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克强 袁 平（宜宾学院， 四川 宜宾 644000）

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改良主义的思想，特别是他们后期试图通过文学的武器，改良国民的精神的思想，对鲁迅的影响很大。鲁迅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就在于他起点很高，执手文学一开始就站在对人性、国民性、国民精神的深度和高度，对民族文化人格的整体进行思考。许寿裳回忆鲁迅时说，他们早在留学日本弘文学院的时候，鲁迅就和他经常讨论三个相关的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就是说早在鲁迅日本求学的青年时代，弃医从文以前，就在深刻和宏阔地关注国民精神的启蒙问题，就在思考如何医治和拯救国民性的病根。也即许寿裳说的“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后来所以毅然决然放弃学医而从事文艺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他知道即使不能骤然得到全部解决，也求于逐渐解决上有所贡献。因之，办杂志、译小说，主旨重在此；后半生的创作数百万言，主旨也重在此”①。茅盾先生也评价鲁迅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颂扬者，同时也是对国民性、民族性的拷问者。他认为：“鲁迅先生三十年功夫的努力，在我看来，除了其他重大的意义外，尚有一同样或许更重大的贡献，就是给三个相关联的问题开创了光辉的道路。”②

鲁迅的伟大首先是他人格的伟大。文学家要塑造出有影响的人物的文化人格，关键在于他自身要有伟大而深厚的文化人格。许寿裳说：“鲁迅的作品这样伟大，其原因何在？我敢说，这是由于他的人格的伟大。”鲁迅的人格，许寿裳先生归纳了几点：真诚，挚爱，坚贞，勤劳，思想的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富于创造的精神。③由于鲁迅先生的人格崇高和深邃，因此能洞察国民的精神和劣根性。他推崇的是：“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鄙视的是：“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懦，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坟·论睁了眼看》）早期的鲁迅，由于具有启蒙思想和人文主义精神，所以对国民的劣根性与奴性深恶痛绝，坚决主张改造国民性，“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他最早拿起了小说创作的武器，以斗士的姿态创作出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

鲁迅留学日本，原本是为了通过学医，医治国人的病体，使国人强壮起来，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但在以上一些思想的影响下，他深刻认识到救国必先要唤醒的是民族的精神，强健的是国民的精神。给他影响的是中国改良主义的先驱们以及西方的启蒙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而直接的使他弃医从文的原因，是从画片中看到一群麻木的中国人围观一个被日军砍头的中国人，正如《呐喊·自序》中说的：“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精神和思想文化的影响，再加上这样的刺激，使年轻的鲁迅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拿手术刀的普通医生，而有了一个思想文化的巨人。

把手术刀换成了笔而握在手中的鲁迅，开始深入剖析国民的灵魂和劣根性。许寿裳先生说：“对于国民性劣点的研究，揭发，攻击，肃清，终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使我始终钦佩的原因之一。”④鲁迅一开始就把中国现代小说带到了一个制高点，从文化精神的高度来塑造民族被扭曲、被腐蚀、被吃掉的人性、灵魂与人格。高峰的顶尖是鲁迅的《阿Q正传》，根据大家的共识，在其人物的塑造上至今还没有一部小说能够超越它。

一、《狂人日记》的病态人格塑造，揭示了封建礼教吃掉的是民族的人格

鲁迅的《狂人日记》受果戈理的同名小说的影响，描写的是精神迫害狂者的形象。但由于鲁迅先生是站在启蒙和人道主义的高度，又深谙封建文化对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戕害，因此他的第一篇中国的白话小说不仅在语体形式上开创了现代小说的先河，在小说人物塑造和内容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的：“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里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渺茫。”（《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我们说中国现代小说起点很高，一开始就是从人物的人格塑造或刻画入手的，就是指《狂人日记》所描写的人物是一个精神迫害狂，而作者正是通过这个精神迫害狂来猛烈地抨击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文化。小说中的狂人，是个患迫害症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前面说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早在20世纪初就传播到了中国，这对鲁迅肯定产生了影响。从小说的人物塑造上鲁迅自己说过，受到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影响，但在人物的内容影响上却比果戈理的狂人深刻和广博。所以在狂人形象的精神病因上，弗洛伊德的精神病理学的分析，从人物的精神意识的深层次分析，显然对鲁迅有深刻的影响。鲁迅对人物的塑造告诉我们，中国现代小说一开篇就是从人物的精神意识层次的描写，从病态人格的塑造上开始的，所以是起点很高的。

