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锐

在众人的期待和祝福声中,今年57岁的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于5月3日正式走进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总部大楼,出任IMF总裁特劳斯·卡恩的特别顾问这一要职。朱民的履新既是中国公民在IMF历史上获得的最高级别任命,同时也给人们对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的未来影响权重制造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美利坚的10年磨练

在2010年苏黎世“全球经济展望”论坛上曾出席过这样饶有趣味的一幕:当日本部长走上主席台时,几乎所有的与会佳宾都提前戴上了同传耳机,而接下来印度计划委员会主任准备发言时,听众又不约而同地取下了设备,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印度人的英语表达能力非常棒。但轮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登台演讲时,会场又一次哗啦啦响起设备调试声音。然而这回他们彻底错了。朱民流利的英语演说让所有参会代表不约而同地放下了同传耳机。会后海外媒体几乎给出的一致结论是:朱民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官员不擅长英语的印象。

当然,10年美国的生活经历给朱民造就的显然不只是标准而流畅的英语表达能力,更重要地还有穿行于多个国际经济机构中所累积起来的工作经验以及独特的人脉关系。而正是这种国际背景才使朱民在多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并最终被卡恩选中。公开信息显示,作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朱民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仅在留校任教三年后,朱民就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公派美国留学的机会,并先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和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之后,朱民进入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政策研究所,并以副研究员的身份承担和负责许多重大课题的开发与研究。1991年,朱民调任世界银行并担任该行政策局经济学家6年,其间于1995年兼任联合国开发署“中国21世纪议程”外方首席顾问。

值得注意地是,朱民在读博期间曾师从——保罗·沃尔克,这位国际金融界的传奇人物曾在卡特和里根总统任上担任美联储主席,其不仅被看作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思想家之一而受人推崇,而且被国际金融界看成是正直的领袖而为人尊重。用《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就是,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沃尔克是一位从不谋求聚敛个人财富的罕见的金融巨人,他的最大目标就是为公共利益殚精竭虑地做好工作。也正是如此,黑人总统奥巴马上任之后将白宫经济特别顾问的要职留给了沃尔克。显然,作为学生的朱民除了追随老师的思想之外,也从恩师的身上学到了做人处世的品质与德行。而这也正是其作为一个国际金融机构的高官所不可或缺的。

从总经理到副行长

作为全球央行的央行,IMF要求自己的高官都必须熟稔金融市场以及具备相当丰富的金融管理经验,而恰在这方面,朱民显得游刃有余。

1995年,时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司长楼继伟(现任中投董事长)和时任国家体改委国际司副司长曹远征去美国访问,与老朋友朱民会面并言谈甚欢。听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乐观前景,以及当时国家急需经济人才的现实,朱民当场就表示,自己想回国效力,拜托两位老友代为转达。

朱民的要求很快获得了回应。鉴于他有着丰富的国际银行工作经验,中行首先向他抛出了“绣球”,而且归国后的朱民获得了大展拳脚的机会。1999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中银香港重组上市计划,中行成立中银重组办公室,朱民担任办公室总经理。这一次,朱民的主要搭档正是自己的老朋友曹远征(1998年国家体改委撤销之后,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的博士,曹远征也来到了中行工作)。

从现在看,可能很少有人能体会那种受命负责中银香港重组的难度。由于历史的原因,中行以前在香港的各机构所有权结构复杂。这些机构当中,4家在当地注册,7家在北京注册,1家是总行在香港的分支机构。在当地的4家机构又通过9个基金公司间接持有。更为令人头疼的是,重组牵扯不同地区的法律法规。曹远征将这些细节比作串联电路——任何一个细节没过关,灯泡都亮不起来。不过,极具耐心的朱民和同事们一道毅然扎进了这堆“乱麻”之中,甚至一度三天三夜未曾合眼,最后,整理出的成文的文件达20多吨。更为严峻的现实是,2002年正是全球经济低迷和股市异常动荡的年份,很多人对于中银香港的重组和上市并不乐观,但最后朱民还是如期完成了任务。及至中银香港上市当天,港股狂潮涌现。成功无疑奠定了朱民在中行的位置,两个月后,朱民被擢升为中行行长助理。

同样的故事在一年之后再次发生。2003年12月,中央汇金公司向中行和建行注资450亿美元,中行重组大幕正式拉开。而在这幕大戏中,朱民担当起了中国银行集团重组和150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的大任务。三年之后,伴随着中行重组的精彩谢幕,朱民被提拔为中行副行长,主要负责集团财务、司库、内控、法律合规、战略和研究。

为外界异常敏感的是朱民于2009年10月辞去中行副行长转而就任央行副行长的消息。有媒体当时注意到,央行已经有苏宁、胡晓炼、刘士余、马德伦、易纲等五位副行长,年龄分别为62岁、51岁、48岁、60岁、51岁,而央行一年多前公布的关于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等新“三定”方案规定,其仅有四位副行长编制。于是,外界一致推断朱民出任央行副行长只是一个过渡性安排。不仅如此,按照国际惯例,派驻IMF的中国执行董事为司局级,如现任中国驻IMF的执行董事何建雄,就曾担任央行国际司副司长,中国驻IMF副执行董事,而朱民升职之后,如果最终代表中国就任,其职位显然在高管级别——朱民在任中行副行长期间,官员序列为正司局级,而央行副行长为副部级。一时间,“中国崛起的保送生”、“中国声音的金融代言人”等溢美之词开始涌向朱民,并一直蔓延至一年后卡恩正式宣布任命的消息才有所平息。

实际上,中国官方当时对朱民即将任职IMF的消息采取谨慎性处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一方面,如果在朱民的任职上对IMF 任何重大行动拥有否决权的美国最终投了反对票,朱民的任职就会受阻,因此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必须私下取得与美国的沟通并争取到它的支持。另外,如果提前曝光朱民的去向,或将引起金砖四国中另外三个国家的心理失衡和不满,如果俄罗斯、印度、巴西三国联合,并在IMF投票份额争取到15%的搅局当时并非难事。中国政府必须要与这三个国家进行沟通。

值得披露的信息是,朱民早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就出任上海市体改委和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而且短期内还担任过汪道涵(时任上海市长和市委书记)的秘书。也正是基于此,卡恩对朱民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朱民具有丰富的政府和金融部门工作经验。他将发挥重要作用,与我和我的管理团队一道应对所有成员国未来面临的挑战,并加深基金组织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了解。”

喜欢经济学家的称谓

学者出身的朱民尽管担任了国内金融机构高官但依然没有失去勤奋、敏感的自我本色,因此在许多的场合,当有人称他是银行家时,身材高大、脸上始终微笑的朱民总是说,喜欢人们称自己是经济学家。

扮演经济学家的角色对于朱民来说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欧元的诞生到国际金融大势,从中国的宏观经济到金融改革,朱民的学术研究不仅从未间断过,而且其研究成果极具穿透力和前瞻性。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朱民就对全球经济的“过度金融化”提出了预警;金融危机爆发后,他还在多个场合反复阐述金融衍生工具过度泛滥的危害,主张“去杠杆化”。不仅如此,在去年出版的一本名为《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的著作中,朱民对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进行了完整分析,并预言“后危机时代”的世界格局——“危机远远没有结束,旧世界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