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岩（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郑州 450009）

论《边城》和《千江有水千江月》中的美

□周 岩（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郑州 450009）

文化美 女性美 爱情美

沈从文的《边城》和台湾女作家萧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皆充满淳朴浓郁的乡土气息，犹如古朴典雅的诗歌，为我们构建了清纯透明、至真至善的美丽世界。本文从文化美、女性美、爱情美等三个方面探索它们的美，体会作品背后所蕴含的作者重塑民族精神的愿望。

创作于1934年的《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在《边城》中他以独特的视角，含蓄、淡雅的笔调描绘了一幅理想化的社会图景，揭示了“一种健康、优美、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形式”。台湾女作家萧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为我们再现了一个人性美、人情美的纯然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两部作品皆体现了作者试图在世俗的尘埃中寻觅我们民族文化传统几近消逝的美，用传统文化中人性的精华来重塑我们民族新的文化人格，蕴含着作者改造民族精神品德的理想。

一、文化美

文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形态，文学的文化意义与人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存意义、人与人的交往沟通境况以及人所憧憬的理想密切相关，即与人的精神关怀密切相关。《边城》和《千江有水千江月》都以传统文化之美来展示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他的内在精神已渗透到炎黄子孙的血脉中，无声无息地发挥着无比浓重的力量，其影响是弥久深远的。两部作品弘扬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和文化传统。

《边城》反映的是湘西边远小城茶峒镇的社会人生风貌，作者将自己的人生理想诉诸这块圣地，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阶级差别。无论是船总顺顺，杨总马兵，老船夫，翠翠，还是水手，妓女，他们都可以和谐友善地生活在一起。这些普通人物身上透着人性中最本真的自然、率直、纯情。船总顺顺家境富裕，却慷慨大方，乐于助人。他从不盛气凌人，而是很体恤乡人，给贫困的老船夫送白鸭、送粽子，热心为老船夫料理后事。老船夫与人为善，宽厚热情，重义轻利，“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乘船过河人有时留一把铜钱给祖孙俩零用，老船夫则总是认真地一一退回。当年追求翠翠母亲而遭拒绝的杨马兵，在老船夫去世后，陪伴并保护翠翠。作者笔下的每个人都那么忠厚热忱，知情晓义，无不体现着传统文化中人性之美。

《千江有水千江月》同样诉说着传统文化之美。文中谈到贞观的外公处事行事非常宽阔余裕，当他碰见摘瓜的阿启伯时，尽量躲避他，怕当下撞见自己难堪。贞观的大舅早年被日本征兵到南洋，十几年后归来。除了伦理亲情和故土之外，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促使他在历尽千难万险之后仍就找着路回来，“这力量在我血脉里流；不止大舅和我，是上至外公、阿嬷，下至银城才出生廿天的婴儿，这一家一族，整个是一体的，是一个圆，它至坚至韧，什么也分不开”，即使是死去的人“仍是这圆的一周一角，仍然同气同息”。大舅是这圆之中“强行被剥走，拿开的一小块，尽管移至他乡繁殖、再生；然而，若是不能再回到原先的圆里来”，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快乐起来。这就是中华民族强大的吸引力，向心力和文化聚合力。与西欧文化追求个性精神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以群体为本位，彰显集体意识，人际关系重人伦亲情，更富有人情味。文中还有不少对于台湾地区风俗民情的描绘和渲染，在情和景的交融中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深邃和厚重，这“不仅增强了作品的乡土气息，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台湾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一个支脉的基本特质”①。其实这也是作者在审视自身、追寻民族历史和文化之根。

《边城》和《千江有水千江月》在地方色彩的表现过程中揭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也正是这两部作品之“神韵”。

二、女性美

女性是人类生命之源，并且成为伟大的负载者。人类生命的根本存在在于女人，女性人生作为人类生命形式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并理所当然地成了文学的重要内容。《边城》和《千江有水千江月》皆在传统文化背景中展开了对女性美的描写，寄托着作者的审美理想。

