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

《创造十年》是郭沫若20世纪30年代初完成的一部回忆录，内容涉及1918年至1923年间创造社的酝酿、策划到现身文坛的重要过程，几年后又推出了《续篇》，内容涉及1924年至1926年的种种情形。无论是就现代文学发生史还是就郭沫若本人的精神史而言，它都可以说是一部经典的著作，不仅详尽地披露了创造社在日本酝酿、成立的诸多“人与事”，从而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线索，而且这些叙述充满了个人丰富乃至复杂的情感，包藏了众多值得咀嚼和回味的“文学性”的信息，在今天，能够将它作为一部“现代文学经典”加以剖析、解读，当会揭开我们进入新文学发生与发展的新的认知角度。

对于《创造十年》的叙述文字，郭沫若是相当在意的。1932年流寓日本的他致信代办出版事宜的创造社“小伙计”叶灵凤，强调此书“要经我校阅一次才可出版”，又有“原稿未经作者同意，不得删改，如有删改版权作废”等严格的要求。①也就是说，这些语言词汇对于准确地传达作者的思想情感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对《创造十年》的解读，就不妨特别留意其中那些具有“提要”性意义的关键词汇。我认为，其中至少有几个关键词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发 端”

这是《创造十年》的“引子”与“前言”，但郭沫若不再像《我的童年》那样设置简略的“前言”，而是隆重安排了一个长篇幅的“发端”②，可见这里要表达的东西对于创造十年的历史追忆是何等的重要。

近万字的“发端”充满了火药味，引发这股怨气的是鲁迅的言论。1932年初，来访的日本朋友K君向郭沫若出示了佐藤春夫编辑的《古东多万》杂志，上面刊登有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其中以揶揄讽刺的口吻谈及创造社的人与事，甚至出现了“才子加珂罗茨基”(日语，即“流氓痞棍”)的判断。呕心沥血、惨淡经营的创造社于1929年2月遭当局封闭，这对于满怀抱负的郭沫若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如今快三年了，又从国内文坛的重镇那里收获了这一番打压，其心情可想而知！难怪一篇“发端”里，怨气四溢甚至怒气冲天，即便是在建国后重新修订的版本里，郭沫若也没有从根本上调整他对已经成为新中国文学偶像的鲁迅的这番不满，并在首页重新加注申明：

这篇《发端》因为和鲁迅的文章有点抵触，有朋友建议删去。但我想鲁迅的《上海文艺之一瞥》既未删改，为了保留事实的真相，我也就把《发端》仍然保留下来。好在我这篇文章是在鲁迅生前写的。我虽然写了这篇文章，并无改于我对鲁迅先生的尊敬。③

除了“对鲁迅先生的尊敬”予以特别的补充外，郭沫若显然愿意“保留事实的真相”，也就是说，对于创造社的事实与评价，他没有丝毫的让步，“发端”是不容更改的严肃的声明。

郭沫若重视“发端”，因为其中包含的是“历史”。在《发端》的结尾处，作者感慨道：

还有，我这《十年》也不好说是历史，因为自来的历史其实就只是小说，是由阶级的立场或个人的私怨写出来的小说。像鲁迅先生的那篇《一瞥》，那才是真正的历史，是上海最近二三十年的文艺史。

后代的文艺史家一定要从那儿取材的，所以我这部《十年》也不敢僭分地说它是历史。

究竟是个甚么东西呢？——说本色些，就说它是一个珂罗茨基的自叙传之一部分罢。④

珂罗茨基(流氓痞棍)之谓固然是反讽，郭沫若“发端”的感慨最终还是落脚到对鲁迅判断的反驳中，为什么需要如此隆重的反驳呢？前面几段文字已经透露出了耐人寻味的信息，其关键词便是“历史”，尽管俨然已经“受伤”的郭沫若是以自嘲的口吻谈论着它。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关国家盛衰，至生民休戚”，这是《资治通鉴》对“历史”的著名的期许。的确，在一个不是以宗教作为最高裁决的国度，“历史”似乎显得格外的重要，它就是我们价值和意义的最后的依托，是一切受难灵魂的最终的安慰，《孟子》有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当然，也可能成为世俗世界的“名利场”的最后的角逐之地，中国文学上的诸多争论，不就包含了许多“进入历史的角逐”吗？

