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川平（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050051）

和张艺谋一样，顾长卫也是以摄影起家，《红高粱》和《霸王别姬》等影片的成功亦凝聚着摄影师顾长卫独特的艺术贡献。按照“摄而优则导”的一般惯例，他也转行当导演，导演总揽全局的角色“特权”使顾长卫得以将人生积淀和艺术主张尽数施展出来，他执导的两部作品《孔雀》和《立春》打上了更加鲜明的个人戳记。

《孔雀》是高家三兄妹分而述之又彼此交叉的成长诗篇，一个个浸润着生活质感的镜头将暗流涌动却找不到恰当的喷薄出口的青春梦想，连缀成或浪漫温馨、或激情勃发、或悲愤汹汹的抒情诗。《孔雀》是一部向青春与梦想真诚致敬的作品，也是向失落和破灭的青春梦想庄严致祭的作品，它以轻与重、清与浊、飞扬与坠落等捉对厮杀的人性悖论来呈现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和深刻矛盾，“孔雀”这一形象集中喻示了美丑交织的混沌人生，开屏的孔雀正面展示的是令人目眩神迷的缤纷翎羽，背面则暴露了丑陋不堪的屁股，而且，这一正一反同时存在，分别代表了梦想的华丽和现实的鄙陋，特别是“炫耀”和“藏拙”在“孔雀”身上无法兼得的两难境遇。影片结尾，被生活消磨掉青春火炽的高家三兄妹在动物园漫步，他们依次诱惑、呼唤孔雀一展美丽的长尾，却谁也未能如愿。待他们走远，顾长卫“导演”了一次悄寂的孔雀开屏，开屏的孔雀慢慢转身，露出那个人人试图遮掩的部位，如同每个人身上永难剔除的铭刻着青涩创痛的青春“胎记”。

“孔雀”意象如草蛇灰线，首尾相衔。在高卫红的故事区间，我们看到，无缘当伞兵的她自制了一个降落伞系在自行车后座上，意气风发地啸叫而过，在人流嘈杂的大街上模拟着飞翔的快感。此时的她就像一只开屏的孔雀，拖曳的降落伞就是她借以自炫的长尾，母亲对她这疯狂举动的阻挠，打断了她精神自慰的梦游，随着降落伞的收束，母女都重重摔倒在地，现实显示出硬邦邦的俗陋质地，恰如孔雀有伤大雅的“背面”。作为高卫红梦想象征的降落伞第二次张开是在一个名为“果子”的痞子型青年的车座后面，为了“赎回”遭受奚落和亵渎的梦想，高卫红不惜以自己的童贞交换，为了保护精神维度的完美，这只对自己有着深彻洞察的“孔雀”痛苦地背向了我们，揉皱、破损的降落伞暗喻了主人心灵的累累创伤，从此，它与主人合而为一，从有形的物质层面消隐，飘摇在人物艰难撑起的私人精神空间，它抵御着坠落的加速度，使高卫红的人生在世俗生活强大的重力作用下仍维持了短暂的翱翔、飞翔、滑翔之美。

总体观之，《孔雀》尽呈诗意和华彩的片段多出现在人物的想象中，特别是梦想的幻想式实现和救赎中，它勾勒出生命的“轻”的质地，是飞扬的动力所在。可以说，高家姐弟人人有一顶供心灵逍遥的“降落伞”，那就是威力无边、让美梦成真的自我想象，高卫红幻想自己从职责琐碎的保育员一变而成英姿飒爽的伞兵，她不顾离家出走的弟弟在养老院帮忙寄食的晦暗际遇，向人们宣告高卫强已是一名驰骋海疆的水兵，而因智障哥哥深受拖累和歧视的高卫强则将之“改写”为重任在肩的公安民警，选聘一英气逼人的帅哥做替身专门上演了表现手足情深的雨天送伞一幕。可惜，这些“降落伞”或是主人自知其伪，不敢使之上天，或是被心肠冷硬的观众戳破，使主人出乖露丑。尽管如此，想象对于犹有残梦的人而言，既不可遏止，更不可或缺。影片无一例外以身份置换的方式对三兄妹沉重、破败、残缺、逼仄的现实生活予以想象的破解和补偿，这种处理方式十分耐人寻味，一方面，表明主创人员想象的单一和匮乏，更重要的可能是，它暗示了现实预留出的想象路径本就这么单调和乏味。

