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凤（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048）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这句耳熟能详的名句背后，郑愁予这个孤独的过客，在长年累月的流浪中承受着被故乡、文化和爱放逐的孤独，“浪子”、“移民”、“过客”等形象成为他孤独感的载体。

一、浪子：被故乡放逐的孤独

余光中曾在《小招·岁末怀愁予》一诗中以“浪子”称呼郑愁予。确实，诗人自小随军人父亲辗转南北，1949年迁至台湾，1968年又赴美留学，后留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三十九年来经历了从大陆到台湾、从台湾到美国两次连根拔起般苦痛的心灵放逐，这种被故乡放逐、孤悬海外的流浪生活，切断了与祖国大陆的血脉之连，使他成了彻底的浪子、游子。

“浪子”意象成为诗人笔下自我形象的反射，“灯”、“归”、“过客”、“旅者”等则成为“浪子”意象的具体呈现。据本人统计，在《郑愁予诗集》（台北：洪范书店，2003年版）所选的诗歌中，在词汇使用上，“浪子”、“游子”共20次，而与浪子有关的意象“旅人”、“旅客”、“旅者”、“旅馆”共12次，“过客”2次，“码头”5次，“月亮”10次，“马”43次，“灯”48次，“归”55次。其中，“灯”与“归”的意象尤其引人注目。“灯”是一个很暖和很温馨的意象，它是海上归来者心中的灯塔，能给流浪的旅人以温暖，给漂泊的海外游子以亲切，越是对它向往，越衬托出诗人心里深深的孤独感，如“谁愿挂起一盏华灯呢？/一盏太阳的灯！一盏月亮的灯！”“所有的船你将看不清她们的名字/而你又觉得所有的灯都熟习/每一盏都像一个往事，一次爱情”，“让我点起灯来吧/像守更的雁”等；“归”更是让每个漂泊异乡的游子心疼的字眼，浪子面对无家可归或有家不得归的处境，他时刻产生归来的渴望，《清明》中“我要回归，梳理满身满身的植物/我已回归，我本是仰卧的青山一列”，《晨》中“以一种惋惜/一种沁凉的肤触，说，我即归去”等，都让人一触“归”字便心襟摇荡。

愁予在被故乡放逐的流浪中沉重地承担起孤独，又把这种孤独感内化，从使用与孤独感相关的词语来看，他的诗中出现“孤独”、“孤单”、“孤”共14次，“寂寞”、“寂寥”、“寂寂”共11次，“悲”字20次，“愁”字11次，语言为孤独感的存在搭起了诗意栖居的家，愁予则在这诗意的栖居中构筑了自己独特的孤独美。

二、移民：被文化放逐的孤独

每个人都有其从属的文化意识形态，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对自己母语文化的依赖，这种依赖是属于一个人心灵与灵魂深处最深的依赖，所以当游子面对异国文化，都会产生深刻的孤独感，这是对文化的依赖心理使然。

愁予从大陆到台湾，从中国到美国，遭遇了生命的“二度流放”。身处台湾，面对大陆，他成了大陆的边缘者；身处美国，面对中国，他更成了中国的边缘者。作为第一代由大陆仓皇赴台的台北人，他心系故国却不能归。他们曾经在大陆上奔赴国难，辗转流落，与这个国家共度时艰。遥远的距离拂不去当初的记忆，但是毕竟台湾是台湾，大陆是大陆，空间的阻隔造成了身份的边缘化；尤其是到美国后，作为美国社会的外来分子和美国文化的旁观者，边缘性的身份更是引发了另一个精神上的认同危机。当诗人远离本土，无论是在台湾还是美国，都有着既不见容于台湾更不见容于美国的文化移民的尴尬身份，这种文化移民身份意味着两方面的边缘化，即空间的和文化的边缘处境，愁予在其作品中满含热泪，开始思考文化在人灵魂深处的烙印与冲击，在多重身份的尴尬境地与文化边缘地带，他以诗咀嚼着边缘境地里的无限孤独。他后期的许多诗“移民情结”非常深厚，大体呈现了美国华裔移民的内心世界，其实反映了移民们对文化迁徙的矛盾心理，以及因空间的阻隔而产生的对故土故人的眷怀与思念。如《山间偶遇》一诗抒写了郑愁予在一次登山中遇到了分别来自拉丁美洲与中东的年轻登山者，他用饱蘸感情的诗笔幽婉而沉重地写道：