人格心理学上的精神分裂症，是“在各类心理异常者之中，精神分裂症是最严重的一种；亦即通常所指的精神病。精神分裂症之异于其他心理异常者，主要在于患者心理异常的程度，业已达到丧失自主生活的功能，恶化至非住院治疗不可的地步”⑤。小说中的狂人，由于患了迫害狂的恐惧症，眼中所看到的人和狗，包括他的大哥，都是要吃他的，于是被整日关在家里，“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太阳也不出，门也不开，日日是两顿饭。”这也就是狂人的病态了，是一个典型的精神病患者形象。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特征，主要有“思想紊乱”、“知觉扭曲”、“幻觉与妄想”、“情绪错乱”、“脱离现实”、“动作怪异”等。狂人的病因，是因为从四千年的历史书籍上的“仁义道德”中，看出了“吃人”二字，于是恐惧被吃，思想中所有的人包括狗，都是要吃他的，所以他的思想已经紊乱。狂人以迫害狂的眼光观察所有的人和物，他的知觉是扭曲的，赵家的狗的眼光是要吃人的，路人张着嘴的一笑也是要吃人的，赵贵翁铁青色的脸是要吃人的，小孩子的议论也是要吃人的。恐惧和害怕被吃掉，使他产生了幻觉和妄想：女人骂儿子“咬你几口”，便是要咬他；佃户说的狼子村吃恶人的话，也是暗示要吃他；老中医成了刽子手，要他养病是养肥了好杀来吃；合伙吃他的，还有他的大哥。狂人的情绪也是失控的，在街上被女人惊吓，看病时放声大笑，黑夜和狗叫都叫他胆战心惊。鲁迅对狂人的描写，活脱脱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症的狂人形象。

精神分裂症中的迫害狂症，是由于恐惧引起的焦虑症。狂人恐惧死亡，恐惧被吃掉，因此引发精神的焦虑，整日处在受迫害的惶恐焦虑中。是什么原因引起狂人对死亡的恐惧的焦虑?这才是我们阅读和分析狂人病态人格形象的意义所在。小说中写道：“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引起青年一代人格病态的原因，原来是封建文化中虚伪的仁义道德所包裹的吃人的本质。封建文化何以吃人？一是封建家族制度的礼教吃人，那就是“吃人的是我的哥哥”。哥哥在小说中，代表着封建家族的最高权力，中国习俗是长兄为父，所以哥哥其实是父权和皇权的象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就是封建社会制度和家族制度共同的吃人的礼制，所形成的专制文化，它吃掉了国人的独立人格和人的独立地位，吃掉了人的精神。第二是愚昧的人们，他们是吃人的帮凶，帮着哥哥们吃人。如小说中的赵贵翁、交头接耳的路人、说“咬你几口”的女人，还有老中医，“所以他们大家联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我认识他们是一伙，都是吃人的人。”狂人形象是间歇性的精神病患者，正是这些处在危险边缘的青年知识分子，鲁迅认为还有挽救的可能，于是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狂人形象反封建礼教的意旨，是大家都知道的了。然而为什么鲁迅要塑造一个患迫害狂的精神病患者形象？而不仅仅是所谓的狂人性格特征？因为鲁迅的着眼点并不在于刻画出一个性格鲜明的狂人来，而在于通过对狂人病态人格的塑造，揭示出封建专制与封建礼教对民族人格的扭曲与戕害。

二、《阿Q正传》对丑陋的国民人格的塑造，尖锐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

阿Q的形象诞生八十多年了，对阿Q形象分析的文章恐怕数以百计，其形象意义的深厚与广博，即通常所说的典型意义，是至今还没有小说的人物形象能超越的。对阿Q形象的典型意义的发掘，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仅用典型性格的理论分析和理解阿Q是远远不够了。于是林兴宅先生在《论阿Q性格系统》一文中，试图用系统论的理论来概括阿Q的诸多性格特征，用性格系统来解决阿Q性格的诸多矛盾方面：“从这些性格元素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阿Q性格充满着矛盾，各种性格元素分别组成一组一组对立统一的联系，它们又构成复杂的性格系列。”一个人物，有着许多对立的性格组合，这在典型性格理论中是讲不通的。于是林兴宅先生又引入了“两重人格”的概念：“这个性格系列的突出特征就是两重性，即两重人格，自我幻想中的阿Q与实际存在的阿Q似乎是两个人，是不相容的两种人格，但它们却奇妙地统一起来。”⑥由于林兴宅始终没有走出典型性格理论，试图用系统论修补典型性格理论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尽管已经注意到了人格塑造的问题，但还是把人格混同于性格，虽然梳理了阿Q的诸多对立的性格特征的组合，仍然没有完成对阿Q整体人物形象的研究。

