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平（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重庆408100）

两种生命形态的对比与选择
——郁达夫《故都的秋》主题新探

□梁 平（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重庆408100）

《故都的秋》 生命形态 情感倾向

《故都的秋》是高中语文课本中的经典篇目，然而人们对它的解读却出现了偏差，以致全文显得支离破碎，自相矛盾。该文本身是一个完备的整体，问题出在人们对它的理解过于字面化，缺乏对文章深层信息的捕捉与领会，不明白故都之秋与南国之秋的象征意义，未能上升到生命形态层面进行整体把握。该文本意在于通过故都之秋与南国之秋的对比，象征性地表明两种不同的生命形态，并选择、赞美像故都之秋一样的生命形态。

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三册《教师教学用书》这样归纳《故都的秋》的主题：“本文通过对北平秋色的描绘，赞美了故都的自然风物，抒发了向往、眷恋故都之秋的真情，并流露出忧郁、孤独的心境”。为了强调这种归纳的合理性，该书紧接着提醒道：“在把握本文主旨时，要注意理解作者思想感情的时代性。社会风云和个人遭际在作者心里投下阴影，以致对故都清秋的‘品味’夹杂着一些苦涩。”这样的归纳相对于《故都的秋》的文字表面意义而言是合适的，但我们结合文章深处透出的信息来看，就显得不尽合理甚至自相矛盾了。既是“赞美”，就该身心归服，既是“向往、眷恋”，就该沉湎其中自得其乐，何来“忧郁、孤独”？同时，该书提醒注意作者思想感情的时代性，似乎是说“故都的秋”就是时代的缩影，而当时北平的状况岌岌可危，难道作者会去赞美一个同样岌岌可危的时代么？既然说作者谈及古今中外写秋诗文是要营造一种文化氛围，那么作者为啥在此处又说到了不具文化意味的囚犯怀秋呢？《用书》的解读带来的矛盾是显在的，但优秀的作品往往自成体系，就算隐含着矛盾，作者也会在自足的体系中妥善解决。也就是说，《故都的秋》自身并不存在以上的矛盾，问题出在人们的理解过于字面化，缺乏对文章深层信息的捕捉与领会，不明白故都之秋与南国之秋的象征意义，未能上升到生命形态层面进行整体把握。

文思：不是两种秋天，而是两种生命形态

《故都的秋》写于1934年8月17日，其时他到北京才四天。携家带口，长途奔波，而北平也并非安宁之地，文章里透出的“忧郁、孤独”以致“悲凉”的情调自然是他此时真实心境的写照。而他是浙江人，身处北平之秋，对江南秋景的怀想也自然成为他的一种心理元素。可以说，整篇文章的起意就是源于故都与故乡的差异，没有故乡作参照、反衬，他对故都清秋的感受和体验就不会这样深入、细致。但若通过比照仅仅表达“厚此薄彼”的意图，也不算高明，就事论事始终是写作的大忌。借得眼前景，敞露真性情，出入虚实间，最终表达对生命的感悟，呈现出独有的生命形态，才是为文之要道。那么，我们就来看看郁达夫作此比照的真正用意。“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这固然是对南方之秋的感受、描写和评判，很真切。但作者总觉“赏玩不到十足”，让人不痛不痒，遗憾连连，这已然不是单纯的风物评判了，它联结着作者生命形态中的生命意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说环境对人的身体生理、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生命形态有制约作用。但是，人不会被动服从环境，而是对环境有着自己的感知、认识、判断和改变。一个人对所处环境不满，其实也就是环境特征与生命形态不吻合引起的。而问题在于，小环境可以改变，大环境却稳固、持久，要想生活于与自己生命形态相合的大环境，要么通过冥想，要么远走他乡。因此，我们看到郁达夫不满于南国之秋，实际上是因为他在此找不到合于心性和生命的元素，因而对北平之秋心向往之。他对北平之秋做出深入、细致且深情的描写，即表明北平之秋最合于他的生命形态。由此看来，无论是故都之秋还是南国之秋，只是作者借以感发生命的媒介，它们本身并不是文章的终点和主旨。文章的最高意味在于，通过故都之秋与南国之秋的对比，象征性地表明了两种不同的生命形态，并选择、赞美像故都之秋一样“清、静、悲凉”的生命形态。