在此之下，是大量日常性和凡俗性的细节呈现，汇成生命所必然承受的“重”的主旋律，它如梦魇般缚住了人物的手脚，使之渐渐消磨了向上的志趣和毅力，高家的父母就是屈从于生活重力、匍匐于命运陡坡的一对夫妇，他们为使孩子得到切实的“幸福”，必须把他们变成与芸芸众生共在的社会“常数”，所以，极力压制卫红和卫强的“飞翔”欲望以免他们被世俗生活的万有引力所伤，对脑有残疾的卫国则一路搀扶助其“学步”。卫红梦想的最终破灭在一连串几乎无事却又尽显内心风暴的凡俗场景中次第展开：她在买菜的路上邂逅当年心仪的招兵军官，对方已是一个男孩的父亲，站在街边吃包子，对卫红“你是否永远爱我”的询问感到莫名其妙，未几，他的妻子拎来大捆的卫生纸夹在自行车后座上，一家人离开了。此次“巧遇”刺破了卫红心底已经结痂的伤疤，她一面心不在焉地挑拣着西红柿，一面拼命抑制着翻滚上涌的悲怆，剧烈的痛苦使她依然秀丽的脸庞发生了可怕的痉挛和变形。主人公曾经惊心动魄的青春悲剧被小心掩藏进渐趋中年的平和之中，导演精心安排了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并以“立春”的临近激发观众对未来的模糊期待。

《立春》可以看作《孔雀》的续篇，王彩玲与高卫红在“活法”上有明显的亲缘性和契合性，或者说，顾长卫在异时异地以王彩玲的名义重新演绎了高卫红的人生，两者的同构特征不言而喻，她们都来自封闭、沉闷的小城，都热切向往并苦苦追求“在别处”的理想生活，对王彩玲而言，就是调往北京的国家级艺术院团，实现在世界级舞台上一展歌喉的梦想。与高卫红一样，王彩玲清新、脱俗的梦想碰到了与之毫不兼容的现实环境的“厚障壁”，西洋歌剧的高雅艺术在小城观众眼中显得十分触目、“隔涩”，尽显“另类”、滑稽，王彩玲门牙凸出、满布暗斑的奇丑外貌以及绝无转圜余地的执拗脾气，更使之陷入孤傲与凄清发酵而成的窘境。

王彩玲毫无悬念地遭遇到爱情和事业的双重失败，而且生活向她露出更加狰狞的獠牙，当她被黄四宝拖曳着当众羞辱时，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内心创面的剧痛，但这依然没有改变她所认同的爱情标高，她不能像高卫红（后者那段作为改变命运跳板的婚姻也无疾而终）一样、像人们所规劝的那样，随便把自己嫁掉，她以“宁尝仙桃一口，不吃烂梨一筐”的决绝姿态回绝了周瑜“两相凑合”的示好，并用同样犀利的言辞揭穿了同事小张老师以她为霉运的垫底人物、抱着某种不言自明的“优越感”、前来寻求“安全”的同情的隐秘心理，这些都显示出王彩玲执守梦想、坚持原则“底线”的强硬态度和绝不随俗流转的顽强耐力。她的一些“同类”，包括画油画的黄四宝、唱美声的周瑜、跳芭蕾的胡金泉，都因理想的“不合时宜”和不堪重负而最终妥协，他们的纷纷“转向”使王彩玲成为愈加招人冷眼的“孤岛”，继之，高蓓蓓设置的谎言“陷阱”，几乎“掏空”了王彩玲的所有积蓄，也彻底堵死了她完全靠金钱铺设的“进京”之路。

显然，“立春”并没有给王彩玲这只“孔雀”带来实质性的命运转机，“孔雀”型人物的人生困境凝结着深广的社会文化信息，他们的抵御和挣扎，小而言之，是一曲自我拯救的悲歌，大而言之，是关乎文化、艺术以及人类抽象主体挣脱现代社会“铁笼”囚禁的一场无尽救赎。从王彩玲身上，我们看到梦想驻留并滑过精神天空的优美轨迹，顾长卫赋予她更大的柔韧性——一种成熟的标志，作为抵抗庸常、规避平凡的典范人物和真正斗士，王彩玲却给养女起名为“小凡”，这并不意味着她向世俗价值原则的投降和皈依，而是寓不凡的梦想于凡俗人生的应对策略，她紧紧挽住梦想的翅膀，实现了形而上的高雅追求在形而下的世俗生活中的“软着陆”。

影片结尾，王彩玲怀抱做完“兔唇”修补术的小凡，与已有一个漂亮女儿的周瑜在医院不期而遇，这一对曾经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男女略事寒暄，又各奔东西。镜头突然转至富丽堂皇的歌剧院，身着华美演出服的王彩玲在纵情讴歌，字幕显现：“谨以此情此景献给王彩玲”。这是顾长卫的肺腑之言，流溢着他对梦想、对一个个活生生的梦想载体的珍重、呵护之情，并借王彩玲的歌声模拟着梦想滑翔的动人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