创造社如何“进入历史”，对郭沫若同样是重要的，尤其当“文坛总司令”“、文学的正统”显然对他们“不公”的时候！⑤

一个试图重新书写历史的郭沫若，也就为我们重新“发现”新文学的创造史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纯粹的文学”

郭沫若要重新书写的历史是什么呢？这样的新书写有必要吗？即便是到了今天，在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中，“异军突起”的创造社往往都被视作五四新文学进一步的发展，或者说是五四“文学革命——思想启蒙”的重要“果实”。诚如奠定新中国本学科基础的王瑶先生所描述的那样：“《女神》是‘五四’革命高潮的时代精神所激发的产物。郭沫若早在一九一六年就开始写诗了，但是只有到了五四运动以后，革命的烈火才点燃了他的创作热情，形成了他‘创作的爆发时期’。”⑥显然，这样的“常识”并不符合郭沫若及创造社同人的历史意识，《创造十年》所描绘的五四新文学阵营，就不是这样一个承上启下、挽臂共进的群体，其中充满了分歧与矛盾，创造社诸君不是在“前辈”的启发教育中觉悟而是在怀疑不满中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探索。

成仿吾抱怨说：“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⑦郁达夫则是义正词严“：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至艺术之新兴气远，澌灭将尽。”⑧郭沫若将这些同人的犀利之辞引入《创造十年》，而他自己的判断更是决绝“：那时候的中国那里有甚么‘文坛’？更那里说得上甚么‘垄断’？”⑨

也就是说，当时的新文学一片荒芜，并不存在具有统摄力、影响力的艺术主张和艺术追求，创造社的文学活动同样是新文学的“首创”。

那么，由创造社同人所“首创”的文学有什么特点呢？郭沫若这样描述了他们的构思与设想：

“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

“《新青年》怎样呢？”

“还差强人意，但都是一些启蒙的普通文章，一篇文字的密圈胖点和字数比较起来也要多。”

“……我看中国现在所缺乏的是一种浅近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学杂志啦。中国人的杂志是不分性质，乌涅白糟的甚么都杂在一起。要寻找日本所有的纯粹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艺杂志是找不到的。”

“社会上已经有了那样的要求吗？”

“光景是有，像我们住在国外的人不满意一样，住在国内的学生也很不满意。你看《新青年》那样浅薄的杂志，不已经很受欢迎的吗？”

“其实我早就在这样想，我们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⑩

这是博多湾著名的郭张对话，郭沫若将它称作是创造社的“受胎”。孕育中的新追求应该是“纯粹的文学”，这里的“纯粹”当然不是“非功利”“、为艺术而艺术”之意，它的主要含义应该是“专门性”，即期刊杂志以对文学的专门性探索为目标，在《创造十年》中，郭沫若多次谈及创造社同人如何策划创办“纯文艺刊物”的努力。

“专门性”也不仅仅是一种期刊杂志的功能，也可以是对兴趣与追求的描述。郭沫若为我们讲述的创造社同人的共同经历是：一批留学日本的青年学子如何被迫“栖身”其他学科领域，却又不断表现出对文学本身的无法遏止的热爱。郭沫若“自己本是爱好文学的人，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到日本去学习医科”“，准备学医的人，第一外国语是德语。日本人教语学的先生又多是一些文学士，用的书大多是外国的文学名著”，“这些语学功课的副作用又把我用力克服的文学倾向助长了起来”⑪,成仿吾也“和我一样是在烦闷着的。他为甚么要学造兵科，我不曾听他自己说出过他的理由。但那是很容易推想得到的，那不外是要富国强兵，时代潮流的影响。他后来为甚么又终于把造兵的本职抛弃了，我也不曾听他自己说他的理由。但我想他的文学趣味的抬头纵不是全部的原因，总要算重要的一个”⑫。

