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左艳（太原大学外语师范学院， 太原 030012）

曼璐是张爱玲小说《半生缘》中的一个反面形象，为了保住自己在夫家的地位，她竟然将亲妹妹曼桢骗来给丈夫祝鸿才生子，由此造成了妹妹一生的悲剧。然而，细心揣摩就会发现，曼璐的形象似乎是断裂的、不可理解的。因为曼璐曾经是一个有着崇高牺牲精神的天使般的女性，她做舞女完全是出于拯救整个家庭。为什么一个人的前后行为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呢？笔者以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与心理防御机制为理论依托，紧扣文本，剖析曼璐的心路历程，还原出一个在残酷的生活挤压中苦苦挣扎、播种的是善良收获的却是伤心和罪恶的、可怜可叹可悲可恶的“人”——曼璐的形象。

弗洛伊德把人的精神活动分为意识、前意识与潜意识三个层面。其中，意识是人的心理状态的最高表现，是人的整个精神世界的主宰，处于表层；前意识是暂时退出意识的部分，在一段时间里它可能不属于意识，但还是有可能返回到意识领域中去；潜意识则是人类精神活动最深层和最原始的部分，这个层面充满着不容于社会的各种本能和欲望，它们时刻想冲出前意识和意识的层面表现出来，只是由于意识的抑制作用被迫留在潜意识深处①。与之相应，弗洛伊德把人格结构也分为三部分：“本我”、“自我”与“超我”。“本我”是代表本能与原始欲望的“我”，遵循顺应本能冲动的愉快原则，处于潜意识层面；“自我”即处于意识层面的现实生活中的“我”，它以现实的原则理智地控制着“本我”的活动；“超我”是包括良心与理想两部分、带有理想的特征的伦理化的“自我”，它一方面约束“自我”以控制“本我”的非理性冲动，另一方面又比“自我”更进一步，遵循理想的原则②。“超我”与“本我”、“本我”与现实之间经常会有矛盾和冲突，这时人就会感到痛苦和焦虑。作为一种自我保护，“自我”会以压抑、否认、投射，退化、隔离、抵消、转化、合理化、补偿、反向形成等某种方式，在不知不觉中调整冲突双方的关系，从而一方面使“超我”的监察可以接受，另一方面又使“本我”的欲望得到某种形式的满足，以保持“本我”、“自我”、“超我”的平衡，达到缓和焦虑、消除痛苦的目的。

一、“前意识”促成的“超我”选择

中国是一个有着浓郁“长子”情结的国度，长子们在拥有权利的同时，也背负着沉重的责任感，在关键时刻最容易做出自我牺牲的举动。曼璐虽然只是家中的长女，但家中弟妹们很多很小的特殊情形，使她在成长过程中不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为“长子”，并将之内化为自己的道德规范，只是因为其暂时不属于意识的部分，她没有意识到。父亲死了，家庭立刻处于风雨飘摇中，生存危机诱发了曼璐“前意识”中的“长子”情结，她毅然放弃了自己美好的爱情和大好的前程，做出当舞女的人生选择，以柔弱的双肩担起了一个大家庭的重担。

曼璐的选择是一条不归路，因此，必须有一个说服自己安心去做舞女的充分的理由，她的人格结构才能保持平衡。她找到的理由无疑带有“崇高”的意味：“我”的牺牲换来的是全家人生活的安稳，是祖母和母亲的安度晚年，是弟妹们的健康成长。这种虽悲却壮、不乏凄美的崇高感，有效“抵消”、“压抑”了她做舞女的痛苦和不堪，使她在心灵深处将自己做舞女的行为“合理化”了。很显然，此时，曼璐人格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遵循“道德原则”，追求完美、理想的、德性的“超我”。

二、“意识”与想象支撑的“自我”坚守

岁月流不走曼璐做舞女的悲辛，却流走了曼璐的青春和资本，年老色衰不可避免地与曼璐联系上了。曼璐再没有挑选嫖客的资格，她沦落为私娼，但是她依然无怨无悔地坚守着，支撑她的是“自我”清醒的“意识”——这是“我”选择之初就注定了的结果，和她想象中的“爱情”。二者共同构筑了曼璐自我保护的防御机制，借以维持人格平衡，而对曼璐来说，后者显得尤为重要。

当时曼璐正上中学，这是一个幻想爱追求爱的年纪，而做舞女的现实使她不可能拥有爱情。于是曼璐只能沉浸在她幻想的爱情中。张豫瑾曾与她有过短暂婚约，于是她很自然地将自己不能容忍的冲动、欲望全都“投射”到了张豫瑾身上。在想象中，她与张豫瑾爱得忠贞不渝，即使亲眼看到张豫瑾追求曼桢，她依然认为“豫瑾如果真的爱上了她妹妹，也是因为她的缘故——因为妹妹有几分像她”，并感动于“他到现在还在那里追逐着一个影子”。可想而知，曼璐如何用这些想象来舔舐自己的伤口。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想象越来越发酵、夸张，她把张豫瑾珍藏在心灵深处，不容别人窥视，张豫瑾成为她在人间最后的安慰。也许在更深层的意识中，她也意识到这是一种自欺欺人，但唯有这样，她才能在悲苦岁月中坚守，才能度过一个又一个艰难的日子。

