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方 龙丽伟（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石家庄 050016）

文艺复兴时代，人们对于天体的认识主要基于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天动说，认为太阳和其他星球一样都是地球的卫星。这一点授予了人类操控其他生灵的权力，世间万物都在人类的掌控之中。随着航海技术的迅速发展，新地理位置不断发现，哥白尼“日心说”广为传播，这使得包括约翰·邓恩在内的学者们的思想观念也在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天人对应”的观念在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诗歌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和谐成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人所追求的最高理想，这一时期诗歌的文学成就已是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耀眼的一页。而邓恩与同时期诗人相比，又有其独一无二之处。他受彼特拉克诗歌影响，但又颠覆解构了典型的彼式传统，意象的运用与彼式诗人有很大差别，这点已为很多学者论证。但经过对邓恩诗歌文本的细读，人们会吃惊地发现其中曾被忽略的洞察力，以及仍然充满活力的预言性文字：在这里，自然被当作栖息地和分水岭，充满着相互依存的生物；动植物不仅仅是人类生存、愉悦和智慧的供给者，而且是同样对生命有着自主权的伙伴；在这里，语言被编织成各种奇妙的形态，思想和感觉能够重新审视人和万物之间的关系，体会自然世界。

新的天文知识为邓恩的诗歌创作提供了灵感，使之产生了各种新颖别致的奇思妙想。其中对太阳意象的大胆革新尤为引人注目。在众多版本的邓恩诗歌收录中均不同程度地频繁出现了“太阳”这一意象，仅在傅浩整理的《英国玄学诗鼻祖约翰·邓恩诗集》中，“太阳”这一意象就出现了13次之多。

《爱的成长》一诗采用了宇宙隐喻来表现爱情的主题：

犹如，在天穹里，

群星不是被太阳所扩大，而是所显现。

那些增加的爱就像许多层穹宇，只构成一个天，

因为，它们都集中环绕着你。

“群星不是被太阳所扩大，而是所显现”表现了当时新科学对宇宙的新认识，星星的光泽是由太阳所折映的。诗人认为爱情也和“其他万物一样，也是由各种元素构成”。在《上升的太阳》一诗中，诗人将白昼的来临说成恋人在随太阳运转，显然也是受新科学中宇宙理论的影响。

邓恩还曾将俗世中的黄金和太阳等色彩意象巧妙融合，写道：“这三天成了一种矿物；他躺下时全身金黄，但复活时光彩四射……”《升天》中，邓恩借用“太阳”（sunne）与“人子”（sonne）的谐音，大发奇想将太阳比作耶稣：

向那最后的，永恒的白昼敬礼致意

你们，欢庆这太阳，暨人子的升天

你们的正义的泪水，或磨难

洗净，或焚净了你们有杂质的土泥。

在遇难到复活的三天里，正如太阳的颜色一样，耶稣身体的颜色也在转换，死时浑身黄金，复活时又光彩四射。而在他复活时，获得了黄金的特性。

邓恩是玄学派诗歌的代表，他对自然的理解已经突破了形而下的日常思考，而开始形而上思考：太阳是圆形的，所有的教会都是同一太阳的实际光辉，同一个圆的、同性质的部分。所有教会都是平等的，它们共同组成一个圆，合而为一，如果教会合一，人间从此太平。邓恩的一生都充满了对上帝的虔诚之爱，他迫不得已的叛教行为也造成了终其一生也不能磨灭的负罪感。此处我们不难窥见邓恩“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主要体现在两点：其一，天为上帝；其二，天为自然。诗人表现出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类勇敢的探索精神，其根本目的在于使新旧科学的矛盾尽量达到统一，使天人关系更加和谐。

上至太阳、月亮、星体，下至花草、跳蚤、飞蛾，这些自然意象群冲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理直气壮地出现在邓恩的诗歌中，千姿百态却又独一无二、恰到好处。这正是生态主义整体观的一个最基本体现。他不仅关注自然整体，而且关注整体的内部联系。这种关注因其非人格化思维模式而细腻生动。邓恩的非人格化可以分为两类：其一，将人类进行昆虫或动物化。恋人为了逃避人类世界的苦难，享受美好的生活，在邓恩笔下常化为昆虫或动物；其二，将人类喻为非生命体，石头或清泉。

