总是以与人性相沟通的形态发出它的存在信息，唤起人们对快乐和欲望的记忆。这是一种在文学长廊里新型的、充满内在辩证性的性格形象，认识这种性格形象就要求我们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艺术视界由外部世界转向内心深处，使一切明朗化的对立和冲突都变得暖昧而且暗淡。”［2］我们认为，只有在“恶魔式”的叙事中，人性最真实的一面才会暴露无遗，人（尤其是女性，作为生理特性存在的女性）源自生命最深处的原始欲望与强力才能得到更明确的显现。作为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李昂和张爱玲，在长期对女性世界的解构性叙述中，看透了人性的真实，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女性叙述做出了贡献。

李昂和张爱玲对女性的命运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在作品中用迥异于其他作家的话语叙事和独到的文学场域的营造，深入到女性世界的内部，在颠覆传统叙事的基础之上，用极具现代性的叙事手法，对女性的命运和生存处境作了细致的描述，表现了女性在特定命运下的挣扎和反抗。《杀夫》和《金锁记》是李昂和张爱玲的代表作之一，文本基于女性个体作为“这一个”的特殊性，为我们窥视极端状态下人性的复杂和善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们看到，两位女作家在言说女性主体时，在这两部小说中都采用了独特的“恶魔式”话语叙事方法，使得作品具有了一种“恶魔性”因素。同时，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与这种气氛之间又是如此的协调一致，更强化了恐怖氛围的渲染，但是，这并不是作家的最终目的，相反，作家是要借此手法，来传达背后最深层的寓意言说，以此来彰显创作者对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关照和透析。

一、梦魇式的地域空间：“鹿港”、“姜公馆”

“如此，我发现鹿港与我的创作的必然关联。这个孕育我创作的地方，早期曾被我引为是创作的所在地；中期当我到台北读书，曾恨不得远远甩脱它；到近期写《杀夫》又给予我无尽创作源泉的鹿港，终究会在我的一生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李昂《花季·洪范版序》）“鹿港”，这个作家出生的生命之地，已经上升并内化为作家创作和写作灵感的文学之源，为李昂姐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无尽的创作素材，抒发着一缕缕令人难以忘怀的生命情致。李昂的姐姐施叔青曾经在自己的小说中描述了鹿港小镇的风貌：“鹿港曾经有过一段繁华的日子，现在繁华已去，没落成一个荒凉的小渔港。鹿港的沙滩上，埋着零零落落的破渔船，船底朝天，让牡蛎吃出一个个黑洞。……街上一个老疯妇，独自念念有词，在替她那个淹死在海里的渔郎儿子招魂，她身后不远，两个扮黑白无常的人，拖着两条血淋淋的舌头，边走边舞。中午十二点整，太阳烈白地照着鹿港镇上。”［3］这一形象化的细部描写，为本文分析李昂小说中的“鹿港”意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衰败的林氏祠堂、颓萧的“风月楼”、鬼气森森的乡间小路、远离中心城区的屠宰场令人触目惊心；极富迷信色彩的女鬼“菊娘”与“吊死鬼”的传说，“自七月初一到八月历时一个月的普渡”，祭拜神灵、鬼怪、先人的氤氲的烟火，杀猪灶前的“兽魂碑”……极度地渲染着这里的恐怖与不祥；母亲的突然消失，不断展演的杀生场景（杀猪、斩杀小鸭、杀夫），不成功的自杀行为（阿罔官的上吊），林市偷吃“拜拜”的几乎病死的经历……所有在类似《聊斋志异》、《鬼吹灯》这些恐怖至极世界中出现的场景在“鹿港”小镇中不断地上演。正是在这个恐怖、奇异、破败、凄凉，没有生机、令人窒息的封闭小镇，作家发现了其固有的文学价值。作家无意披露这块土地的黑暗和肮脏，却以客观化的冷静写作，描绘出了这个充满历史沧桑之感的小镇上的神秘与鬼魅——在这里充满着各式的传说，有着浓厚的宗教气氛，愚昧迷信之风盛行在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之上。法国文学家、批评家H·丹纳，早就在其著名的《艺术哲学》中提及了自然环境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李昂小说世界中的“鹿港”，同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残雪的“黄泥街”和“山上的小屋”、鲁迅破败的“故乡”、沈从文的“边城”一样，都具有了文学空间地域意义上的特殊含义，并深刻地影响着作家的心理构成以及作家观察世界的独特方式。李昂曾经说过：“以我当时是个学生，处身于鹿港那样的小镇社会中，不免深切感受到我小说中出现的荒漠与隔离，那种只能静坐等待变化或救赎的空茫。因而，我的主角们采取一种最无望的自卫方式。”作家这一心理，在其早期的“鹿港系列”小说当中表现得最直接，可以说，《杀夫》是对此前“鹿港”故事的再书写，用灵异古怪的诡秘氛围和怪异诡谲的话语叙事，再次凸显了对家乡鬼文化难以割舍之情。