无论是自我描述还是分析他人，郭沫若都将他们对文学的痴迷与“时代潮流”区别开来，以突出其性情自然生发的特征。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也的确证明了此言不虚。郭沫若与创造社作家的留日生涯中，文学之于他们的实际意义已经较鲁迅一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寿裳的著名回忆是：

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

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⑬

这充分说明了鲁迅走向“文学”背后的更大社会文化关怀。虽然创造社青年中的一些人依然与鲁迅一代人一样，都经过了一个由“国家社会关怀”转向“文学”的过程，但是，对于许多创造社青年来说，这种转向更像是顺应自身本性要求的“感性的回归”，这就是郭沫若一再强调他们个人的追求如何离开“时代潮流”的原因。创造社青年满怀感情地拥抱着文学，伊藤虎丸借用日本社会的代际分类，将他们比作大正时期的“文学青年”群体，可以说是比较准确的概括。

在创造社这一代之前，虽然梁启超、鲁迅等几代中国学人都深受了日本文学与日本的西方文学的影响，不过，他们在总体上与日本文学本身乃至世界文学潮流本身关系却不明确，特别是就鲁迅这样“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⑭的人来说，其文学世界的建构似乎始终是按照自己内在的社会文化理想模式进行，文学是被纳入其中的。相反，郭沫若等中国的“文学青年”是恰逢其时地遭遇了日本近代文学蓬勃发展的高潮期，“日本社会近代转型期的开始在明治维新，但是日本近代文学的真正成熟却是到了明治末年至郭沫若他们留学的大正时期。这是日本近代文学突飞猛进，甚至让人眼花缭乱的发展时期。各种各样的文学思潮流派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又登场，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欧洲文坛百多年的历史演绎了一遍。”⑮到他们倾情投入文学的浪潮时候，我们可以相当容易地在他们各自的身上辨认出日本文学密切相关的文学精神与具体的师法对象。从总体上，创造社青年从留日体验中获得的文学起步也是相当清晰的，这就是以融合了日本式自然主义与新浪漫主义艺术的自我表现与情绪抒发的文学。如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等人的自传性小说，就与源于日本自然主义的“私小说”颇多一致；在“新浪漫主义”(唯美主义)方面，则可以找到郁达夫、郭沫若、陶晶孙、田汉等人之于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的袭取。

在“纯粹的文学”追求中，中国新文学有了新的“创造”。

“歇斯迭里”

除了描绘“创造十年”的文学过程，郭沫若还为我们展示了在这种新旧交替的时代，创造者所经历的种种微妙复杂的心理考验，其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用词便是“歇斯迭里”。

“歇斯迭里”这种病，在从前以为是女子的专病，但在欧战当时发生了所谓“战壕病”，是对于战争的恐怖使人的精神生出异状，才知道男子也有得这种病的可能。其实广泛地说时，我看一个民族或社会似乎都可以得这种病。

文人，在我看来，多少是有些“歇斯迭里”的患者。古人爱说“文人相轻”或“文人无行”，或甚至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对于文人虽然不免作了过低的评价，但事实上多少也有些那样的情形。尤其在整个民族受着高压的时候，文人的较为敏锐的神经是要加倍感觉着痛苦的。许多不愉快的事情遏在心理说不出来一个烟囱塞满了烟煤，满肚皮氧化不良的残火在那儿熏蒸，当然是要弄得彼此都不愉快的。⑯

在《创造十年》中，我们可以读到郭沫若对自我精神“歇斯迭里”的不少描绘：

住在日本的时候，就像要发狂的一样想跑回中国、就使有人聘去做中学校的国文教员也自誓可以心满意足的我，跑回上海来前后住了三四个月，就好像猴子落在了沙漠里一样，又在烦躁着想离开中国了。⑰