灵魂是一个动物园，这种比喻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第IX卷中，苏格拉底就曾经要求他的老师画一幅多头怪兽或者吐火兽的画像。柏拉图对灵魂的描画在随后的文明史中不止一次重现。在中世纪的寓言中，罪与激情都被描绘成一种特殊的象征性动物。堕落的人类是残忍负面人物的集合体。在书信体诗文“致爱德华赫伯特爵士”中，邓恩把人类比喻成“一个块状物，所有兽类的母胎；/智慧使它成为了适合一切的方舟”。

最典型的莫过于《跳蚤》一诗当中的奇特意象。爱情被比作跳蚤，一对男女通过一种特殊方式结合在一起，跳蚤的体内成为秘密结婚的场所，而跳蚤身体的膨胀象征着妇女怀孕，暗示着肉欲之爱。类似例子在邓恩诗歌中可信手拈来。如在《退克纳花园》中，诗人愿将自己变成一株植物或一汪清泉，试图在花园中寻找永恒的春天和幸福，在他看来，花园是真正的天堂；《封圣》中，诗人愿意将自己和情人变成飞蛾与细蜡烛。在《群落》一诗中，诗人倾诉：动物和鸟类能享受自由的爱情而人类却做不到。在《夜祷，作于圣露西节，白昼最短的一日》中，诗人说道，“如果我是兽，就应该知道自己的去向和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他愿意是棵植物或石头，因为“植物和石头也能爱能恨”，而他什么都不是。在此，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英国诗人所秉承的“人是万物尺度”这一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概念被彻底颠覆。他曾在诗歌中说，“我是一个制作精巧的小宇宙，由四种元素和天使般的精神构成”，又说，人的心灵是上帝伟大的造物之主的缩影，因为人是“大宇宙的缩影”。邓恩的自然空间概念主要体现在他能够把无限大的宇宙世界化为无限小的空间。他在宏观世界、地理世界和微观世界之间所做的类比，建构了一幅超自然的世界图式。

此外，正当文艺复兴时期宇宙结构学家忙于通过图表中的数字呈现出一幅和谐宇宙图景的时候，邓恩却同时利用几何学来象征不和谐原则。他曾在《一周年纪念》中断言：比例已死。“一切都成碎片，一切统一都已过去；/所有的充足供应，以及所有的关系……/……太阳不能/完满地行走一个圆，也不能保持前进一寸/的运行轨道；但是，他不再/从他今天升起的地方/出来，但是沿着一条充满诡计的线路，/偷偷溜到那一点，/就是弯弯曲曲，也要偷偷地行走……/那支撑那一点的两条腿，/那奖与罚都已然破灭。/哦，毫无疑问，/那最美的比例早已死亡。”邓恩大量学习和应用新科学，认同自然的新知识，从中获得灵感，但他并没完全接受文明进程中的新鲜事物和做法，同时认识到了放纵开发自然要付出的代价。这首诗便是最好证明。

很多时候，邓恩的诗歌读上去像是在欣赏一幅线条扭曲零乱的油画，色彩粗糙而不自然。他韵脚不够整齐，显得笨拙。但邓恩对哥白尼学说的认同，他诗歌中基于自然、宇宙的奇思妙喻，他对圆形等几何意象、数字以及时间结构的运用，他的爱情诗中体现出来的女权意识，都表明：他追求人体各部分与灵魂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宇宙的普遍和谐。有学者认为前浪漫主义和前达尔文主义时期的诗歌，尤其是体现神论思想的诗歌，实质上是非生态的，或者说对它们的“生态主义批评”本质上是时代的错误。笔者期待本文能让这些学者重新考虑他们的说法。

[1]Rudd,Gilian.Greenery.Ecocritical Readings of Late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M].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7.

[2]Grierson,H.J.C.Introduction to The Poems of John Donne[M].Oxford:Clarendon Press,1912.

[3]White,Helen C.The Metaphysical poets：a study in religious experience.London:Collier,1969.

[4]Parham,John.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Hampshire,England:Ashgate,2000.

[5]John Donne.英国玄学诗鼻祖约翰.邓恩诗集.傅浩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6]丁文江.玄学与科学.参见郭梦良编.人生观之论战（乙编）[M].上海：泰东图书局，1934.

[7]胡家峦.英国名诗详注[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8]李正栓.《陌生化：约翰·邓恩的诗歌艺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