沈从文认识到女性特有的人生价值，所以没有把她们塑造成可以挑起国家民族重任的符号化的人物，他描绘的是她们鲜活的生命，更多地从她们身上发现人性的真善美。《边城》中在淳朴善良的老外祖父的抚育熏陶下度过了15个春秋的翠翠，犹如深山流出的一线清泉，清纯透明，天真活泼。她坐在门外大石头上用棕叶编蚂蚱、蜈蚣玩，带着黄狗在溪边看各路渡河人的新花样，到镇上看捉鸭子比赛，单纯得甚至如孩童般透明。翠翠喜欢看扑粉满脸的新嫁娘，喜欢把野花戴到头上去，还喜欢坐在岩石上向天空的一片云、一颗星凝眸。她“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充满着生命的灵性。翠翠的美，不仅是茶峒古风的延续，更是人的本能欲求与社会道德要求的完美结合。翠翠这样一个纯美少女形象提供了典型的湘西人生形式，作为美的意象，她是作家审美理想人格的化身。

《千江有水千江月》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月般的女性世界。她们宁静、和平、执著，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外婆从小就告诫贞观“才不足凭，貌不足取；知善故贤，妇女唯有德”，德性好是判断一个女性的标准。这个家族的女性也基本上遵循着这样的传统道德规范。贞观的母亲严守男尊女卑的观念，不准贞观将衣服和弟弟们的一盆洗，禁止贞观跨过弟弟们脱下的鞋；丈夫去世之后，她整理好他的遗物，仍然对他敬重有加。二姨从一而终，虽然时光都过去二三十年了，还苦苦不能相忘对她尽情义的丈夫，“钟情怕到相思路，盼长堤革尽江心，动愁吟，碧落黄泉，两处去寻”，他们夫妇二人“相互是花蕊、春天，都为对方展尽花期，绽尽生命”，自是无法向往。大妗的宽宏大量，心无芥蒂更是令人敬重，对丈夫已经超乎夫妻情义，而有姐弟之情，爱情化为浓浓的亲情，虽然丈夫已另有家室，“也还是人世长久不尽，即使相忘于江湖，也是千山同此月，千江同此水”。大妗最后出家成全了丈夫。这些女性均遵守着传统的伦理秩序、道德观念，因为情义甘愿终而一生为一人一家燃尽自己。女性是母亲大地的象征，萧丽红对她们的书写也体现了其对乡土大地的认同和回归。

沈从文和萧丽红虽然都描写女性的美，但他们的叙事视点是有差异的。沈从文作为一个男作家更多地从外部介入，把女性形象放在了客体和被看的位置，塑造自己心目中的天使形象。萧丽红则从女性的内部经验入手，真正融进女性的生活和内心世界，描摹女性的崇高博大，体现出对女性的理解、同情与赞美。

三、情爱美

在文学创作中，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综观文学艺术的发展史，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爱情的歌吟。《边城》和《千江有水千江月》中的爱情都是真挚淳朴的，注重的是心灵的息息相通，不是现代荤素相加的爱情。

《边城》中的翠翠倾心于“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不惰，不浮华”的二老，做着各种各样的美丽的梦，她因爱情而烦恼忧愁，因爱情而快乐幸福；而二老从遇到翠翠的那一刻起，就钟情于她，他借送酒给老船夫的机会来渡口看望翠翠，到月光照及的高崖上为翠翠唱缠绵的情歌。他们的爱是纯洁自然的，没有矫情和束缚，二人虽然并未终成眷属，但各自都忠贞不渝，坚守着这份爱。沈从文在翠翠与二老身上，颂扬了那种自由、自然、自主的爱情，这也是作者理想的生命存在形态的一部分。

《千江有水千江月》中的贞观和大信的爱情同样纯真美妙。大信曾经谈过恋爱，他了解贞观不愿太快进入爱情的某一种窠臼，“我今番与你，较之从前与那个人的女子，是不一样的……精神是天地间一种永恒的追求”。二人具有“相近的心怀，相似的性情”，追求精神的契合。当二人因为误解而没有真正结合，贞观无法改变心意，在她的感觉里，似乎与他已过了一辈子。“心同地理，一洼地只有一池水，一颗心也只能有一口井。”大信就是凿她心中深井的人，除了她，她永远只是“死水一池，枯井一窟”。贞观在经历过失落的爱情的痛苦后，心灵也得以升华。“怎样的痛苦，怎样的吐丝，怎样的自缚，而终究也只是生命蜕变的过程，她是借此幻化为蛾，再去续传生命”，终于破茧化蝶，达到对爱情的妙悟。