三、“潜意识”支配下的“本我”肆虐

在“想象”中曼璐求得了心理平衡，送走了最为艰难的岁月。妹妹曼桢终于长大，可以和她分担生活的重负了。可“想象”却在这时被无情地粉碎了。

（一）崇高“想象”的破灭。可以说曼璐能坦然接受天下所有人的侧目，却无法承受家人一点点的不齿，这是曼璐不能承受之重。但现实是残酷的，曼璐为之牺牲并用身体供养的家庭对她不仅缺乏温情，而且简直就是冷漠：最应体谅她的母亲不但没有体谅到她嫁祝鸿才是痛苦的无奈选择，却认为她“嫁得这样好”，并且“好像她完全是个局外人”，“一点顾忌也没有”地“把豫瑾和曼桢的事情一五一十说给她听”，丝毫不考虑她的感受；“曼桢向来最怕提起她家里这些事情，”以至于不敢让同事到家里取钥匙；弟弟杰民“对于曼璐的朋友一直感到憎恶”。

家人的态度极大地伤害了曼璐，曼璐陷入极大的心理焦虑和痛苦中，这痛苦、焦虑“转化”为躯体症状表现了出来：曼璐与母亲说话总是呛。然而做母亲的没有体谅到曼璐的“呛人”其实是以一种“反向形式”诉说，希望得到家人的理解，反而更加嫌弃曼璐。当曼璐意识到这些的时候，能做的就只剩下被动地自我保护了：她给母亲钱，以此“弥补”自己在生理、心理上的缺陷，掩盖自己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她在婚后独自搬出去住，“尽量避免娘家人到她这里来”，用“隔离”的方式，将不快的事实或情感分隔于意识之外。即使这样，曼璐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与坚守，因为她还有另一个想象——爱情想象支撑着她人格结构的平衡。

（二）爱情想象的破灭。毋庸置疑曼璐和张豫瑾是有过爱情的，但对张豫瑾来说，曼璐不过是“一个梦幻似的美丽的影子”。张豫瑾从未主动提起曼璐，而对曼璐的妹妹曼桢展开了追求。他“把从前的一切都否定了。她所珍惜的一些回忆，他已经羞于承认了”。残酷的现实将曼璐的爱情想象打得粉碎，她的精神世界转瞬之间被抽空了。

四、“本我”驱使下的魔鬼兽行

精神空虚的曼璐几近崩溃却终于没有疯狂，她放低身价，与一个几乎所有人都看不入眼的、丑陋的、既没钱又庸俗的祝鸿才过上一般夫妻的平淡生活。她接受祝鸿才，是因为他条件差，既可弥补自己舞女身份的缺陷，又可祛除“图他的钱”的嫌疑。为了一个常人唾手可得的愿望，曼璐可以说做了最大的努力，对她来说，已经是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了。但命运没有怜悯她，生活和她开了一个大玩笑：祝鸿才居然发财了！接下来的事情顺理成章：祝鸿才对曼璐先是疏远，几天几天的不回家，然后是破口大骂，最后发展到动手打人。曼璐再也看不到任何希望，能做的就只有思考一个问题了：“我”为什么落到了这步田地？“她在床上翻来覆去，思前想后，她追溯到鸿才对她的态度恶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那一天，她妹妹到这里来探病，后来那天晚上，鸿才在外面吃醉酒回来，倚风作邪地，向她表示对她妹妹有野心。”一个处于绝望境地的人想法往往偏激，祝鸿才对曼桢的觊觎，勾起了曼璐“失去”张豫瑾的痛，她将矛头对准了妹妹，认为妹妹恩将仇报，不仅横刀夺走了张豫瑾的爱，就连祝鸿才这样的人也要和自己争，是妹妹堵死了自己的生路。她陡然生出了对妹妹的无比仇恨。“超我”主导的人格结构的平衡被彻底打破，而不理会社会道德与外在的行为规范、以获得快乐避免痛苦为唯一要求与目标的“本我”挣脱了“超我”的监察，溢出了“自我”，从不被个体所觉察的潜意识层面，跃升到意识的层面，主宰了曼璐的整个精神世界。为了自身的快乐，曼璐放弃了已经学会的成熟态度和行为模式，使用幼稚的“借腹生子”的方式来满足自己“拴丈夫”的欲望，从而完成了由“天使”而“恶魔”的转变。

结 语

曼璐是让人唏嘘的可怜可悲可叹的悲剧性人物。从对她的精神分析中，我们看出，她的蜕变是环境逼迫下的必然结果。与曼桢一样，她也是一个被损害了的人，她的魔鬼般的兽行是无路可走时最后的自我保护方式。她不是魔鬼，她是一个人。

①② 童庆炳、程正民主编：《文艺心理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第28页。

（文中所引《半生缘》的原文，均见张爱玲著《半生缘》，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