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祺

摘 要 《台北人》作为白先勇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部深具复杂性的作品。小说中，作者塑造了系列以尹雪艳与金大班为代表的上海舞厅舞女的经典形象。而本文，便旨在从这两个角色着手，通过她们的身份、背景，去透视作者内心的命运意识与悲悯情怀。

关键词 舞厅 舞女 命运意识 悲悯情怀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1情与欲：百乐门中的舞女

具有浓郁特色的旧上海建筑以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作者在《台北人》中构筑了一个繁荣升平的现代乐土。从《永远的尹雪艳》到《最后的金大班》，百乐门舞厅更是其中意味十足的存在。三十年代上海工业兴起，消费娱乐业也迅速发展。白先勇对百乐门的建构表达了他对现代中国的某种想象，尹雪艳和金大班作为出身其中的舞女，她们的形象更富于象征意义。

“……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一径那么浅浅地笑着，连眼角儿也不肯皱一下。”尹雪艳的外表首先就“冷”。她辗转于各个达官显贵间，纵使有人为她千金散尽，家破人亡，她也没有为谁过分停留。她以一种傲视众生的姿态，游离欢场，仿佛看尽世间冷暖，以致平静无波。与她相比，金大班就截然不同了。“一件黑纱金丝相间的紧身旗袍，一个大道士髻梳得乌光水滑地高耸在头顶上；耳坠、项链、手串、发针，金碧辉煌地挂满了一身，她脸上早已酒意盎然，连眼皮盖都泛了红。” 不同于尹雪艳的冰冷，金大班浑身都写满了世俗。她手拿鳄鱼皮皮包，脚踏三寸高的高跟鞋，嘴里说的话心里想的事，几乎都离不开一个钱字。童大经理嫌她来得太晚，她说：“今天夜晚我倒要和你把这笔账算算……再说，我的薪水，你们只算到昨天。”准备下嫁给陈发荣之前，她早就打听好他有多少财产。就连周董事长请她帮忙哄哄小如意，她也趁机要了十桌酒席。她的言语行为也满是低俗，动不动就“烂污瘪三”以及在大庭广众之下，一屁股坐到年轻小伙的两腿之间使劲磨蹭。这些在舞厅浸淫多年形成的特性，使金大班的形象更具代表性，她比尹雪艳更像存在于这种都市公共空间中的物欲的集成者。

2今与昔：两座城市的岁月变迁

欧阳子认为，《台北人》中的主要角色有两大共同点：“一、他们都出身中国大陆，都是......随着国民政府撤退来台湾这一小岛的。离开大陆时，他们或是年轻人，或是壮年人，而十五、二十年后在台湾，他们若非中年人，便是老年人。二、他们都有过一段难忘的‘过去，而这‘过去之重负，直接影响到他们目前的现实生活。”尹雪艳和金大班的“过去”之重负就是上海往事。从前的尹雪艳出入过各式各样的高级场合，而今身处台北高级住宅区中，她也不降低排场。“老朋友来到时，谈谈老话，大家都有一腔怀古的幽情，想一会儿当年，在尹雪艳面前发发牢骚，好像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而金大班，在台北市闹市区的夜巴黎做领班，尽管青春不再，从言语间我们还是能窥见她的辉煌过去。 “好个没见过面的赤佬！左一个夜巴黎，右一个夜巴黎。说起来不好听，百乐门那间厕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从这些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尹雪艳与金大班现在台北的生活，是无法与从前上海相比的。只是相比尹雪艳完全活在对过去的复刻当中，金大班则已基本接受现状。白先勇对这两个人物有他不同的态度，他已经借尹雪艳之口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又能保得住一辈子享荣华，受富贵呢？”[]暗示她的终将败亡，而金大班世俗面相之下深藏的那一点温情也表现了他对这一人物的同情。

透过这两个人物，我们可以感觉到由今昔之别引发的时过境迁之感。白先勇在《台北人》首页提下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正恰当贴合了这种情感。这种感觉究竟来自何处？我认为可以从城市的变迁和由此引发的人物家国意识来考量。