沈从文和萧丽红无意开掘作品中爱情故事的悲剧内涵，只是通过对这样纯洁无瑕的爱情的书写给读者展示了自己的审美情感，意欲创造出一支理想化的田园牧歌，这也正是现代社会的人们所渴望的。

四、重塑民族精神的愿望

沈从文和萧丽红都极力以故乡小镇为立足点，描绘文化美、女性美、情爱美，正是出于作家改造民族精神品格，重塑民族精神的愿望。《边城》和《千江有水千江月》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乡村与都市之间，更多地倾向于传统文化中的乡村，显示出两位作家深深的乡土情结。这与两位作家的生活背景有密切的联系。

沈从文生于偏僻而风景秀丽的湘西凤凰县，他经历坎坷，过早地直面着生活中的阴暗，这反而促使他形成了一种追求人性美好、道德良善的品格。后又走进都市，乡村与都市的双重体验以及“乡下人”和“文化人”的双重身份使他无法真正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宿。特别是都市生活中人际关系的虚伪，传统价值与道德的消失殆尽，迫使沈从文重返精神故乡，立足乡村以批判都市。已成为现代都市知识者的沈从文称自己为“乡下人”，这种角色认同，使他能够更好地在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对立中表现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沈从文主要是从伦理道德角度去审视和剖析人生，用“曲笔”来描绘人的生命受到挤压而变形的痛苦。他通过倾注心力讴歌湘西文化，试图在文学上构筑一座供奉“人性”的神庙，用自己理想中的文化消解堕落的现代生活，同时渴望用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唤起人们对美好人性的追求。正如沈从文在《从文习作集代序》中谈到《边城》时所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在那个近乎残酷的年代，让人们体会到‘爱’，以此来重塑我们民族的品德，激励人们同命运较量，寻求生存与发展的能力，给读者‘一种勇气和信心’。”②

萧丽红1950年生于台湾嘉义县布袋镇，她生长于乡土俚语间，对于中国和台湾的传统体会深刻。母亲的教诲、戏剧的影响和故乡风俗及古籍的熏陶，都是萧丽红灵感的来源。中学毕业之后，她便离家独自到台北工作，但她似乎有一种都市人少有的热情，人虽在台北，但心依然恋栈家乡。她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创作于1980年。70年代前后的台湾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转型期，存在着异常丰富复杂的矛盾冲突。社会的物化和人的异化使得传统的道德精神家园一片荒芜。人们痛感世风日下，急切需要重新构建自己的精神文化。乡土作家逐渐告别现代主义，回归乡土写实。但当时的乡土作家大多以批判视角展现转型期台湾的社会生活、社会矛盾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一系列变化，如陈映真、王祯和等，其社会书写的广泛性、深刻性、尖锐性都比较强。这一时期的台湾乡土小说表现为明显的乡土想象的缺失。与之不同的是，萧丽红在《千江有水千江月》中呈现了一个人性美、人情美、民俗美的古色古香的乡土世界，充满浪漫的家族乡土文化精神。她选择自己的故乡小镇作为故事发生的表现背景，表现中国人的心灵美，因为“人类原有的许多高贵的品质，似乎在一路的追追赶赶里遗失；追赶的什么，却又说不上来，或者只有走得老路再去拣拾回来，人类才能在万千生物中，又恢复为真正的尊者”③。作者通过追寻传统文化的善，唤醒中国人，以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抵抗西方的文化入侵。

乡村相对于城市是比较落后的，但乡村文化却是城市的根之所在，它可以给城市里孤寂的灵魂以慰藉。沈从文和萧丽红都感到了乡村传统文化的失落，他们虽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教育，却无法真正融入城市。正如杨匡汉先生所说：“当人与乡土‘与生俱来’的‘和谐’被打破，现代文明以‘都市’作为指归时，‘乡土’是人们审视自身存在形态、追寻民族历史与文化之根的象征。”④乡土作为家园的象征，似乎有意无意地被作为回归的空间，为疲惫的人们留存一个永恒的归宿。沈从文和萧丽红在他们这两部作品中从道德视角出发，观照民族品德重造的未来走向。

①丁帆:《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页。

②沈从文:《〈边城〉题记》,《从文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本文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③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后记》，台湾联合报社出版,民国七十年修订版。本文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④杨匡汉:《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

周 岩，郑州旅游职业学院讲师，文学硕士。

（责任编辑:水 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