相较于李昂笔下的“鹿港”，张爱玲对《金锁记》中鬼境般的“姜公馆”则有着相似的迷恋。她对封建世家的描写，虽然是基于对普通人、事以及时代人性、人情的真实揭露，但架构在这些俗世基础之上的画外音却阴气十足，恐怖至极。“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默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4］其实，在张爱玲的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已经对葛薇龙姑母的巨宅有所提及，张爱玲研究专家唐文标就曾在《张爱玲研究》一书中指出其“鬼话”的特征，认为作品是在“说一个少女，如何走进‘鬼屋’里，被吸血鬼迷上了，做了新鬼。‘鬼’只和‘鬼’交往，因为这世界既丰富又自足，不能和外界正常人互通有无。”真正将这鬼魅艺术发展到极致的是《金锁记》，刻画了曹七巧由怨妇变成如吸血鬼般泼妇的过程。在姜公馆里有妯娌间的互相倾轧，有为争夺财产而展开的勾心斗角之战，更有为了获取金钱而不惜断送子女前程的扭曲变态的人格……所有这一切，都在这个腐朽不堪、泯灭人性的空间和场域里上演，呈现了人性的复杂多样。

实际上，无论是李昂笔下的“鹿港”，还是张爱玲小说中的“姜公馆”，都具有了特殊的形而上的哲学存在论意义上的含义。两位作家之所以都在刻画中突出了“恶魔式”的叙述方式，其目的就是为了在空间场景中，审视人性（尤其是审视在绝境中生存的女性的状况），为生存中的女性求得生命的安稳和作为女性而存在的意义，在充满鬼气、地狱般的场域空间中，发出女性源自生命原始之处的最强有力的呐喊。

二、恶魔般的呐喊主体：“陈林市”、“曹七巧”

李昂带着惊诧和幻想，不仅刻画了一个梦魇式的乡土世界，一种在现实演进中不断变异，给人恐怖、惊悸之感的荒凉世界，更将在困境中为求得生存而不惜穷尽自己力量不断反抗的呐喊者——陈林市的形象展示在读者面前，显示了人性的真实与源自女性个体的反抗和愤怒。“隐瞒与遮掩社会、政治、人性的真实性（当然包括黑暗面），假装看不到问题而认为问题不存在，即是一种最不道德的行为，是一种虚假与伪善。”［5］《杀夫》正是从人性的善恶角度做了一次大胆的尝试，而正是这种努力，让一直以来倍受争议的作家承担了更多无以言说的寂寞和苦楚，“我有时会觉得寂寞，真的是寂寞，那种被误解的寂寞，包括旁人由我的小说来猜测再加诸由我身上的种种指控，都令我觉得不曾被了解。还好我有自己的自信，否则，我感到的就不只是寂寞而是否定自己的崩溃了。”［6］陈林市处在自身身体、法律及经济地位被操控的边缘，为了获得一口饭吃，解决自己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嫁给了和她年龄相差很大的屠夫。这是一场身体与食物、性欲与暴力被还原到原始欲望层面的最低诉求，这样的两性婚姻是何等的惨淡恐怖！大量性活动的描写，一直是作家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作家试图表明，陈林市的痛苦不仅是饥饿，更有某种无以言说的苦楚。在周围恶言恶语以及旁人的讽刺、笑闹中，出身卑微的她，无法忍受陈江水没有限制的性虐待与控制，最终用一把屠刀结束了恶魔般的丈夫的性命。作家对陈林市这一艺术形象极度同情，对其举动是大加赞扬的，设置这样的情节结构，是对传统女性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彻底颠覆和解构，是其思考女性，叙述女性生存的新尝试。“……《杀夫》则重整李昂对鹿港中梦魇式的经验，以女性的、光怪陆离（female grotesque）的臆想文字，托出两性交争的煞气。《杀夫》的原版（联经版）与早期写鹿港女性的‘鹿港’系列故事如《西莲》、《色阳》等一齐刊出，似也点出李昂对此的自觉。……”［7］