《阿Q正传》是鲁迅弃医从文前就在思考的三大问题的文学形象的结晶，是他留学日本以来立志要用文学拯救国民精神、重塑国民性和国民人格的文学实践。所以鲁迅在小说的“序”中说：“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年了。”作品中的阿Q，是个连姓氏都没有的小人物，鲁迅却给他做“正传”，绝不是游戏之笔，因为阿Q影射出的是国民劣根性和民族丑陋的人格。所以鲁迅是在为我们民族和国民的负面做“正传”。早年鲁迅致力于理想人性的追求，他要找到国民劣根性的病因，重新塑造国民性与民族的人格，因此鲁迅的小说创作一开始就是把笔作为了手术刀，用以毫不留情地剖出毒瘤和脓疮来。茅盾在早年赞扬鲁迅：“我看到了古往今来的若干伟大的Humanist中间的一个——鲁迅先生！”“古往今来的伟大的文化战士，一定也是伟大的Humanist；换言之，即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颂扬者。……正因为他们所追求而阐扬者，是‘最理想的人性’，所以他们不得不抨击一切摧残，毒害，蔽塞‘最理想人性’之发展的人为枷锁，——一切不合理的传统的典章文物。”⑦这就是鲁迅塑造阿Q形象的真实意图，也是他塑造人物的宏大视野的起点：从国民性和人格批判的高度来塑造人物。

人格是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和外在个性的构成整体，包含着性格、能力、需求、情绪、动机、气质、意志、态度、世界观、价值观等身心要素。所以，以上阿Q的多种表现特征，就是他丑陋人格整体中多种要素的表现。阿Q的身份，是农村中的流氓无产者，相当于懒虫、无赖与泼皮。他的精神胜利法，表现为妄自尊大却又自轻自贱，外强中干，失败之后便只会退回内心，自我舔舐伤口而通过诅咒他人获得满足。这是他精神和情绪上的病态，是精神病患者中的人格分裂症状的表现，他不敢正视现实中的失败，只能用幻想来获得补偿。这就是康克林在《变态心理学》中说的：“许多患心理病的人在过想象生活时发生一种自己觉得伟大的迷狂症，这就叫补偿作用。”他的争强好胜，好斗霸道，然而一遇强者便忍辱屈从，具有奴性的懦弱与卑怯，是他的性格和意志的特征。质朴愚昧、率真任性和圆滑无赖，是他的气质的表现。狭隘保守、排斥异端和要造反，是他的动机和价值观的体现。他揪小尼姑的脸、要和吴妈睡觉，是他的需求的表现。他正统卫道、趋炎附势、盲目趋时，是他的世界观的作用。他的麻木健忘和安于现状，是他对待现实的态度。所以，我们站在人格构成的高度，对人物整体塑造进行分析，就能梳理出人物形象在塑造中表现出的整体性和丰富性。

三、鲁迅其他小说中人格塑造的分析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是一个人格被封建文化严重扭曲的人物形象，儒家的学而优则仕和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所毒害和侵蚀了不少的小知识分子，扭曲了他们的人格。孔乙己就是死抱着迂腐的知识分子架子，而无求生技能，又好吃懒做，潦倒于偷摸而又死要面子的病态人格的代表人物。孔乙己读过一些书，但始终没有考取秀才，却不肯劳动，没有求生的本领，又好吃懒做，堕落为小偷小摸。这是孔乙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决定的，封建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科举制度促成了孔乙己等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一生只图功名而轻视和看不起劳动，最终成为死读书而百无一用的蛀虫。他的性格被扭曲为迂腐、死要面子，为表示自己是读书人，“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说话满口之乎者也，经常卖弄学问：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狡辩而偷换概念“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鲁迅先生早年对国人的丑陋人格是深恶痛绝的，在他的《百病缠身的中国人》等文章中，就反复地揭示、批判过中国人的劣根性。他写文章、写小说揭露国民的劣根性的目的，就是“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疗”。对孔乙己之类的虚伪、懒惰、卑怯和死要面子，陈独秀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也是把救国的希望放在拯救国民性上，他认为“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我们中国人，天生有几种不好的性质，便是亡国的原因了”⑧。他批判的几种劣根性，就是不勤、不俭、不廉、不洁、不诚、无信。这些劣根性，孔乙己身上都有。他的价值观始终就是“劳心者治人”，穿着破长衫饿死也不肯学一点求生的劳动本领，只能做一只潦倒的寄生虫。他的动机和需求，都集中在虚无的科举功名上，以至于腐蚀了他的一生。他的意志和态度，已经被腐朽文化锈蚀得麻木和卑怯。鲁迅先生对孔乙己病态人格的塑造，深刻揭示了封建文化中的功名利禄对旧知识分子的扭曲，所以孔乙己也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人物形象。