我是中国 经验了

所有可能的民族的伤痛

我不再解说使命了 让我

包容和背负你们

在历史一样崎岖的路上一步一步地

走出去吧

在异国他乡，诗人依然不忘自己是中国人，在对故国文化的深深依恋中，诗人满眼热泪地隔着茫茫太平洋，凝视与思索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迁徙与变动。文化移民悲凉孤寂的心态沉重地流淌于诗行之中，《北极光》中“表姊新年穿的花缎袄”“柴可夫斯基……带着一队身穿彩虹的芭蕾女”“许多名字我一呼唤就会跟着我到梦里去……”穿透了异国文化和历史的厚障，回想起故乡的人、故土的情，一种悲戚可感的痛楚从诗行里抬起头拨弄着我们心灵最深处的感动；《青空》中诗人由在加拿大望着青空对“青”的遐想牵到“草”，牵到“对岸”，再牵到“乡愁”，把客居异国的移民思乡之情不禁在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来，显现出另一种客居游子的悲哀与孤独；《梦斗塔湖荒渡》的“后记”里一句“而我辈设居陌地，却连聚骸的沙冢都无”，把移民心绪的悲凉淋漓尽致地宣泄了出来。

浪子都经受着双重的漂泊，不仅有形体的流浪，还有精神的、文化的流浪。因此愁予不仅承受着被故乡放逐的孤独，在与异地或异国文化的冲突中，他还背负起了被文化放逐的孤独。

三、过客：被爱放逐的孤独

弗洛姆认为，个体生命总是渴望摆脱孤独感的，人摆脱孤独感有种种办法，但只有用爱达到的人与人的结合，才是自由独立的个体之间的结合，才是人与人的永久结合，人也才能真正从心理上摆脱孤独感①。人们都渴望以完美的爱情消除孤独，却总因觅而不得或得而复失陷入感情上的无依无靠，更加充满了孤独感。郑愁予作为一个身心都在漂泊的浪子，他在心灵深处有着对爱的需求，有着对异性的渴望，但是被故乡和文化放逐的流浪生活让他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他的爱也成为一种漂泊的爱，一种永远没有归宿的爱，一种无依无靠找不到彼岸的爱。由于流浪，由于生活场所的流动性，他只能承受被爱放逐后的孤独与痛楚。愁予最负盛名的《错误》仿佛悠然而绵长的远笛，回响在我们心中，在这首被誉为“现代抒情诗的绝唱”②里，“东风不来”、“柳絮不飞”、“蛩音不响”、“春帷不揭”等词语满含着思妇的“怨恨”情绪，折射了深深的寂寞与孤独感。其实，人就是因为孤独，才更要寻求理解，寻求爱，越孤独的人越渴求爱。愁予作为一个漂泊的过客，在爱情上更不是“归人”。因为在当时战乱纷纷、人们流离失所的时代背景下，爱找不到可靠的栖所与归宿，战乱让一切的爱与被爱都转眼成云烟，最后只剩下更深的孤独与两颗痛苦的心。正是诗人爱情诗里深刻的孤独感，方能激起读者的共鸣，也许越孤独的人，越懂得爱，因为越孤独的人，更渴求爱的温暖与归属，愁予被广为流传的《水手刀》、《情妇》、《如雾起时》、《赋别》、《小小的岛》、《当西风走过》等都是爱情诗的绝唱，《如雾起时》把那种爱到极致、恋到至深的愁绪展露无遗；《水手刀》则以水手刀的意象传达出一种刻骨铭心、撕心裂肺般的爱的痛楚；《赋别》传达了一种失恋后刻骨铭心的离愁别恨；《当西风走过》中年仅23岁的愁予以“老人”的立场来写一段年轻时逝去的爱情。或想爱而未爱，或爱而未得，或留恋而不能挽回的愁绪荡然于心间，“此情可待成追忆”，爱的孤独揪人心肠。

爱，是一种情感责任的承担，爱到深处更孤独。对于浪子，身的漂泊注定心的漂泊，因此爱也处在漂泊无依的境地。愁予在漂泊的爱中释放孤独，又重新收获孤独，这也许也是他诗歌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对于故乡，郑愁予是个过客，他只能在对故乡的深刻怀念中，抒发一个“浪子”被故乡放逐的孤独；对于故土的文化，他也是个过客，只能在多种文化的夹缝中，诗写一个移民者被文化放逐的边缘心态和孤独心境；对于爱，他也是个过客，只能在爱的渴望与徘徊里，奏响一曲被爱放逐的怅惘与孤寂。正是这诗行间深刻的孤独感，筑就了一道诗人笔下具有“勾魂魄力”的诗歌风景。

① 转引自张蕴艳：《良知：爱的眼睛》，《语文讲堂》，2003年10月，第62页。

② 宁淑华：《现代抒情诗的绝唱——郑愁予诗歌〈错误〉赏析》，《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6月，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