相对于陈林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则显得更具特色，她不仅最终毁灭了自己亲生儿女的婚姻幸福，更葬送了自己。是生存还是毁灭，在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个问题，重要的是，这个被金钱禁锢着的女性，为了保住财产，为此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张爱玲作品“基本映照了一个阴阳不分、鬼影幢幢的境界。她的人物不论是遗老遗少，或是浪子佳人，个个飘荡在凄暗荒凉的宿命轨道上”［8］。曹七巧，这个在张爱玲小说世界中鲜见的“彻底性”人物，是一个充满了宿命性的人物。曹七巧是一个卖油女出身的农家妇女，其哥哥为了贪恋姜家的财产，将她送进了姜公馆这个地狱般的斗争空间，在这里，妯娌之间互相猜忌，人人各怀鬼胎、精心算计，围绕金钱展开生死的争斗。最终，长安、长白也成了曹七巧金钱幌子下的牺牲品，她甚至还主动揭自己儿女的短，断送了他们本该拥有的幸福人生，于是，金钱吞噬了亲情，更毁灭了人性。此外，作为一个疯狂的女子，面对失去性能力的丈夫，面对着各种争斗，她最终失去了正常的理智，成为一个歇斯底里的泼妇，一个恶毒的妇人。我们理解曹七巧所处的困境，但我们更关心的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无性的情欲膨胀，变态的对金钱的追求，还是人性最真实的展露？……韩国评论家赵炳奂在谈到张爱玲的作品时说：“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张爱玲对‘五四’以来新文学所倡导的英雄式个人主义采取了并不宽容的态度。她充分展示的是，个人为确保自身安危，极力把握一些实在的东西，譬如：金钱、爱情……张爱玲冷静地描绘了现代都市文明中的‘物化’问题———人的正常欲望被物的欲望取而代之。”［9］欲望是人生存的基本要素，但不正常、不理性的欲望却会导致人的异化，在姜公馆这个荒凉、没有任何生机、充满死气、呼吸窒息的狭小空间里，最终上演了梦魇般人性扭曲的变态之歌，这仿佛正是巴塔耶（GeorgesBataille）文学思想中的情欲、暴力以及死亡之间复杂关系的再现［10］。

综合以上对《杀夫》、《金锁记》中两个人物的分析与解读，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造成她们共同疯狂、歇斯底里、失去理智以及最终走向极端病态的原因，是她们对自身所处环境的反抗和呐喊。前者，是对性虐待狂的报复和反抗；后者，是为了紧守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财产。但是，她们都是作家给予较多笔墨的形象，透过她们看似疯狂但又可理解的行为背后，深藏了作家潜在的批判性观点和从女性主义角度，对人性、女性、个体的反思和审视：女性的存在意义究竟在哪里？她们要靠什么来确立自己作为个体存在的象征性符码？命运的轮盘将由谁来操纵？……这些问题为我们了解作家创作背后的用意，打开了一扇窗户。