两种生命形态，一为“轻浅庸常”，一为“深刻厚重”。作者说自己在市民中“混混沌沌地过去”，这不仅仅是对个人一时状况的描写，深意在于对第一种生命形态进行形象化表达，亦即说一时的状况隐现着恒常的形态。“混沌”即是无知觉，无意识，显得机械、木然。这样的生命形态缺乏激情与奋进，固然可以生活得无忧无虑，轻松快乐，却也最容易流于碌碌无为。作家总是想着有所为的，并且有很强的创造欲，因此绝不可以安于现状，他往往被想象带出人群，又在实际上付诸行动，以求“深刻厚重”，实现理想的生命形态。“深刻厚重”不会凭空获得，而不“深刻厚重”只能写出粗浅之作，这就决定了一个有追求的作家必然要饱经沧桑且不惮于沧桑。郁达夫就是这样的作家。这在他本次北上途中写的《海上通讯》中体现得很清楚：“我此番北行，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寻快乐而去，我的前途风波正多得很哩！”明知此去“风波正多”，却依然前行，不正是一个真作家应有的胸怀么？古人早就说过“文章憎命达”，优秀作家总是与人生坎坷相伴的，没有大磨难，难成大作家，这便是故都清秋“悲凉”意味的人生基础。在“轻浅庸常”与“深刻厚重”间，郁达夫选择了后者，并说南国“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在这样的对比、赞美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故都之秋的“悲凉”是欣然接受的。单从生理角度看，这让人很难理解，因为为求身体舒适，谁也不愿受此冷寒，那么，作者的接受显然是着意于一种人生的审美态度了。“轻浅庸常”是南国之秋的特征，但更是一种生命形态的形象化表达；“深刻厚重”是北国之秋的质地，实则指向另一种生命形态，南国和北国的秋景，具有象征性。两者间，作者的情感倾向明显偏重于后者，认为“名花”“美酒”只会导致轻浅的人生。同样，文章最后“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一句，表面看是对故都之秋的眷恋、热爱，实际上是对“深刻厚重”以致“悲凉”人生的执著追求，哪怕为此损寿也在所不惜，那实在是对来自“深刻厚重”的辉煌人生的企望。“轻浅庸常”往往长命，“深刻厚重”往往短命，而郁达夫看重的是后者，亦即“浓缩”的人生。他四十九岁被日本宪兵杀害，并且是在异国他乡，不幸为自己追求的生命形态作了谶言似的注脚。

主题：不是向往故都之秋，而是向往如秋的厚重人生 对文章中插入的古今中外写秋诗文一段，《用书》解释为“似乎要创造一种文化氛围，于自然气息之外再添一重文化气息，与‘故都’文题暗合。”这也是不妥的。如果真是这样，此处写到囚犯在秋天“不能自已的深情”就很不合适，因为囚犯怀秋不属文化范畴，而是个体生命在特殊境遇中的生命感怀。《用书》以文化氛围笼统概括本段意义，显然是忽略了有关“囚犯”的文字信息，以致显得勉强、矛盾。其实在作者心里，这样的矛盾并不存在，因为无论是诗文作者还是囚犯，对于秋天的悲凉都有着一致的感受和体验，这不仅仅由于面对同样的秋天，更重要的是诗文作者与囚犯有着相似的人生遭遇，那就是对生命苦难的承受。因此，作者在这里宕开一笔，不是要营造文化氛围，而是要用自己以外的事实更有力地强调一个普遍的道理：只有在沉重、险恶的生命状态里，人的心理能量才会被激活，也才会有“不能自已”的深情和深沉、悠远的诗文。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解决本段字面上存在的矛盾，把全段统摄为一个整体；也只有这样理解，才与前面分析出来的郁达夫对于“深刻厚重”的生命形态的追求相吻合，从而显示出全文的一致性和整体性。

至此，本文开头的质疑就可以得到合理、妥善的解答了。作者是在“赞美”、“向往、眷恋”，但内在的对象是“深刻厚重”的生命形态，故都之秋只是媒介和这种生命形态的形象化载体。这样的生命形态必然伴随着“悲凉”的意绪，或者说“悲凉”是抵达这种生命形态的必由之途，所以全文浸透着“悲凉”情调是自然而然的事。这正是古今中外大作家的人生模式和优秀作品的共同特征，郁达夫也不例外。其可贵之处在于他对这样的“规律”有着清晰的认识并自觉地追随。同时，故都之秋当然脱不了时代的气息，但作者并未将它当做时代的缩影，而是视为与这种生命形态相映的物质环境，带有普遍性。因此，作者的赞美并不指向那个时代，而是凝结于自己所认定的生命形态。如果作者真的只是限于那个时代，后文也就不必说到古今中外的诗文了，引述那个特定时代的特定诗文会更合适。但作者实实在在“古今中外”了一番，这表明他的情怀已然超越了那个具体时代，落脚于对人类普遍性问题的探求、张扬和表述。这正是《故都的秋》几十年来传诵不绝的奥秘所在。有人说优秀的作品往往是“写什么，像什么，但最后却不是什么。”《故都的秋》恰好印证了这个道理。优秀作品总是追求“言外之意”“文外之意”，如果我们只顾字面意义，就只是对作品进行表面化理解，并且可能陷入支离破碎、文理不通、前后矛盾的解读困境之中。《用书》对《故都的秋》的解读正是如此。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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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平，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