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典籍英译：谁译？如何译？

2010-08-15李海军湖南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常德415000

名作欣赏 2010年33期

□李海军（湖南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常德 415000）

21世纪中国典籍英译：谁译？如何译？

□李海军（湖南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常德 415000）

中国典籍英译异化翻译策略

21世纪是将中国典籍英译到英语世界的最佳时机，既可满足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又符合中国政府增强中国在国际上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方针；21世纪中国典籍英译既需要西方汉学家的鼎力相助，更需要中国当代英语学者和翻译家勇挑重担；21世纪中国典籍英译应该主要采取异化翻译策略。

引言

中国典籍博大精深，蕴涵了丰富的中华文化。自明末清初以来，西方译者将中国典籍作为主要的翻译目标，大量将其英译到西方世界，以满足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诗经》、《道德经》、《论语》、《文心雕龙》、《孙子兵法》、《庄子》、《红楼梦》、《聊斋志异》、唐诗宋词等大量中国典籍通过翻译进入西方人的视野。由于受到西方译者“本族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以往的西方译者翻译中国文化典籍时大多采取了迎合译语读者的归化翻译策略，翻译过程中曲解、误译中国文化的事情屡见不鲜。时间进入21世纪，历史文化语境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此时的中国典籍英译也应随时代而变。

一、21世纪：中国典籍英译的大好时机

21世纪是一个提倡“文化多元化”的世纪。此时的人类文化，既非“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的两极对峙形态，亦非“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的世纪，而是东西文化互学、互动、互渗、互补的世纪。此时，“西方主流理论家逐渐开始关注文化的多元发展问题，他们正在从西方中心论中走出来，试图了解他种文明”①。这个时期，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推进不同文化间的宽容和理解成了大家十分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才是整个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指出：“在日常生活当中，随着愈来愈互相依赖的全球经济的发展，我认为语言和文化特点的复兴即将来临。简而言之，瑞典人会更瑞典化，中国人会更中国化，而法国人也会更法国化。”②他们意识到，全球化使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的机会越来越多，为各种文化体现其本色和特性提供广阔的舞台。在这个文化交流过程中，文化交流各方应该本着“和而不同”的原则，处理不同文化交流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冲突，这样才能使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国家和地域能够在差别中得到共同发展，推动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文化交流各方应拥有一种包容的心态，理解差异、尊重差异，这样才可以既保持自身文化的特点，又通过交流获得发展，实现多元文化并存，互相促进，减少冲突，由文化上的对抗变为对话，才能使文化交流各方都得到发展。欧洲著名的理论家翁贝尔托·埃科（Umberto Eco）1995年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说时提出：“了解别人并非意味着去证明他们和我们相似，而是要去理解并尊重他们与我们的差异”，他强调他的北京之行，不是像马可波罗那样要寻找西方的“独角兽”（unicorn），而是要来了解中国的龙。1999年，他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建校900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特别强调：“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的差别越多，就能生活得更好，就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相互理解的范围之中。”③在这种背景下，西方世界开始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学习和借鉴他国文化。

另一方面，古老的中华民族再度复兴，中国在经济、文化方面快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以其自身的优势而受到了越来越多西方人的关注，不少学者提出向中国文化学习和借鉴的观点。例如，英国著名学者，《中国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说：“事实上，世界上其他各国都需要满怀虚心地向中国学习。不但要向现在的中国学习，还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的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全人类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④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讨论“21世纪的挑战与希望”，其中东方哲学、儒家文化曾经是一个讨论的热点。会后会议的主持人阿尔文博士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还要到2500年前的孔子思想中去寻找智慧。”⑤21世纪，中国政府也提出了在国际上增强中国软实力的战略方针，其中一项就是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软实力，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向全世界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如在全球开办孔子学院、在全世界范围内举行“汉语桥”演讲比赛等等。因此，此时将蕴涵有浓厚中国文化底蕴的典籍英译到英语世界，既满足了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又符合中国政府增强中国在国际上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方针，可以得到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机会。