三、“恶魔式”话语叙事背后：女性批判和命运言说

李昂对于自己作为作家的使命，曾有过这样明晰的表达：“文学与时代有非常必然的、迫切的关系，在这观念下，我不会写虚无缥缈的东西，写大家都很快乐或者大家都很悲伤，然后与当前的社会环境完全脱节。我是一个相信‘文以载道’的人，当然所载的道，不一定是中国传统的道统，却是一个作者，她觉得有使命所要反映出来的，以及她想借这种反映，对整个人类或整个社会提出看法的。”［11］同时，作家在《女作家对社会的巨视与微观》一文中也声称：“现在，经过许多思考之后，我为自己找寻的一个方向是偏向关怀更大的社会意义，落实在更大的社会层面上。”这些言说，具体落实到创作上便是从女性主义角度，采用女性主义的叙述话语，站在女性批判和命运言说的基础上，考量在男权统治之下另一半的存在状态——以“性”作为自己书写和挑战的工具，不断触及极具争议的敏感话题，以此来确立女性客体的存在。“她重视的是‘性’的社会意义对人造成的影响。她绝不是单纯以性为噱头，她以女性本位的立场出发，去探索社会变迁下的女性问题，通过女性在性方面的压抑、反抗与迷茫，表达了寻求女性独立，使女性摆脱‘他者’的位置而真正成为女性本身的努力。”［12］以《杀夫》为代表，作家着重塑造的具有泼辣、反抗与恶魔性质的女性人物是实践其文学主张的一个有效途径。陈林市的反抗，在这里已经不仅仅代表她个人了，而是在替一个女性群体进行命运言说，只是这样的叙述给人更多的是恐惧之感。

与李昂相比较，张爱玲更是一个难以归类的女性作家，虽然并没有提出自己的女性主义文学主张，但我们发现她笔下的女性人物都各具风采。费勇在《张爱玲传奇》中认为“《金锁记》所着力刻画的，是不幸的婚姻导致了一个女人怎样的心理变化，或者说，现实的缺憾怎样激发出了一个女人内心的阴暗面。几乎从未见过一个中国作家，能够将一种女性的心理渲染到如此令人战栗的程度。”曹七巧内心阴暗面的展现和激发，才使得我们在这里有将陈林市与之进行比较的可能。其实，张爱玲在自己的散文《谈女人》中曾经以女作家的身份和口吻对男女之间的关系做了比较，并对男性“以思想悦人”之“哗众取宠”的目的给予了嘲讽，认为其实和“以身体悦人”的女人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在张爱玲看来，作为有着时代觉醒性的中国新女性，“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13］曹七巧在恶魔般的、充满死气的姜公馆里，在目睹并看透了一切后，最终在疯狂意识的驱动下，一级一级地走向自己建造的黑暗阶梯，“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因此，从女性主义立场来观照，“张爱玲女权思想的前卫性与现代性，就在于她清醒地意识到了女性解放的理想幻灭，直接导致了她们人格弱点的彻底暴露……所以，《金锁记》对于男性读者来说，只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传奇故事；但对于女性读者而言，却是一种‘痛感’与‘惊悸’的心灵揭密。”［14］张爱玲与其笔下的曹七巧以及整个女性群体一样，在男与女的感情之间纠缠，心灵上的痛感和惊悸，在每一个具有传奇性的普通小人物身上上演。虽然“苍凉”是其文学世界的主调，但从女性主义、女性文化、女性实体对命运的抗争与思考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作品健康而又积极地探索了女性生存、发展的命运符码，是女性文学进程中的一个“传奇”。

四、结语

《杀夫》与《金锁记》是两位作家探讨女性命运与生存状态的经典文本，其中设置了众多阴森恐怖的话语元素，将极具“恶魔式”的语言构成符码叠置在一起，深挖了内在的言外之意。正是在这种话语叙述中，作家探讨了在女性主义文学语势下，作为个体女人的命运安排，并以此来唤醒女性意识的觉醒，言说在传统文学叙述中很少传达的女性积极反抗的一面。

［1］杨宏芹.试论“恶魔性”与莱维屈恩的音乐创作［J］.当代作家评论，2002，（2）.

［2］陈思和，周立民.关于恶魔性因素的对话［J］.黄河，2003，（4）.

［3］施叔青.约伯的末裔［M］.台北：仙人掌出版社，1969.

［4］张爱玲.自己的文章［A］.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5］李昂.我的创作观［A］.李昂·暗夜［M］.台北：皇冠出版社，1994.

［6］李昂.新纳蕤思解说［A］.李昂·暗夜［M］.台北：皇冠出版社，1994.

［7］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8］陈芳明.张爱玲与台湾［N］.中国时报，1995—09—10（3）.

［9］赵炳奂.张爱玲小说创作论［A］.子通，亦清.张爱玲评说六十年［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10］Georges Bataille.The Tears of Eros，Trans．Peter Connor［M］.San Francis-co：City Lights，1989.

［11］李昂.社会转型中的女性［J］.台湾文学选刊，1987，（2）.

［12］李果.论李昂女性意识的嬗变［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