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对“曲学阿世”这个成语,我一向表示怀疑。世者,世人、时尚也。世人有穷有富;时尚有实有虚,就算你把学问“曲”到了比柳枝还柔顺的程度,也未必“阿”(迎合)得过来。

说到底,“曲学”是为了阿谀两种人:一是权人,一是富人。“曲学”阿权,历史上比比皆是。汉朝建立之初,诸子百家都有相当的影响,儒家比较强调统治秩序,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儒家的祖师爷孔丘老师发明的,做官的喜欢;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劝告统治者宽厚做人,有利于社会和谐;法家提倡“严刑峻法”,虽然有不教而诛之嫌,但对培养一个社会的法治意识有一定意义,然而,儒生董仲舒偏要“曲解”其他学派的意义和价值,力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此走向一条单行道,导致几千年的黑暗。“文革”时,因为某高层领导喜欢李白,不待见杜甫,为了阿权,写过《甲申三百年祭》的某权威历史学家弄出了一部名为《李白与杜甫》的“学术专著”,里面专设一节《杜甫的地主生活》。杜诗云:“奉乞桃栽一百根。”这位历史学家推断出“桃树发育快,布局宽,一百棵桃树的栽种,估计要五亩地左右”,可见其家庭生活之富有。杜诗曰:“柴门杂树向千株。”此君推导出:“园里有向千株杂树,无论如何,应该是一位庄园主了。”杜诗云:“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位精通文学的历史学家居然推论出“草堂里的竹林占一百亩以上”。时代发展到二十一世纪,“曲学”阿权的人依然没有绝迹。供职于中国最高学府、红得发紫的某经济学家曾公开为官员的腐败辩护说:“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斯托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