鲁迅作小说，是为了唤醒国民的精神。《呐喊》中的小说，便是他的喊声：“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药》这篇小说，就是鲁迅的喊声之一。《药》中隐含着鲁迅对人们迷信中医偏方的讥讽，这是他散发父亲被偏方医死的情结。华老栓花了大价钱买刽子手康大叔的人血馒头，但根本没有医好华小栓的痨病，华小栓不久便死去了。当然这是作品的表层，作品的深层是鲁迅对以华老栓为代表的人群愚昧、迷信、麻木、冥顽不化的看客人格的描写，以怒其不争、恨其不醒的呐喊，试图唤醒国民的麻木的灵魂。为了使自己的喊声不单是悲哀，“所以我往往不惜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以给麻木的人群一点希望的光明。鲁迅对看客人格的精神、心态和行为是非常鄙视乃至于愤怒的，是促使他弃医从文的动因。《药》中以华老栓为代表的看客，对革命者的死，不但没有半点同情与惊觉，反而食其血、笑其疯、喊其好。鲁迅对他们的批判和哀怨，通过群体人格的刻画，力透纸背。

鲁迅的小说可以用深邃来评价，他的二十多篇现实题材的小说并没有宏大的题材，但他以小题材触及的是人的人格、精神和内心世界，深刻关注的是国民的人性和精神本质。他的《祝福》就是在关于人的灵魂的问答中，揭示了封建礼教对人格的毁灭，从文化人格塑造的层面批判了传统文化腐朽的一面。从小说的阅读中，我们感到祥林嫂是在争取一种独立的人格，从而获得做人的地位和生存权。虽然小说的很大篇幅是描写祥林嫂的坎坷与苦难的生活状态，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苦难并没有击垮祥林嫂。死了前夫，为躲避婆家的卖婚，逃到鲁镇帮工，被婆家抓回，卖到深山贺家，后夫害伤寒死去，儿子被狼咬死——历尽灾难的祥林嫂再次到鲁家，虽然境遇改变得非常大，手脚已没有先前灵活，记性也坏了，逢人就说她的儿子阿毛，但她并没有完全垮掉，还在坚强地支撑着。让她垮掉的，是封建礼教的氛围，因为她是不祥的女人，鲁四老爷家以往祭祀的饭菜、摆设都是祥林嫂一手操办，而今却一样也挨不上手。镇上的人也一天天对她冷淡起来，周围全是又冷又尖的嘴脸。再加上她听说人有魂灵，死后下到地狱里，她的前夫和后夫还要争她，阎罗王只得把她一锯两半；活着已经毫无人的尊严和地位了，死去还要被阎罗锯成两半，这就让祥林嫂感到恐怖了。但她还在挣扎着，因为柳妈说只要到庙里捐了门槛，就可赎一世的罪名。于是她挣够了钱，到庙里捐了门槛，回来时“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但是冬至的祭祖再次给她打击，她连祭祀的酒杯和筷子也不能碰。“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只是一个木偶人。”沦为乞丐的祥林嫂，最终死在过年的爆竹声里。封建礼教吃掉了祥林嫂的灵魂，毁灭了她的人格，使她失去了做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和地位。所以祥林嫂失去的生存并不是衣食的生存，而是人格独立和精神层面的生存，因此《祝福》不仅仅是一篇描写苦难的小说。

鲁迅的文学观，一开始就是为民族为国家的文学，从来不是为文学而文学。他的小说所揭示和批判的国民性的弱点，所塑造和鞭笞的前现代社会的病态人格，不仅仅是为了描绘丑陋的中国人的面相，而是不留情面地解剖了中国人的蒙昧和愚痴，虽然在当时阶级和民族斗争激烈的时代，并不是解救中国的主流道路，但为今天民族精神的革新和国民性的重塑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尤其是他总站在现代文学的潮头，从整体人格塑造的高度和深度来塑造人物形象，为当前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优秀的典范。

①②④⑦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112页，第113页，第7页，第112页。

③ 参见《鲁迅的人格和思想》，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77页。

⑤ 张春兴：《现代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481页。

⑥ 林兴宅：《论阿Q性格系统》，《鲁迅研究》，1984年第1期。

⑧ 引自《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