二、中国翻译家：21世纪中国典籍英译的主体

21世纪中国典籍英译既需要西方汉学家的鼎力相助，更需要中国当代英语学者和翻译家勇挑重担。明末清初以来，西方译者英译中国典籍已有近400余年的历史。纵观中国典籍英译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翻译都是由西方汉学家完成的。以几部在中国影响深远的文化经典的英译为例：《诗经》、《庄子》、《论语》、《道德经》这些中国典籍的具有影响力的英译本大部分是由西方汉学家完成。中国典籍英译史上最负盛名的译者大部分也是来自西方国家，如理雅格（James Legge）、韦利（Arthur Waley）、霍克思（David Hawkes）、瞿理斯（Herbert Giles）、高本汉（A．C．Graham）、庞德（Ezra Pound）、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华兹生（Burton Watson）、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白之（Cyril Birch）等等。可以说，西方汉学家在以往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过程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进入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日益加深，更多的中国文化典籍将被译介到英语世界，此时，西方汉学家在中国文化典籍英译过程中仍然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政府相关部门也应该采取相关措施，鼓励西方开明汉学家以公正的态度多多译介中国文化典籍。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和中国翻译界应该呼吁称职的中国英语学者和翻译家投身入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并采取相关措施培养典籍英译人才。之所以号召中国译者英译中国典籍，是基于如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由中国译者英译的中国文化典籍会比西方译者英译的中国文化典籍更准确。中国译者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长期浸润在中国语言文化语境当中，翻译时能够从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正确理解原文，而西方译者由于缺乏对中国语言文化的长期亲身体验，翻译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误解、曲解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弊端。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郭实腊将贾宝玉译为“Lady Bao Yu”、阿连壁将“涂鸦”译为“draw pictures of crows”等等。此外，中国译者英译中国文化典籍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因此，他们翻译时能够做到忠实传达原文内容，尤其是忠实传达原文中的文化成分，而西方译者英译中国文化典籍可能还有其他的目的，再者由于受自己所处文化立场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翻译过程中会有意识地进行跨文化操纵，结果导致中国文化经典在翻译过程中的扭曲和变形。早期西方汉学家英译《聊斋志异》时所进行的跨文化操纵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二是由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和中国译者参与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会比西方译者从事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更加客观、更加系统。西方译者对中国作品的译介有他们自己的取舍标准，由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西方译者对中国文化作出的判断和评介很难做到全面、系统和公正，他们所选译的作品也很难代表中国文化的全貌。这种例子在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史上并不鲜见，许多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无什么影响，并不能典型代表中国文化的作品，却大受某些西方译者的青睐，被大量译介到英语世界，这些翻译作品的总和就构成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总体印象。这样一来，将对对外传播中华文化产生不好的影响。《金瓶梅》的英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杨牧之先生在《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总序里的一段话十分鲜明地点出了西方译者翻译中国典籍的弊端：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系统、准确地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翻译成外文，编辑出版，介绍给全世界，是几代中国人的愿望。早在几十年前，西方一位学者翻译《红楼梦》，书名译成《一个红楼上的梦》，将林黛玉译为“黑色的玉”。我们一方面对外国学者将中国的名著介绍到世界上去表示由衷的感谢，一方面为祖国的名著还不被完全认识，甚而受到曲解，而感到深深的遗憾。还有西方学者翻译《金瓶梅》，专门摘选其中自然主义描述最为突出的篇章加以译介。一时间，西方学者好像发现了奇迹，掀起了《金瓶梅》热，说中国是“性开放的源头”，公开地在报刊上鼓吹中国要“发扬开放之传统”。还有许多资深、友善的汉学家译介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在把中华民族文化介绍给全世界的工作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或囿于理解有误，或缘于对中国文字认识的局限，质量上乘的并不多，常常是隔靴搔痒，说不到点子上。⑥

此外，西方译者英译中国文化典籍基本上是单兵作战，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和兴趣选择翻译作品，缺乏系统性。而如果由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组织中国译者进行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则可以避免上述问题出现。首先，所选原文经过国内专家的坚定，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国优秀文化，不会出现“鱼目混珠”的现象；其次，翻译选材可以做到有系统、有计划，避免盲目性。这方面，由中国外文局主持的国家图书出版规划的重大工程“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三、异化：21世纪中国典籍英译的主要策略

21世纪中国典籍英译应该以异化翻译策略为主，这是由21世纪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目的所决定的。在提倡文化多元化发展的21世纪，无论是西方汉学家译入中国文化典籍，还是中国英语学者和翻译家译出中国文化典籍，其主要目的是向西方世界介绍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让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国。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采取以源语文化为取向的异化翻译策略，而不能采取以目的语文化为取向的归化翻译策略。归化翻译策略遵守英语文化的主流价值观，采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进行翻译，容易造成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在译文中被掩盖，甚至由于译者用英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汉语文化价值观，造成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信息失真，抹杀了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这很难实现向西方世界介绍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而异化翻译策略不以英语文化的主流价值观为标杆，提倡采用在读者眼中有欠通顺的抵抗式翻译，以保留汉语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异国情调”，揭示汉语和英语之间的文化差异，这样可以向英语读者展现真正的中国文化，从而很好地达到拓展英语读者的视野，加速中西文化交流的目的。总之，异化翻译策略比归化翻译策略更有利于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华文化，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英译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福娃”最初的译名是“Friendlies”，是一个归化表达，之所以这么翻译，其初衷可能是为了照顾英语读者的接受习惯，采用“地道”的英语表达。可是，这个译名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不但国内学者认为它既有错别字之嫌，又丝毫体现不出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就是国外的读者似乎也不买账，有人通过互联网对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一些学者们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他们似乎并不认同“Friendlies”这个译名。有的认为“用‘Friendlies’是个错误”（it is，of course，wrong to use the word friendlies）；有的认为译文“没有清楚地表达出原文的意思（not convey a very clear impression of what is actuallymeant）”；更糟的是，有人竟然对这个译文付之一笑（Ihave toadmit thatseveral foreigners I know have laughed at the name“Friendlies”）。2006年10月，北京奥组委将“Friendlies”改为“Fuwa”，用异化译名替代了归化译名。“Fuwa”很快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认可，并且随着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中国文化外传的又一成功案例。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