战后初期，上海的文化因子随着大量移民来到台湾，台北街头存在很多上海印记。20世纪50年代，台北很多街景甚至如同上海的复刻。小说中，尹雪艳在新公馆和金大班身处的夜巴黎，实际上是对百乐门生活的移植。百乐门所展现的奢华代表了她们往昔的光辉岁月，而她们作为风月场中的佼佼者，在其他有志难酬之人的心中更是上海十里洋场繁华的佐证。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由尹雪艳领队的太太们见到她都能想起上海大千世界的荣华，从某种程度来说，尹雪艳替这群身处台北的无法回乡之人营造了一场幻境，让她们恍惚自己仍身处过去。从根本上看，上海在很多方面本就是西方的复制品，台北更是根植在这一复制之上的二次复制。复制就算再精美，质感总有失真，本質也不会改变，这也是居于台北的人们始终感到生活与上海有差距的原因所在。

由此，我们得以窥见这群人心底的家国意识。《台北人》里描述的这一群人，其实都不是台湾的原住民，她们虽看起来像台北人，实际上却在大陆与台湾夹缝中艰难生存——无法回到故土，又不能融入新的家园。她们在岁月的流逝中清楚意识到一个海峡把自己与大陆隔出一生的鸿沟，所以在她们身上，往往存在一种异地漂泊的“无根”之感，由这种“无根”之感，进而引发对祖国、对故土浓厚的怀念与依恋之情。透过小说当中主人公，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国家的兴衰、巨变。这种视野的扩大，在让人对这漂泊之感产生共鸣的同时，使小说生发出一种世事多变，去国怀乡的历史苍凉之感。

3灵与肉：人物的命运指向与作者的情感（下转第119页）（上接第112页）诉求

通过人物形象及城市变迁，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捕捉白先勇的深层意图。单就尹雪艳来说，白先勇其实赋予了她相当的神性色彩，使她立足于一个似乎凝固不动的时空场域中。毫无疑问，尹雪艳是欲望的象征。欲望是人类的天性，与生俱来，尹雪艳作为欲望本身，自然会有恒久的性质，并且极具吸引。以这种欲望为媒介，其背后实际指向的是一个更加终极的人生命题——命运。表面上人们在欲望的漩涡中你死我活，实际上他们都逃不过命运的网，无论现时的得意失意，最终迎接他们的都是死亡。从这个角度看，那一个个暴死于尹雪艳身边的商贾名流身上瞬间有了宿命的意味。尹雪艳不是妖孽，人们对于她的恐惧其实源自于人们对于命运本身的畏惧。再看金大班，如果说尹雪艳是以局外人的身份俯视众生对命运的挣扎，金大班则以局内人的身份再一次向我们证实命运的不可抗。她身上有一种悖论的存在。虽是舞女，她曾也心比天高，对爱情有过憧憬。可是，她终究没能抗争过命运的安排，选择嫁给一个她曾唾弃的有钱的“棺材板”。她一方面不得不为了生存向现实法则低头，一方面却仍心有不甘。正是在这样一种适应现实和怀想过去的两难窘境中金大班的宿命形象和悲剧意味才更加明显。

尹雪艳和金大班体现的历史流变和命运意识，正映照了作者内心的悲悯情怀。这种对人的生存的苍白和无奈的展现，体现的其实是白先勇具有悲剧色彩的命运观。联系白先勇的童年经验“早年在上海的生活对我来说，已经积累成为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迹，当时并不觉得有多么重要，直到开始投身写作时，才发现童年在这里所经历的那些事，对于我的作品具有一种决定性的意义。”20世纪6、70年代的台湾正经历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运动，由他父辈所带去台湾的旧的价值观早已瓦解。思想困顿与经济反差产生的驹隙也造成他新的价值观的建立的困惑。应该何去何从？也是他一直在探寻的。可以说，作者所展现的上海过去与现实的差距，实际上也暗含台湾岛内新旧价值冲突的现实。只是，这样的观念是否太过悲观，而关于上海的想象是否太过美好而忽视了其黑暗面，就是我们另外要考虑的了。

参考文献

[1] 白先勇.台北人[A].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

[2] 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白先勇《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A].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3] 张屏瑾.摩登革命：都市经验与先锋美学[A].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