我当时实在是有些躁性狂的征候，领着官费，养着老婆儿子，实际上不外是一条寄生虫，而偏偏要自比屈原。就好像自己是遭了流放的一样，就好像天高地阔都没有自己可以容身之地。⑱

他还重复了自己在剧作《湘累》中的“夫子自道”“：‘从早起来，我的脑袋便成了一个灶头；我的眼耳口鼻就好像一些烟筒的出口，都在冒起烟雾，飞起火星，我的耳孔里还烘烘地只听见火在叫；灶下挂着一个土瓶——我的心脏——里面的血水沸腾着好像干了的一般，只迸得我的土瓶不住地跳跳跳。’在当时我自己的生理状况就是这样的。我在目前也多少还是这样。”

这里的“歇斯迭里”今天通常写作“歇斯底里”，这个词语在我们今天常常被用作贬义，不过，究其病理学的原始意义而言，它并无器质性病变，属于神经官能症中的一种类型，也是对一种躁动性格的描述。它多发生于具有敏锐的感受能力之人，这样的人一般感情丰富、多变，容易感情用事，而且情感反应强烈、夸张，对事物的认识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另外，这种性格容易受暗示，对己对人好猜疑、多心。歇斯底里性格的人还有过多的幻想，看重自己的才能或美貌。精神分析学认为，歇斯底里往往又与外部世界的压力有关。歇斯底里症的创伤理论指出，每个人均蕴藏着一些必须寻找出路的心理能量，它们遇到矛盾时就会导致病理症候。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就是从这一思想出发而发展起来的。

从民族文化的生存背景来说，焦躁是20世纪中外文化巨大冲突的结果。我们承受了“现代化”理想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巨大压力，而内部的社会格局、政治体制与外部的民族关系又进一步加强了这样的压力，这都不断造就着焦虑不安、无所适从的现代民族性格与精神气质。在郭沫若的文字中，我们读到了日本的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成金”(Narikin，意思是“暴发户”)风潮的诱惑，也读到了民族歧视的屈辱；读到了文化创造的热情，也读到了资本的无情与压榨。如果说“歇斯迭里”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精神疾病，那么它也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世纪病”。但是，与梁启超简捷地将个人与自我的问题纳入到国家民族的命题中加以论述不同，也与鲁迅从个人与自我出发，努力发掘其中的社会意义不同，在郭沫若关于自我困扰的谈论中，我们读到的多是一个青年学子人生飘忽、生存艰难、性情不定的“本身”，郭沫若是在人生的波澜起伏中返观自我，窥视和描述自己内在的精神状态，他显然对自我精神的结构及其流动发展更感兴趣，到了郭沫若这里，作为个人与自我的描述的心理学意义，才真正出现了。

在这个意义上，郭沫若的《创造十年》既是中国新文学创造的“白皮书”，又是一代中国青年学子的自我精神“忏悔录”，其中心理现象的丰富性足以成为对当时中国青年进行心理分析的重要文本。

① 郭沫若：《致叶灵凤》，见《郭沫若书信集》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80页。

② 自传《反正前后》也有“发端”在前，但仅仅只有两页半，不过此文的1/8。

③ 此注加于1958年《沫若文集》第7卷，后编入《郭沫若全集》。

④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⑤ 郭沫若在文中命名的“文坛总司令鲁迅”、“文学的正统”文学研究会等，固然是一种不满的揶揄，但也可以从中见出他对这些“把持文坛”、书写历史(所谓“后代的文艺史家一定要从那儿取材”)者的隐含的焦虑。

⑥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修订版，第76页。

⑦⑨⑩⑪⑫⑰⑱ 见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1、82页，第 135 页，第 46、47页，第 72、66 页，第 83、84 页，第127页，第79页。

⑧ 原载《时事新报》1921年9月29、30日，见《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页。

⑬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9页。

⑭ 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

⑮ 蔡震：《文化越界的行旅》，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⑯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